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迈克尔和监控小队开着几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把塞拉利昂东部犁了一遍，他们在糟糕的道路上颠簸，见到村庄就停下，向村民打听情况。他们很快就找到了12个女人显露出埃博拉的症状，其中有一些曾经是小镇诊所的病人，监控小队被迫躲进警察局后，亲人们用摩托车带她们离开。所有女人都参加过麦宁道的葬礼。小队将全部12个女人送回凯内马医院。血样被送进高危实验室，确定均为埃博拉阳性，她们被安置在埃博拉病区的病床上，由“姨妈”和她的团队照护。

        迈克尔·波凯经常和同为监控员的兰萨纳·卡内一起出任务，会说基西语的救护车驾驶员萨尔·纽可尔时常与他们同行。会说基西语的人在村庄里简直是金不换的宝贝。但驾驶员纽可尔也惹出了麻烦。他来自达鲁，这个大镇位于三角洲边缘，与凯内马相距一小时车程，他在达鲁有许多朋友和亲戚。小队很快在达鲁发现了几起埃博拉病例——病毒正在接近凯内马。5月29日，纽可尔驾驶救护车，在达鲁接上了一名疑似埃博拉患者。没有规定要求驾驶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因为他们按理说应该待在救护车内。埃博拉患者由穿戴全套个人防护装备的小队成员经手处理。然而在达鲁接人的时候，萨尔·纽可尔下车去一个人家里探望朋友或亲戚。他显然不想惊吓亲友，因此没有穿戴防护装备。后来他们发现那家有人感染了埃博拉。

        纽可尔在达鲁走进那幢屋子后的第二天，丽娜·莫西斯抵达了弗里敦城外的国际机场，带着27个装满了生物防护装备和医疗物资的大箱子。她申报货物通关，来到机场外的砾石停车区，这儿永远挤满了要帮旅客搬行李的男人，有一辆陆地巡洋舰正在等她。人们围住莫西斯，但她说她一个人就能行，她把那些箱子塞进陆地巡洋舰。车厢里装满了箱子后，她爬上车顶，将其他的箱子捆在车顶上。一群行李搬运工站在旁边看热闹。她把一根绳子扔过一个箱子，拉下来拽紧扎牢。

        “看看这女人的胳膊和肩膀。”一个男人用克里奥语说。

        “哎，看看她多壮实啊！”另一个男人惊呼。他们没意识到她能听懂克里奥语。“她丈夫真是好运气，”又一个男人说，“他有个强壮、肯干活的好老婆。”

        莫西斯对他们微笑。她开心得都快飘起来了。

        几小时后，莫西斯走进拉沙实验室的图书室，见到了罗伯特·盖瑞，杜兰大学的微生物学家，拉沙热项目组的美方总顾问。盖瑞几天前从新奥尔良飞来，带来了大量生物防护装备。他们商量应对策略。她将扮演流行病学和后勤支持之间的枢纽角色，向汗、监控小队和拉沙热病区里的“姨妈”提供帮助。她要保证拉沙热病区的生物防护服和医疗物资的供应，协调拉沙热项目组各个零散部分之间的沟通和行动。拉沙热项目组是塞拉利昂对抗埃博拉的主要防线。

        罗伯特·盖瑞将在实验室里研究病毒。他与胡玛尔·汗和哈佛的基因组学家帕尔迪斯·萨贝提紧密协作。他们计划编配一套血样，采样范围包括埃博拉患者和埃博拉的疑似感染者。通过空运将血样送到哈佛交给萨贝提，萨贝提将在布洛德研究所主持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目的是确定这种病毒如何随着人际传播而改变。

        罗伯特·盖瑞在凯内马的任务是采集和保存血样并将它们送往哈佛，他要在高危实验室内工作。胡玛尔·汗和塞拉利昂卫生部的高级官员心急火燎地想看到埃博拉的测序结果，因此汗和萨贝提打算在卫生部官员的协作下，使用不干扰病患看护的采血方法：研究人员从临床看护中用过的试管里采集血清样本。这些原材料是具有生物危害性的医疗废物。“我们尽可能在采集样本时不留下足迹。”萨贝提后来说。

        罗伯特·盖瑞不但要在高危实验室里搜集血样，还要和胡玛尔·汗一起前往马科纳三角洲各处的社区卫生所。汗和盖瑞还想近距离实地考察情况。莫西斯和盖瑞在图书室商定计划后，莫西斯去将防护服和物资送给埃博拉病区内的“姨妈”。现在病区内已经有15名患者了。病区只有12张病床，不过“姨妈”另外搬了3张行军床进来。随时都会有更多的埃博拉患者送到。“姨妈”和她的护士穿戴全套个人防护装备，加班加点工作，努力跟上进度，而患者在呕吐、腹泻和死去。莫西斯在埃博拉病区的门厅里找到了“姨妈”。两个女人拥抱片刻。5月31日的下午刚刚过去了一半。

