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凯拍下照片后数小时，当地时间晚上9点30分，丽莎·亨斯利在蒙罗维亚的旅馆房间里。外面大雨如注。她看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詹姆斯。Skype通话接通了。詹姆斯的脸模糊不清，画面跳帧严重，但至少她能看见儿子。她母亲卡伦·亨斯利坐在詹姆斯身旁。

        “外婆快逼疯我了。”詹姆斯说。

        “她干什么了？”丽莎问。

        “她总对我说不行。”

        “唉，詹姆斯快逼疯我了，”外婆愉快地说，“没完没了要零食吃。”

        外公就从来不说不行，詹姆斯坚持道。外公早餐给他做巧克力碎屑热松饼、浇枫糖浆的香肠和柠檬水饮料。丽莎觉得她父亲的早餐食谱似乎不太健康，但没说什么。她问詹姆斯今天在夏令营过得如何。她提醒他说她很快就要回来了——这次外勤任务即将结束。她说她很快就会见到他了，然后说再见。

        通话结束后，亨斯利拿起美国政府配发的保密手机打给父亲。迈克·亨斯利在家中的另一个房间里，詹姆斯和外婆听不见他说话。丽莎和父亲开始交谈，两人谈得异常严肃。

        迈克·亨斯利医学博士是临床试验和疫苗与药物许可方面的专家。他为药企赛诺菲工作，购买过几种通过临床试验的儿童疫苗，并获得了供人类使用的许可。他还参与过一种实验性抗体癌症药物的临床试验：他对抗体药物有所了解。从7月中开始，迈克·亨斯利开始注意到一个事实：非洲西部的医务工作者正在死于埃博拉所致疾病，没有任何疫苗或药物能够保护他们。他开始参与一项计划，推动在非洲西部开展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帮助它们尽快获得许可。

        迈克·亨斯利与哈佛的帕尔迪斯·萨贝提讨论过这件事，向她介绍了一位熟悉临床试验法规的专家。他结识了ZMapp的三位发明者：加里·科本杰、吉恩·奥林杰和拉里·泽特林。到7月25日晚为止，迈克·亨斯利认为最适合进入临床试验的两种药物是VSV-ZEBOV疫苗和ZMapp。他和丽莎近来每天通话两次，讨论这项计划。

        迈克和丽莎首先有条不紊地简短交换信息。他们的声音里没有个人情绪。假如你听到这次通话，会认为这仅仅是两名科学家在交谈，绝对不可能猜到是父亲和他的女儿。

        迈克告诉丽莎说拉里·泽特林发给他一大包ZMapp的文件。他打算把这些内容编入在非洲由非洲人临床试验ZMapp的计划书。他向女儿列举计划的几个亮点。

        丽莎向父亲报告蒙罗维亚的情况。所有医院都挤满了埃博拉病人。患者不断涌入医院，医院不得不将明显患有埃博拉的病人拒之门外。街上开始出现尸体。社会秩序有崩溃的迹象。

        两人挂断电话。通话结束时，他们谁也没有说“我爱你”；这不难理解。“注意安全。”迈克对同事及女儿说。

        假如丽莎感染了埃博拉，她的同事会竭尽全力把她送回美国。然而他们的努力很可能会失败。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接收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计划。假如无法以最快速度通过空运撤离，丽莎就会被困在恐怖的埃博拉病房里，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迈克·亨斯利倾向于在非洲西部开展ZMapp的临床试验固然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ZMapp临床试验能将药物运送到离丽莎较近的地方，以防万一她确实需要使用。他没有向丽莎、她母亲和ZMapp的发明人提起这个想法，而是把它完全埋在自己心里。“我希望她身边就存在某种治疗手段。”他后来说。

        第二天清晨，亨斯利起床时仍在下雨，但她戴着詹姆斯为她准备的遮阳帽去吃早餐。遮阳帽寄托了对阳光的期待。那天实验室里没人上班，因为7月26日是利比里亚独立日，全国放假。话虽如此，亨斯利、兰达尔·薛普和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还是乘大使馆车辆去了国家实验室，实验室里还有许多血样等待检验。撒玛利亚救援会的患者汤巴·斯奈尔的第二份血样就在其中，前天他的检验结果是阴性。撒玛利亚救援会还送来了一管血样，来自一位名叫南希·约翰逊的病人。亨斯利很快收到撒玛利亚救援会的邮件：“汤巴·斯奈尔”和“南希·约翰逊”都是他们的医务人员。

        他们先检验汤巴·斯奈尔的血样，发现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中午刚过，亨斯利发邮件给撒玛利亚救援会。“我很抱歉地通知贵方，汤巴·斯奈尔检出阳性。”下午晚些时候，南希·约翰逊的血样同样检出阳性。

        ELA医院，兰斯·普莱勒走进肯特·布兰特利隔离居住的房间，发现布兰特利躺在床上，看到他看上去病得那么严重，他感到非常不安。“非常不幸，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感染了埃博拉。”他说。过了一会儿，布兰特利答道：“我也非常不愿意听见你这么说。”普莱勒立刻决定要尽其所能救治布兰特利。他知道已经有了几种实验性药物。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医生发邮件给CDC驻蒙罗维亚的最高官员，一位名叫凯文·M.德科克的医生，说他们想找一位在研发埃博拉药物方面有直接经验的科学家谈一谈。他们希望对方能帮兰斯·普莱勒联系能够拿到这些有潜力的药物的人。

        亨斯利结束在实验室的工作后，来到一名使馆职员的家中参加聚会。她不碰酒精饮料，盯着她的手机。8点左右，她收到CDC官员凯文·德科克的邮件。德科克说撒玛利亚救援会想找一位在研发埃博拉的实验性药物方面有直接经验的科学家谈一谈。撒玛利亚救援会想和一个人——仅仅一个人——谈一谈那些药物。德科克问亨斯利愿不愿意担任撒玛利亚救援会的顾问。

        分钟后，亨斯利坐在大使馆的路虎里驶向ELA医院。司机在洞洞的街道上开得飞快。这座城市的治安状况正在恶化，袭击或劫持并非不可想象。司机得到的命令是除非安保人员在场，否则决不允许亨斯利下车。

        司机拐下公路，在ELA医院的入口停下。这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照明不佳。安保人员不见踪影。一辆皮卡车停在大门附近，车头灯亮着。亨斯利的司机三点倒车，摆出随时都能逃跑的架势。

        皮卡的车门开了，一个白人走下车。他面容憔悴，没刮过脸，黑头发，高颧骨，留着小胡子和灵斑胡。亨斯利的司机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请亨斯利待在车上别出去。亨斯利犹豫片刻，但还是开门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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