四处闯荡的温州人，他们不仅面临源源不断的财富，更有源源不断的麻烦。

        

魅惑的迷雾

        北京大红门，曾经一度是温州人的天下。几个月前，这里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清洗。山雨欲来的气势令素以胆大著称的温州人也心神不定。

        然而，春节一过，大红门又热闹起来。操持着温州方言的人们忙着收拾房屋、张罗生意。节日喜庆的延续，让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而不久前对他们还冷冰冰的管理部门此时也温和慈祥起来，甚至连办暂住证都容易了许多。

        不久，丰台区投资的“大红门服装城”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北京市主要领导到场祝贺。在现场，温州人是最受欢迎的客户。

        一个月后，规模更大的温州大院动土兴建。经历突如其来的清理，浙江村以更韧性、蓬勃的姿态发展起来。此后，多年制度建设一度停步不前，但随着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浙江村和政府的关系变得含糊暧昧。虽然有人“咬牙切齿地动议要根除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浙江村，可要进行实际的动作毕竟已越来越难”。

        唐纳·沃许说：“对宇宙需要有的第一个了解是，没有情况‘好’或‘坏’，所以停止做出价值判断；第二件需要明白，事往哪个方向变，操之在你。”看上去，以温州人占多数的浙江帮要在这里长久扎根，至于未来会不会再有波折，谁也说不好。

        就这样，天安门南面5公里，浙江村如一则寓言般“令人难堪”地向着未来奔去。

        春节来临前的几个星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研究部署1996年经济工作。会上，朱镕基总理宣布1996年关于涉外税制的三项重要改革： 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进口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调低出口货物退税率；对加工贸易实行进口料件保证金台账监管制度。

        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得到检验。现在我们的政府不再说 “治理整顿”， 而改了说法叫“宏观调控”。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开好头起好步》：“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各级领导都要减少事务性和应酬性的活动，特别要反对形式主义，精简会议和文件，精简评比、评选活动，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调查研究。”

        政策条例颁布的几个月内，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忙于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思想。官员们放松了对原本决定严格清理的自由市场的监管。

        有人认为他们精力有限，对此无暇监管；还有人认为是《人民日报》社论起到作用，官员们才不敢贸然行动。议论莫衷一是，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 政府高层的决策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浙江村从死寂中缓过气来，展现新生。

        奥运会选拔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男子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即将在吉隆坡打响。200多名温州人订购观赛机票。比赛日，吉隆坡足球场热闹欢腾。自费而来的温州团呐喊助威、声势浩大。国奥队最终败北，但他们着实在国人面前露了一次脸。

        而邻国俄罗斯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东南方的邻居。《论据与事实》周报第9期刊登了一篇充满对比意味的文章《人力车和“奔驰”之间的中国》：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和开放的投资政策。国家自由经济区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摩天大厦、饭店、贸易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像莫斯科练马厅广场那样规模的建筑工程，在中国大城市是家常便饭。街道上不仅自行车多，外国生产的汽车也不少。10年前在中国最常见的进口汽车是“日古利”，现在是“奥迪”和“大众”。文章结尾写道：“看腻了西方怪事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批一批地来到中国。中国新闻界透露，去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实际上，世界面前的中国，如同国人面前的温州： 渐次释放出魅惑的气息。尽管，未来去向何处，谁又能说得清呢？

        

轮回

        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一百个人心中只有一个温州老板。

        世人固有印象，温州人永远是急迫求富。张峰的出现或许是个特例，造“铁马”（摩托车）起家的他在温州非常普通，但极少有温州老板能像他那样的闲情逸致。

        年初，他买下17亩地，成立马术俱乐部。据说此事颇有渊源。多年前，他去兰州旅游，初次骑马便在众人面前重重地被马甩下，大丢面子。数年后，他以“养马为业”。

        此时，一本名为《温州市场： 改革开放的硕果》的书正走红温州。来温州取经的考察者，返程之际都会收到这本书作为礼物。趋之若鹜的考察者来了又走，温州经验也弥漫开来，氤氲成朦胧神秘的想象，反而激起更多人的兴致。

