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帮助救活的两位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的外科医生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医生，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和医学界的骄傲。聪明好学，勤奋工作，救死扶伤，他们的创造确有成效。我们招聘来阿格汗大学流行病学研究项目的人员是新近毕业的医科学生和年轻医务工作者。他们也都热情好学，不畏艰难，永不疲倦。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并愿为此而冒风险。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乐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工作。阿格汗大学自成立以来，已办成了一所良好的医学院。培养着优秀的医务人员，但和其他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样，有些学生寻求到西方进修，其中不少入便一去不回。我们则鼓励学生留在国内工作，为国家一片空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开拓工作，从中找到奋斗的乐趣与人生的满足。如果他们去西方作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呢？而在国内，即使只作一名三级护理医生，也能救死扶伤无数。如果有更多的人投身流行病学领域，那么总有一天，落后的事后治疗将被事先预防所取代，从而节约宝贵的医疗资源。使之更好地服务大众。

        在巴基斯坦，对病毒学的研究与实践等于零。苏珊白手起家，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创建了病毒学系。像我一样，苏珊带着年轻人在她的实验室以及我们的公共卫生研究项目领域工作着。我们的规划，从对痢疾、肺炎与肺结核（该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研究，到骨折、烧伤、伤残的治疗，以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济。第一年我们培养了六名学生，支持他们出去独立追踪病毒，其中一名学生，阿米尔·贾伍德·汗（AamirJaved Khan）被派到最偏僻的惮路支山区沙漠，在牧民中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任务很艰巨，但他欣然前往。

        阿米尔在给我和苏珊的报告中说：“1995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惮路支省巴尔汗县的牧民塔吉·穆罕默德（tajMohammed）像往常一样到周围山上放羊，回家后对家人说觉得身体软弱有点发烧。”

        不容置疑，阿米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已通过了赴美深造的考试，但最终放弃移民机会，留在家乡工作。他英俊健壮，有着乌兹别克人的圆脸和闪亮的黑眼睛。在多次大型调查中。他表现出色，包括在信德（Sind）监狱调查艾滋病，以及调查C型肝炎。

        到游牧部落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想法始于我们那次在奎达旅馆中的聊天。当时我因感冒卧床休息。杰米尔汗，沙菲克，阿米尔和苏珊在房间里碰面，谈到了追踪这种病毒。调查是必要的，但是从何入手呢？我突然想到了，说：“牧民。”

        前几天，我们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幽静的庭院里遇到了一位惮路支牧民。他身着传统的牧民服装，头缠艳丽的穆斯林头巾，外罩白色长袍。他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死了很多人。

        阿米尔就是为此前往山区的，他最终到达了一个叫科鲁（Kholu）的山谷。

        在报告中，他写到：“路太难走。从奎达到这里需要走12小时山路。路窄得仅能容身，两旁的山壁伸手可及。没有旅馆，幸好我们找到了政府的招待所。这里人烟稀少，但景色美丽。这里是干燥的山区沙漠气候造成昼暑夜寒，夜里冷到零度以下，白天满是阳光，因此不宜生长粮食作物，蔬菜很少。但山坡上下散布着座座帐蓬，还有骆驼和山羊。惮路支山绵延广麦，延伸到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大片地区。当地人善于编织美丽的挂毯，刺绣也美妙绝伦。”

        “这里缺电少水，更没有油气燃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距此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苏伊（Sui），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气田，但这里的百姓根本享用不到。阿富汗境内的战火近在边境，也使牧民们不得不放弃每年夏天到高地草场放牧的传统，只得在风沙不绝的低地挣扎求生。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象征——可口可乐广告，在这里根本看不到。”

        原始的自然之美与艰难的牧民生活震动了阿米尔。他的同情心与生俱来：乌兹别克人从北方的阿富汗和苏联迁来，紧邻惮路支山区，很多部族有着共同的痛苦命运。

        报告继续写道：“在接下来的两到四天时间里，塔吉·穆罕默德越发虚弱，严重背痛。起初他只想在家休养一下，到了8月28日，他的牙床开始出血，于是家人驱车半小时把他送到巴尔汗镇的公立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毒蛇咬伤，需要抗毒血清，但巴尔汗镇没有。于是他建议把病人送回科鲁，车开出50分钟后，病人开始流鼻血了。