        迈克尔·波凯和兰萨纳·卡内坐在萨尔·纽可尔驾驶的救护车里，开进基西-滕酋长领地内一个名叫科卢索的村庄。科卢索坐落于陡峭的山坡上，被一片茂密的森林包围。他们收到消息称有一名被亲友从诊所用摩托车拉走的疑似埃博拉患者在村里死去。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etabiota的一名流行病学家与他们同行，他和另一名司机开另一辆车。他们在村庄附近的森林里停车。驾驶员待在车上做好准备，万一出事可以尽快离开。迈克尔和搭档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庄。他们打听了一番，村民最后领着他们来到一幢屋子，一个女人的尸体躺在一张床上。迈克尔和搭档记得这张脸。她正是亲友们从诊所带走的九个女人之一。她无疑死于埃博拉。

        他们告诉村民，这具尸体非常危险，必须在特别的防护措施之下立刻埋葬。

        这个主意一说出口，村民就变得充满敌意。

        “他们断然拒绝。我们劝说了很久，激烈争吵了好几次，”波凯后来回忆道，“他们根本不相信埃博拉的存在。这次谈话真是不轻松。”

        波凯和搭档在村里待了三个小时，尽量说服村民埋葬尸体。夜幕降临，但几位流行病学家表达得很清楚，只要尸体不被埋葬，他们就不走。最终，两名少年走出来，说埋尸体的活交给他们了。迈克尔和搭档担心两个男孩的安全，逼着他们穿上太空服，当然自己也穿上了。他们用消毒水喷淋尸体，然后将尸体装进生物安全裹尸袋。他们把装进裹尸袋的尸体放在旧门板上，用门板抬着尸体走进环绕村庄的森林，来到村民埋葬死者的地方，他们挖了个墓穴，在防护服里汗流浃背。等他们终于挖完，已经是晚上9点了。森林里一片漆黑，他们没有照明灯。他们几乎看不见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正准备把尸体放进墓穴，突然天下大乱。

        允许他们埋葬尸体是个陷阱。他们忙着挖坑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悄悄摸进森林，藏在墓穴周围的灌木丛里。一声令下，他们开始朝流行病学家扔石块。垒球大小的石块呼啸着飞向波凯和卡内。两个男人躲闪，喊叫，盲目地跑进森林，爬上陡峭的山坡，寻找他们的车辆，那些年轻人紧追不舍，投掷石块。袭击者非常熟悉森林，白色的太空服是绝佳的靶子。迈克尔和搭档不知道他们在朝哪儿跑，在森林里什么都看不见。还好没过多久袭击就停止了，他们甩掉了追击者。

        波凯听见一辆车发动引擎，在通往村庄的道路上呼啸而去。那是Metabiota的人在慌忙逃窜。“他们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了。”迈克尔后来回忆道。他和搭档听见了萨尔·纽可尔的喊声，连忙跑了过去。纽可尔朝他们喊叫，帮助他们找到他，他已经发动了救护车，在路上掉了个头，做好逃跑的准备。他们跑到救护车旁，刚好赶上第二轮伏击。石块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咣咣地砸在车门上。纽可尔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救护车蹿了出去，一块石头把挡风玻璃砸出一个窟窿，另外几块石头砸烂了侧面的后视镜。他们飞也似的开出环绕村庄的森林。

        他们险些死于非命。他们开回凯内马，路上一次也没停车。凌晨3点，迈克尔·波凯回到家里，惊魂未定。他钻进消毒室给自己消毒，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走进客厅。扎伊娜布和他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没有睡觉，一直在等他，他们担心到了极点。扎伊娜布给他留了热乎乎的晚饭，但他太激动了，吃不下东西，于是只喝了几口水，然后尽量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大早，他和队员就要开车返回疫区，继续搜索被埃博拉感染的病人。

        他现在完全看清了症结所在：当地人不相信埃博拉真的存在。病毒就在那些村庄里，而且正在扩散，但只要监控人员前去搜寻，当地人就会变得暴力。他险些在一个村庄里死于非命，现在对局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国家正在走向一场灾难。就他个人而言，他能做的仅仅是继续工作，尽量保证家人的安全。