        1996年4月，《经济日报》记者刘彦广乘飞机去温州采访。途中，坐在旁边的一个温州老板和他聊起最近发生的烦心事： 年前，河南某服装店下了10多万元的订单。交货前，对方自信地保证按期付款。直到合同约定的日期，对方仍不肯付款，前两趟去河南都没拿到钱。这次去，干脆见不着人。年轻的温州老板牢骚满腹，抱怨说：“做生意怎么能这样不讲信誉呢？”

        实际上，许多温州老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西山特种陶瓷工业企业集团公司被赊账800万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处要账，收效甚微。总经理谢进兴无奈地说，“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场好，想尽各种手段要货，市场一变，马上翻脸，无一点信誉可言。”

        曾经被人诟病颇多的温州人也开始抱怨别人。如一位温州人所言，“过去，我们遭人蔑视和排斥，我们从中理解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的关系。我们改变了自己。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之后，其他地方在发展经济时，走我们的旧路。”

        心态的变化是一种回归。实际上，温州人的原始积累付出了昂贵的学费。那些看似捷径，可在日后都付出了更多以求弥补的代价。当他们意识到诸如诚信这样的问题并竭力加以改正的时候，温州之外的人们却显得急功近利。

        温州人的抱怨，将经历更长的时间考验后，得以印证。而在此之前，勤奋是他们克服迷茫唯一凭仗的力量源泉。

        19岁的林建芳，坐上北去的列车，到长春推销汽车零配件。“到处雪白的一片，那是家乡看不到的，想想都觉得美。”初来乍到，林建芳对一切充满好奇。很快，他感到了“落差”。

        北国3月，天气寒冷。每天天不亮，他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人地生疏，一连10多天，一个产品都没卖出去。晚上，林建芳走在长春街头，看到家家灯火通明，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可第二天一早，冒着严寒他又走门串户推销。一种浇灌命运而出自本能的追求，竟是如此的倔强。慢慢摸索，林建芳改变策略： 先试用后付钱。产品渐渐打开销路。

        饕餮的时间吞噬一切，林建芳像急速旋转的陀螺，转个不停。他没有休息日，天天骑着自行车推销。每当遭受挫折，他会想起大雪纷飞的寒夜，“温州难得一见白雪皑皑的场面，在长春看雪景也不错”。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林建芳回到瑞安，创办宏达汽车配件厂。因为在长春已经建立起销售网络，汽配厂产品不愁销路。可他不愿意小打小闹，于是厚着脸皮，通过各种关系找上一汽下属企业。凭借质量，宏达汽配厂拿下一汽电阻丝供应项目，后来逐渐发展到雨刷器、玻璃升降器等配件合作项目。到长春发展就是看中一汽集团，林建芳并不知足。

        2000年，一汽进行汽车配件招标。林建芳千方百计获得竞标资格，并着手研究竞标对手的产品性能、价格、特点，不断地改善竞标方案。一个月的准备期中，他兴奋得每天睡不着，最终击败竞标者，进入一汽集团中心采购网络。

        和一汽的合作无形中抬高了宏达汽配厂的身价，其他车企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事业进入正轨，林建芳觉得前途辽阔。

        勤奋的何止男人。温州女人在生意场中的表现早就有目共睹。在奔向苍茫的未来途中，总有一些值得记忆的温州女人。她们胆大妄为，性格直爽。

        众多新注册的公司中，“女强人”名号相当上眼。牌子的主人缪雪峰，从18岁起，跟随两个哥哥制作皮鞋，后来成为鞋样设计师，设计的鞋子式样新颖。

        在亲友支持下，兄妹三人创立“样样红”公司。企业不断壮大，缪雪峰萌生品牌保护意识。夏天，她到市工商局注册企业商标，被告知“样样红”已被抢注。20岁的缪雪峰脱口说出“女强人”三字。就这样，“女强人”诞生。

        张蕾蕾也是一位“女强人”。还在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读二年级时，她就已经展现出不俗的经商头脑。