        “8月30日下午两点，塔吉·穆罕默德到乌斯曼医生（Dr。Usman）的诊所求诊。乌斯曼医生检查了病人，并用一种混合草药清洗了出血的牙龈。但是到了第二天，病人开始吐血，乌斯曼医生找来两位同事会诊，三人一致认为是当地特有的小蛇咬伤的，伤口不易觉察。他们为病人注射了抗毒血清，并建议病人到木尔但城（Multan）的大医院就医。但塔吉宁愿回家。不久，他死在了家里。他的兄弟可汗·穆罕默德记起了病人死前身上遍布青紫色斑痕，肚子上有血红的斑点。

        “塔吉·穆罕默德生病时，他的兄弟可汗一直陪伴身边并为他擦洗血迹。在病人死后第二夭，可汗身体发虚，腹痛并出现腹部红斑。背和膝关节也开始痛，但三天后，他康复了。

        “而乌斯曼医生则在9月2日开始发病。虽然他感到虚弱，身体痛，仍抱病出诊。5日一早，他的叔叔注意到他的牙龈流血。鸟斯曼医生才告诉家人自己可能从塔吉·穆罕默德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家人送他到德拉加齐汗（Derangar MedicaICollege）附属医院。等他到达那里，却找不到医生就诊。等他被安排进家庭医科病房时已是6日午夜。他被当作伤寒和疟疾治疗，毫无疗效，依然高烧不退，血小板数仍低落，当时他神志清醒，尚能进些饮食，但从7日早晨开始，直肠整天出血，只好输入五个单位血浆。就在主治医生准备将他转往卡拉奇的阿格汗医院时，他已大口吐血，晚上8点30分，乌斯曼医生在尼什塔医院去逝了。

        “在他去世前两小时内，大约四五十位亲友成群到床前探望（就像在非洲一样，在巴基斯坦，疾病与死亡并不是隐私。床边血迹斑斑，许多来探望的人都接触了充满病毒的血液。遗体被运回科鲁埋葬。五大后，其中的一位亲戚贾旺·沙（Jaw；indShah）开始发烧，被诊视过塔吉·穆罕默德的医生奥兰泽布（Aurangzeb）诊断为蛇咬。疟疾化验亦呈阳性。第二天，病人牙龈出血，被转往德济汗市民医院（IXiKh；1nO、利hospiial）时，血小板数目极低。9月19日上午，他开始流鼻血，并持续高热。当天中午就去世了。遗体运回科鲁下葬。下葬前，他的叔叔阿齐姆汗为他洗了身子。”

        读到这，我们数了数受害人数，10人染病，其中，1人死亡。阿米尔总结道：牧区的虱蝇及其他吸血寄生虫寄生在羊、山羊和骆驼身上，传播疾病不可避免，并完全有可能从木尔传播到卡拉奇，因为两地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而从卡拉奇到欧洲仅为8个小时；到美国13个小时。地理不是保护屏，银行存款也无法让疾病退身。如果我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疫情，西方世界也将难逃厄运。卡拉奇，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前往卡拉奇的市民医院得经过一番努力。狭窄的马路上拥挤着轿车、公共汽车、四轮推车、三轮摩托车以及驴子和骆驼拉的平板车。这条旧的邦达路通往海港和医院，沿途是残墙断壁，摇摇欲坠的危房和四溢的脏水。

        巴兹米医生（Dr.Bazmi）是阿格汗大学专攻公共卫生的小儿科医生，今年30多岁，身材瘦长，为人热情，办事认真。由于多年与贫困和官僚体系作斗争，面容惟淬，虽然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刨建伊始他就前来工作，他还是将这所市民医院视作生身父母，因为他是在那里完成医生培训的。隔些时候，他就回去看看，现在他开着车，看着窗外糟糕的路况。

        “我开车时一向都关上车窗。”