        罗伯特·盖瑞，杜兰大学的科学家，正在高危实验室内工作，从装过患者血液的试管里采集血样。高危实验室过于狭小，而且设备数量有限。奥古斯丁·戈巴和他的技师用一台PCR仪检测血液里是否含有病毒，区分被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病人和没有被感染的病人。Metabiota的法国科学家纳蒂亚·沃凯埃则用她的PCR仪做平行试验，为了确保每名患者都能做两次埃博拉病毒检测。这么做能降低假阳性结果的概率，错误的检测结果对患者来说是致命的。假如一个人被检出阳性但实际上没有携带埃博拉病毒，这个人被送进埃博拉病区后几乎肯定会被感染。假如一个人被检出阴性但实际上携带埃博拉病毒，这个人被送回家或送进普通病房，就有可能将病毒传给其他人。因此，奥古斯丁·戈巴和纳蒂亚·沃凯埃操作的每次血检都生死攸关。戈巴和沃凯埃，以及他们手下的技师，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处理被感染的原始血样。只要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错误，他们的生命就会走到尽头。在高危实验室工作的这些人睡眠都不足。

        罗伯特·盖瑞需要使用设备，他选择在实验室不太繁忙的夜间工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难以在高危实验室里心安理得地做研究了，因为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无疑是检测血液以拯救生命。不过，盖瑞在几天内还是搜集了49名疑似埃博拉患者的科研用血样。

        他的工作成果是大量装有人类血清的微量试管。血清是金色的透明液体，包含除红细胞之外的所有血液成分。微量试管的尺寸犹如削尖的铅笔头，装载的人类血清样本不比一颗柠檬籽更大。这些液滴每一个都含有几亿到几十亿个埃博拉病毒粒子。新出现的这种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就藏在这些液滴里，没有被解析过，不为人所知。液滴与剂量更大、能够杀死埃博拉病毒的消毒药剂混合在一起，然后低温冷冻。奥古斯丁·戈巴把装着杀灭病毒后的血清的微量试管码放在一个箱子里的干冰上，然后通过国际快递服务将箱子送往哈佛。

        四天后，箱子抵达哈佛西北大楼的萨贝提实验室，研究人员史蒂芬·盖尔穿戴好生物防护装备，拿着箱子走进狭小的生物隔离实验室后打开。样本应该是安全的，但盖尔不想冒险。

        盖尔是个高大而安静的男人，带着某种恪守标准的严肃气场。他带着装有非洲血样的箱子走进生物隔离实验室，箱子没有打开，他意识到他忘了带刀，于是拉开防护服的拉链，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划破封箱带。冰已经融化，但试管依然冰凉，而且显然是安全的：试管的颜色证明血清已经消毒。

        盖尔的第一项任务是从血清中提取病毒的基因物质，同时在所有样本中检测是否存在埃博拉病毒。试管里装着49个人的血样，其中14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凭肉眼就能分辨出来：在这些样本里，病毒破坏了血液，血清显得浑浊，死去的红细胞污染了血清。盖尔忙到很晚，他用离心机旋转所有试管，净化其中的液体。他向样本中加入乙醇和其他化学物质。液体里的埃博拉病毒粒子随即崩解，蛋白质内核四分五裂，内核中的RNA解旋出壳，像不可见的头发似的漂浮在液体里。盖尔用移液器（一种量器，带有按键，用来移取极少量的液体）在试管之间移动液滴。液体里的RNA链条像玻璃丝一样精细而脆弱。随着液滴来回移动，RNA链条被打碎成短链。

        盖尔完成操作，他得到了14小滴透明的水溶液，每一滴都装在各自的试管里。14滴小水珠，来自14名感染了埃博拉的患者，他们全都生活在马科纳三角洲。每个小液滴内都含有大量的RNA断链——这些被打碎的遗传密码来自埃博拉病毒，而这些病毒曾经在14个人的血液里沉浮。试管里有许多互不相同的基因组，因为病毒在增殖时会发生突变。

        第二天上午，盖尔开车来到麻省理工的校园，身边的小盒子里装着14个含有埃博拉RNA的液滴样本。他停好车，拿着盒子走向布洛德研究所。盖尔和一位名叫萨拉·维尼奇的同事与另外两个研究小组一起准备解读RNA密码。这项工作需要好几天，在布洛德研究所内一组玻璃墙壁的洁净实验室里进行。盖尔和维尼奇在液滴上忙碌，几乎没时间睡觉，为送入基因组测序仪处理做好准备，测序仪能够解析从马科纳三角洲采集的所有埃博拉病毒样本。他们首先分别处理那14颗液滴，然后将液滴合在一起，混合来自14个人的埃博拉病毒遗传密码。

        帕尔迪斯·萨贝提与胡玛尔·汗保持联系，向他报告最新进展。他想知道解码的进度和完成时间。知道了病毒的遗传密码，他应该就能确定他在塞拉利昂处理的是哪一种埃博拉病毒，以及它传入人类这个物种后会如何变异。

        萨贝提说他们还没得到结果，不过等实验室解析出病毒的遗传密码，她会立刻发布到互联网上，这样全世界的科学家就能窥见埃博拉病毒群集如何随着时间改变了。假如遗传密码中呈现出任何特异之处，她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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