        夏末，母亲让她陪同，和中东客商谈生意。她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巧妙周旋。价值12万元人民币的订单轻松敲定。中东客人对小姑娘的表现赞不绝口，而张蕾蕾微笑以对。

        然而几个月前，张蕾蕾还对做生意充满排斥。

        上海读书一年，她喜欢上这个繁华现代的城市，最大的心愿是留沪工作。虽然父亲一心想她日后接管家族事业，张蕾蕾心有旁骛。若不是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她的人生或许是另外的样子。

        父母打理的华利医疗器械专门生产动静脉留置针（一种长期留置在病员动静脉内，作为持续注射进行输液、输血的新型套管针），海外业务占公司贸易很大份额。父母不懂外语，每次谈判临时请翻译。一次与外商谈判，父亲将产品报价降到1.70元/支，对方还说价格太高。事后得知，原来是翻译擅自加价到2.00元/支，想吃其中差价。

        家人吃了哑巴亏，张蕾蕾受到极大触动。事后，她正式成为企业“驻上海办事处代表”，全权负责家族在沪生意。

        两年后，张蕾蕾进入华利公司，角色是车间生产工人。从最基本的原材料筛选干起，全面涉及所有工序，几个月下来，她不仅能独立制造一支留置针，还掌握了全部生产流程及工序的关键控制点。她主动提出成立外贸部并负责自营进出口业务，一人独当一面。

        当时的华利公司已是中美合作企业。外方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但和多数温州企业一样，公司管理层家族色彩非常浓。张蕾蕾权衡过后，与父亲商量，让亲戚离开。其父很矛盾，即使内心明白，亲戚情谊为重，觉得难以开口。思虑再三，终于同意。亲戚们天天哭诉，长辈也当起说客。但张蕾蕾意志坚定。多次碰壁，亲戚们渐渐散去，只是逢年过节往来减少。

        摆脱家族制的束缚，张蕾蕾一身轻松。她招兵买马，聘请产品研发和销售人才，打造团队。公司研发出四大系列的动静脉留置针产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医药企业看中留置针市场，他们大肆模仿华利产品。

        2000年，张蕾蕾向相关部门寻求保护，要求上海、江苏、广东、河南等地侵权企业停止生产。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重视，华利多次诉讼均以胜利告终。唯独与上海“金环”的官司陷入泥潭，前后持续4年之久。其间，自知理亏的“金环”曾表示给予50万元象征性赔偿来庭外和解。张蕾蕾觉察到对方别有用心： 一旦和解，意味着自己放弃知识产权，其他企业将跟风模仿，后果不堪设想。

        张蕾蕾执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多次上诉上海市专利局，请求责令“金环”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金环”反咬一口，以德国贝朗医疗产品样本中“理想的动静脉留置针”公开该专利技术特征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 华利公司该项专利无效。

        双方各执一词，事情陷入僵局。官司从上海、温州两地一直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期间纷争不断，直到200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才给这场专利权之争画上句号。

        

品牌雏形

        1996年这一年，是外资品牌的狂欢。

        8月3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报道，这篇《一个经济庞然大物》的文章写道： 中国相对来说仍是穷国，但是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多达两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已有钱买得起各种进口消费品。毕竟改革开放持续还不到20年，中国商业的崛起不足以让国家实现整体飞跃。而传统发达国家对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觊觎良久。开放过程中，海外资本侵吞中国市场，许多民族品牌来不及壮大，翻身落马。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本土名牌被外商收购、控股之后随即被雪藏起来，多年努力化为乌有。