        窗外迷漫着车流排放的有毒浓烟。巴兹米说，人口爆炸导致污染严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海风吹拂带来新鲜空气，长拉奇仍是世界上空气铅含量最高的城市，原因是汽油含铅量高出任何国家。

        市民医院破旧得像一具衣衫槛楼的骷髅，外墙剥落，大厅昏暗，需要重新粉刷。巴兹米说，像巴基坦许多公立医院一样，市民医院这几年快速老比。他认为是医疗体系的毛病。医疗人员的升迁不是凭医术而是靠拉关系。政府没能有效地运作整个医疗体系。医学院不重视预防医学与家庭医学，只偏重培养专科医生，以开诊所为目标。另外，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医疗与教育的预算不足百分之一，而军事预算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另有百分之三十用来偿还外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我们都有，又都解决不好。”巴兹曼说。

        市民医院是卡拉奇成上千万贫苦百姓最后的求医之所，就像金沙萨的玛玛那摸医院，弗里敦的康挪特医院，阿比让的特雷奇维尔医院及基奎特的公立医院一样。基奎特是最近一次埃波拉病毒流行的地方。和无数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医院一样，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回荡着小孩惊怕的哭声和伤病者痛苦的呻吟声。一些女人身着艳丽的传统服装，有的则一身黑衣，都蒙着面纱。男人穿着各异，或身著西服，或传统长袍，头戴围巾。不管何种打扮，这些男男女女都因贫困和疾病来到这里求医问药。病人在这里看病虽不收费，但药费及其他费用还得自己承担。

        市民医院有1700个床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医院。伤寒与霍乱患者最多，说明清洁的用水与饮食没有保障。医院不提供伙食，只能由患者家属带来。

        “这样最好了。”巴米兹干巴巴他说。

        由于资金紧张，医疗用品与血浆来源奇缺，因此针头与注射器被反复使用，血浆未经鉴别就用于输血。卡拉奇医学院的学生最近发起了为贫困病人募捐的活动，“我们感觉，我们关注”的标语醒目地挂在血库的墙上。

        就像非洲和亚洲的超级大都市一样，卡拉奇也是在瞬间成长起来的。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时，卡拉奇还只是一个人口30万的港口城市。现在人口已接近一千二百万，每年仍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着。自八十年代初，人口普查就不曾进行过。该国的政府职位空缺，预算，议会议席的数量都根据部族人口分配。由于部族及各省之间冲突频起，政府不愿意再普查人口。长久不息的政治与民族紧张造成每晚都发生警民冲突，不是受伤、拘留就是死亡。巴米兹把这些称作“低级内战”。这样的暴力冲突在世界新兴各大都市都有发生。暴力是穷人与被压迫者最后的斗争手段。

        在非洲和南美洲上演着相同的悲剧。农民放弃了土地，到大都市寻找工作。作为商业中心，卡拉奇不断吸引着中亚、南亚甚至苏联人前来谋生。无数外来人居住在被你作“蚕食物”的违章房屋里，警察拆了又拆，他们盖了又盖。

        人口的增长和外来移民使早已无法负荷的基础建设更加崩溃了斥拉奇的夜风总是吹来腐臭的气味，因为没有地下管道，阴沟里的污物满街流淌，自来水不能生饮，许多地方仍需卡车送水，因为不是没铺水管，就是“水管侍修”。卫生设施缺乏。粪便直接进入饮水与食物中。居民经常感染沙门氏菌、志贺杆菌、霍乱、伤寒及其他肠道疾病，于是错误地服用广谱抗生素。使得许多病菌产上抗药性。过去十年里，卡拉奇医院最常见的伤寒杆菌。用最便宜的抗生素即可治疗，现在却对两三种抗生素产生下抗药性，同洋，南亚出现的一种霍乱新菌株0139，在卡拉奇用一般的磺胺付它已没有疗效。