        针对这种情况，香港《信报》用充满悲情的笔调写道： 生产熊猫牌洗衣粉的北京日用化工二厂及另外一些年产5万吨以上的同类主要厂家，都被外商合资控股。广州洁花牌洗发液、上海中华牌牙膏等产品商标易主。国内60家年产5万吨以上的啤酒厂，70%与外商合资，且大多数是国货名牌产家。像北京的双合盛五星啤酒厂被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以60%的比例控股，北京啤酒、杭州啤酒和烟台啤酒与香港中策公司合资，广州啤酒厂被生力牌啤酒租赁，美国AB公司收购武汉中德啤酒，澳大利亚富士达收购了天津渤海啤酒厂。现在，只剩下青岛啤酒厂与珠江啤酒厂等少数几家维持自身独立。大部分电视机厂与外商合资，空调行业正掀起外商收购热。照相机行业中，除上海海鸥几个牌子，其余全部换上洋名字。心有不甘，可实力的差距却横亘在中外企业之间，短时期内如何能轻易消除？而商业民粹主义又怎么能抗衡得了商品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品牌和资本结合掀起的狂风骤雨，本来就应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练。

        不是中国企业不努力，国产品牌也曾扬眉吐气。

        1996年这一年，三九胃泰的广告矗立在了纽约曼哈顿广场；郑州亚细亚的强势似乎宣告本土连锁商厦的回归；长虹打响价格战的第一枪，其结果是——年底国产品牌彻底击溃外国品牌占据了71%的中国市场。然而，短暂的市场优势后，中国企业人发现那些胜利不过是饮鸩止渴般的“惨胜”。无品牌、无技术，将成为日后“中国制造”无尽的伤痛。而与此同时，温州资本暗流涌动，酝酿着联合重组的品牌之路。

        是年，温州遍地丛生的家族企业中出现两个异类： 报喜鸟和庄吉。两者由家族企业演化，最终超越家族企业轨迹，在早已波澜不惊的温州城掀起涛声。

        报喜鸟前身是温州三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型家族企业： 吴真生的报喜鸟服装公司，吴志泽的纳士服装公司与奥斯特服装公司。

        “规模扩大就一定要寻找家族之外的更多经营资源才能做强、做大，股份合作是条很好途径。”吴真生和吴志泽不谋而合。他们注销掉原来的三家企业，重新注册组建规模庞大的报喜鸟。

        就在吴志泽和吴真生运筹帷幄之际，瓯江南岸的一个房间内，密谋悄然进行。乃至于事隔数年，吴邦东仍然清楚地记得： 1996年6月的一天，郑元忠、陈敏和我，三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合办一家大规模的服装集团。

        1996年，郑元忠已拿到温州大学国际财贸系毕业文凭，陈敏正进修浙江大学成人专修班，而吴邦东则取得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管理专业毕业证书。和报喜鸟的故事走向如出一辙，三人商量的结果： 重新注册新集团，组建温州服装界龙头。

        冯仑调侃： 民营企业跟水浒的组织机构相似，大家目标一致，事业就是“排座次，分经营，论荣辱”三关。

        庄吉未能免俗，却顺利过“三关”。论股份，郑元忠理应是董事长，但如他所言：“服装该由懂服装的人做，陈敏是温州服装界数得着的少帅，又是服装商会副会长，3个人里边，肯定他最行，而且年轻。”吴邦东也有同感。

        于是，有了一段庄吉让贤的佳话： 通过发展小股东，郑元忠将自己的股份稀释，使三人股份维持在相等水平，从而由陈敏出任董事长。

        庄吉成立，三人决定走“中间路线”，在竞争较小，利润较大的中、高档服装市场开辟空间。围绕领域，层层推进，独领风骚。

        

充满矛盾的舞台

        1996年，曾任联想公关总经理的陈惠湘出版了《联想为什么》一书，这是第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公司的商业书籍。同年，中信推出英特尔总裁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

        从中关村到硅谷，It产业逐渐炙手可热。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网吧。

        新的商业趋势若隐若现，可这个国家物欲充斥： 经济炽热，人情在冷。

        《深圳青年》杂志记载这样的故事：“警察抓住一小偷，其上衣口袋里搜出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书：‘我已经到了深圳。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很有钱。男的个个手拿大哥大，女的个个穿金戴银，满街跑的都是靓车。’”

        人们睁开懵懂双眼，打量这个乍富还贫的社会。

        价格并轨，以前靠补贴的国营企业，竞争力真实显现： 3万多家国营企业，利润率下降55%。停产，破产，下岗。而中国南方的风潮正劲，农民工、投机者、商人、记者，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赶往深圳。“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加班加点，财源广进。有个东北籍的官员南下任职，一上任就让当地新华社记者大开眼界：“我们东北国有企业，都是被你们这里的小老板搞垮的。”

        1996年9月，京九铁路开通运营。2398公里长的铁路在沿途搅动起脱贫致富的热潮。人们决然地打起行囊，奔赴南国。《经济日报》评价：“京九铁路除了解决当时全国铁路运力不足的问题外，承担的最大责任是扶贫。”

        社会财富以震惊的速度增长，多数人并没因此走上致富道路。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有加重的趋势。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变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京九铁路的开通无疑振奋人心。只是，一条铁路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有待时间检验。

        10月14日，大陆长大的歌手王菲出人意料地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这个国家伟大的领袖邓小平也曾经成为这本全球畅销杂志的封面人物。在改革者的眼中，事件有着更深层面的诠释： 中国与世界越来越接近的一个缩影，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

        “Pop Diva（流行天王）”，《时代》周刊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看起来，美国人好像对中国越来越有好感。中国也沉浸在一种意象的乐观中，所以很少有人会记得就在不久前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耻辱的一幕： 当中国代表团走过主席台时，美国现场解说员大声说：“吃兴奋剂的中国运动员向主席台走来。”

        世界是个舞台，也是个贵族云集的聚会。各国对新近崛起的中国指指点点，褒贬不一。而中国显然缺乏足够的自信： 喜欢看人脸色，害怕受到恶评，对偶尔的赞扬每每回报以好意，却不知这是各国玩弄百年的游戏规则。世界就是如此复杂矛盾，纠缠着情绪和利益。

        12月12日，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年终特稿对这年的中国经济进行粗略回顾： 一些大规模项目取得进展： 2月21日亚洲最大的车站，北京西客站竣工；9月1日京九铁路开通；工期长达17年的三峡水库建设计划（1993—2009年）也迎来工程的关键时刻。水库完工后，将超过巴西的伊泰普发电站，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发电站。此外，超过百万人的移民计划顺利进行。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也出现问题。中国经济的栋梁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按照想象的那样发展。沈阳市上半年有33家国有企业破产，武汉市到11月末为止，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百家……中国首次发表环境白皮书并指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三河三湖的公害情况确实很严重。假冒商品泛滥、偷工减料的工程时有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呈现出的良莠不齐令政府头疼。这一年，GDP增长9.6%。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既抑制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有外国人发文，认为镕基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市场经济有利有弊，政府意图通过行政手段把弊端最小化。精神文明建设应运而生。这个名词此后将被反复提及。

        等到了1996年最后一天，时间急不可待地逼近上午9点，耐人寻味而又意义深刻的拍卖即将在温、杭两地同时开始。拍卖的物件其实并无特别——10柄越王古剑仿制品，仅此而已。

        拍卖首创中国拍卖史上异地拍卖先河。多年后，人们或许已忘记其历史意义，但一个场景定会在现场许多人的脑海中反复闪现： 编号为18的仿制剑最先出场，温州两个竞买人连番叫出高价，杭州方面几乎没有争叫的余地，最后106号竞买人以3.2万元拔得头筹。

        被国人讥讽为“文化沙漠”的温州，展现出强大而不可遏止的文化诉求。

        诉求中究竟包含多少文化成分？不妨再来看看这年温州图书超市开业时的情景： 开业当天营业额达3.6万元，最畅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邓小平文选》；而定价为4800元的精装本的《四库全书》几天内售出22套，购买者多是个人。

        令人惊讶的事情屡屡发生。感觉一夜之间，温州城多出许多书店、报亭，走在街上，每隔几百米便会看见一个书报摊。据传言，一些地区的书店比米店、金店多出近4倍。

        钟声敲响，一只由温州桥头镇农民组成的管弦乐队正在上海音乐厅演奏。悠扬的乐曲声中，所有人都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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