        所以，一个牧民又能怎样呢？呆在荒漠的山谷里，连年的战火、讥饿和瘟疫已经使生计无法维持下去了。还是到卡拉奇这样的大都市来碰碰运气，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位于高级住宅区的阿洛汗大学医学院同地处市中心的市民医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它有着亚洲次大陆最完善的设施。全部建材均为大理石、花砖和装饰水泥，十年前兴建时造价高达三亿巴基斯坦货币。尽管医院为穷人设有慈善床位，但总的说来还是面向有钱人，在巴基斯坦，没有医疗保险体系。阿格汗大学设有医学院（医学院还附设公共卫生科学系）、护士学校、教育发展学院及一所私立医院。所有建筑群中点缀着…个个优美的庭院，颇具信德式建筑鼎盛时期的风格。红岩石墙采用沙漠式设计，即使正午，仍能遮阳，患秆和家属常，在庭院中相聚闲聊。但和许多高级医院一样。阿洛汗医院也面临着济世救人与收支平衡的两难困境。这是福利与经济的分裂症，没善良人可医。

        萨庐德·哈米德（Saeed amjd）是个方辞温和的肠胃科医生，曾在英国伦敦读研究生学位。他的低调的态度掩饰不往内心的焦虑，他已认识到他诊治的肝炎虽是重大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其实它包含着更多的经济的与社会的问题。医药条件只是其中一部分问题罢了。他每周有五天带领一群院医查房。

        我们视察的第一个病人是个皮肤黝黑胡子花白的六旬老者，患有严重B型肝炎。这种肝炎和C型肝炎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慢慢破坏肝脏功能。不同的是，B型肝炎有疫苗，问题是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里，疫苗注射尚未开展。这位老人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入院多次，现在只能做保守治疗，抽取腹水，注射100美元一针的白蛋白来提高血清蛋白数。这种治疗也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恨治。萨依德说，这样治疗所花的费用完全可以给50个人注射B型肝炎疫苗。而萨依德不得不给很多这样的病人以如此的治疗。

        第二个病人也是一个晚期肝炎患者。这位52岁的妇女也多次入院，每次都看不同的医生。这是另一个问题。当地居民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不能在发病早期给予及时治疗。第三个病人不仅肝功能衰竭，而且丧失了肾功能。这不是偶然病例。经常输血或洗肾的病人，通过未消毒的针头感染肝炎的机率很大。

        萨依德说：“我们不断告诉洗肾中心要为B型和C型肝炎病人提供不同的洗肾机，尽可能减少传染的人数，但经费不足，洗肾中心只有B型肝炎患者专用的洗肾机，C型肝炎患者没有。”

        这又是一个因穷困而滥用西方科技的例子：公立医院没有肝炎疫苗，却有洗肾设备。

        萨依德和医生们走下楼梯来到急诊室巡视另一个病人，也是一位肝炎晚期患者，两天前入院，现在开始吐血了。这位病人住院后第二天觉得病好了就出院了，回到家立即开始吐血，只好又回来。

        萨依德说：“如果当初他不出院，医疗费会便宜得多。但也不能怪他，在医院每一秒钟都要花钱。”

        距卡拉奇办公楼、银行和精品店林立的市中心几里的地方是被叫作“伊莎纳利”（Essa Nagri）的贫民窟。乌尔都语为“凯奇阿巴地”（Katca John）和沙菲雅·杜利（Safia Dhouri）。夏丝塔29岁，是一位漂亮而精力充沛的社区员工（社会工作者）；50出头的莎菲雅是一位卫生所护士。在巴基斯坦，只有女人才能出入人家做健康检查，男人不行。

        整个贫民窟共有六条土路，路上拥挤着孩子、推车、毛驴、水牛和吸毒者，1987年，社区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土路上流淌着污水和粪便，泥泞不堪，只能踩着木板才能行走。现在，污水和粪便不见了，尽管当街一条小河时时散发恶臭，但路上的木板已经撤掉，露出可以结实地踩踏的硬土。所谓的社区中心不过是座两层的水泥楼，里面仅有几张木桌，几把折叠椅，几个铁皮文件柜和招待来客的茶具。

        最初，社区中心的作用在于宣传保健常识，预防疾病传播；渐渐地，扩展到福利与社区发展上。居民已认识到讲究卫生的必要性。夏丝塔尤其以自己推行的“孩子照顾孩子”计划为荣。由于大人外出上班，年长的孩子就得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喜爱戏剧的夏丝塔采用短剧的形式鼓励孩子们在大人外出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如果说卡拉奇的孩子有未来可以憧憬的话，夏丝塔就是他们的希望。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员太少了。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但直到最近，巴基斯但仍不重视这个日子，忽视艾滋病传播对人民造成的威胁。多年来，我们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一起宣讲亚洲将遭受艾滋病的浩劫，但人们不愿倾听，认为是危言耸听，因为没有足以警醒的迹象。我曾目睹非洲大陆发生的一切，所以不愿看到悲剧在另一块大陆重演。亚洲国家越早采取行动，减轻灾难的机会就越多。1985年，我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向亚洲国家发出这样的呼吁，结果受到泰国代表忿忿的抗议，指控我侮辱他的国家，因为我在发言中指出曼谷上升的妓女与吸毒人数将使艾滋病蔓延。直到1989年艾滋病毒携带者比例激增，才使泰国政府认识到科学家残酷的预言是正确的。

        今天，没有人再怀疑艾滋病在亚洲的扩散了，唯独巴基斯但无动于衷。当局总是说：“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的一项报告宣称艾滋病的感染重心已由非洲转到了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亚洲将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最多的大洲，到下个世纪初，印度艾滋病人数将是世界第一。

        由于极端贫困、暴力与战乱不断，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极，容易崩溃，像柬埔塞、越南和印度这些国家，就是艾滋病高风险地区。到95年底止，巴基斯坦一共公布1500个艾滋病病例，但大家心里清楚，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在巴基斯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文盲，患有艾滋病被视为莫大的耻辱。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为了调查艾滋病传播情况，往往要冒生命的危险。

        有一次，一个艾滋病患者威胁调查人员。如果他再敢踏进他家一步，就让他“身首异处。”他举着阿富汗刺刀，准备时刻扑上来。这种刀是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流入巴境内的。

        即使这样，我们仍不放弃。我们一到阿格汗大学。就开始宣传防治艾滋病的计划，希望阻止病毒的大范围扩散。我们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基金，让年轻的沙拉·贝淇（Sy）的协助，扩充了专业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已能够“训练更多的人员，并在卡拉奇开设艾滋病特殊诊所。”

        “为艾滋而走”的活动是沙拉夫·阿里·沙（Sharaf AlilShah）组织的。他像外交家一样用自己的聪明与热情为活动东奔西走，一方面争取活动经费的来源，另一方面保证活动不违背政治与宗教的禁忌。为了使“艾滋病与人人息舷相关”的观念深入到各家各户，他召集了许多小学生参与活动。艾滋病防治要从小做起，孩子不像大人那样思想僵化他们善于吸收新观念。

        除了艾滋病，灾难深重的巴基斯坦人民还要面对许多“怪兽”，营养不良、污染、文盲与环境恶比。而在这些“怪兽”的后面，隐藏着人口过剩与贫穷两大“恶魔”，这是传染性疾病肆意传播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要想改善人类生存的境遇，就不得忽视这两大“恶魔”。

        当然。人类在许多领域取得突破。科学家把人送上太空，破译人类基因密码，解开物质最小粒子之迷。但我们深信，如果无法解决人口过剩与贫穷两大课题，人类取得的所有成就即使不讨诸东流，也只能造福少数人。现在是人类把言辞付诸行动的时候了，要想降低人口增长，减轻贫苦民众的生活苦难，科学家必须超越国界，真诚奉献所学，并寻求政底间的有力支持，以宽广的视野包容千百万大众的苦难。

        不论是巴基斯坦境内的贫穷牧民和农民，还是我们在书中走访过的几大发展中国家的穷苦百姓，他们生存的选择在哪里？呆在埃波拉病毒和克里米亚刚果热病传播的地方，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还是在充斥污染与暴力的拥挤城市里，承受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而这两个世界正在互相冲撞中。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是进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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