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埃博拉治疗中心

        非洲西部现在是夜晚，营地的红色区域外沿，加里·科本杰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一个塑料帐篷里，打开了邱香果的一封电子邮件，这位同事正在温尼伯用猴子测试ZMapp。她报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猴子实验刚刚结束。18只猴子被注射了超致命剂量的埃博拉病毒，而ZMapp治好了全部18只垂死的动物，其中有几只离死亡仅有几小时之遥。在几只垂死的猴子身上，ZMapp在九十分钟内就逆转了埃博拉的症状。

        九十分钟治好埃博拉？百分之百有效？甚至在猴子再过几小时就会死亡的情况下？这种结果在药物研究中根本闻所未闻。不可能是真的。科本杰写信给参与研发药物的各方人员，把药物试验的结果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将猴子实验称为哇噢实验，因为每个人都在邮件里打出了哇噢（ow）。不过，哇噢实验是非公开的。除了收发邮件的这些参与者，没人知道它的情况。另外，ZMapp的发明者知道人类毕竟不是猴子。ZMapp治好了猴子不等于这种药物在人身上也能制造相同的奇迹。也许效果轻微。也许会杀死使用者。也许会杀死埃博拉。没人知道ZMapp进入人体后会发生什么。

        预言师瓦哈布预言凯内马医院的许多护士和一位重要医生将会死去，几天后，医院陷入全面危机。埃博拉病区的护士开始旷工。他们一直没有收到塞拉利昂政府承诺的每天3.5美元的危险补助金。现在凯内马政府医院一共有三个埃博拉高危病区了，它们合起来被称作埃博拉治疗中心。三个病区加起来容纳着70到90名埃博拉感染者，这个数字还在稳步攀升，尽管已经有许多患者死去，尸体也被运走。埃博拉患者从整个塞拉利昂东部而来，有的乘坐出租汽车，有的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抱着亲友的腰。有些埃博拉受害者被摩托车送来时已经死亡。摩托车驾驶员会把尸体扔在医院门口，然后踩油门离开。

        埃博拉治疗中心的三个高危病区里，第一个就是原先的埃博拉病区，也就是昔日的拉沙热病区，设计容量为12张病床。这个病区现在容纳着大约30名埃博拉患者。

        第二个是附楼病区，也就是露西·梅曾经工作的地方。它位于埃博拉病区旁，现在用于收治疑似但尚未血检确诊的埃博拉患者。

        第三个是一个类似于帐篷的大型建筑物，塑料墙壁，金属屋顶，6月末建造于埃博拉病区之下的山坡空地上。人们称之为大帐篷。截至7月初，大帐篷里有大约30名埃博拉患者躺在简易床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名护士在维持三个病区的运转，一次性生物危害防护服和其他装备也即将用完。事实上，医院里已经开始严重短缺生物危害防护服。

        大帐篷里的那种简易床在非洲医院里随处可见，被称作霍乱病床。霍乱患者会出现无法自控的水泻。霍乱病床铺着塑料覆膜的床垫，床垫中央有个洞，洞底下的地上放着一个桶，患者的粪便穿过床洞掉进桶里。这套体系在大帐篷里运转得并不好。患者向桶里排便时会产生大量溅出物，患者还会从床上掉下来，会在精神错乱中游荡，碰翻粪桶。在大帐篷里工作的埃博拉护士为数极少，他们会清理粪桶，但不可能保持环境清洁。

        大帐篷有个塑料窗，人们能看见里面的亲人并与之交谈。埃博拉患者的家庭成员站在保护性的围栏后，向塑料窗里看。假如一名患者来到窗前，家人看见他还活着，就会发出惊喜的叫声，假如消息传来，说某个人死在大帐篷里，外面就会响起悲伤的哭声。人群里有些人默不作声，无法理解护士和医生为什么身穿太空服。

        胡玛尔·汗巡视所有三个病区。

        流行病学家及生物危害安全官迈克尔·波凯是汗的副手，拉沙热项目组的2号管理者。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迈克尔始终留在汗身旁。汗带着三部手机。每次他准备进入红色区域时，就会把手机交给迈克尔，然后再走进集装箱里的整备室，穿戴防护服和装备。集装箱里有一面等身的落地镜。他会站在镜子前看自己，转圈查看装备上有没有瑕疵。他称这面镜子为“警察”。他对路透社的记者说：“我为我的生命而担忧，因为，我不得不说，我珍惜我的生命。”对着镜子检查完装备后，他出发巡视三个埃博拉病区。

        汗巡视三个红色区域时，他的三部手机响个不停。迈克尔·波凯替他接电话，在纸条上记录留言。等汗终于走出病房，脱掉防护装备，迈克尔会递给他一摞纸条。

        所有人都在打电话给汗，有政府官员、医生、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各国科学家、非营利医疗救助组织的管理者、凯内马的居民和患者。汗也打电话给所有人，为凯内马寻求帮助。汗和地区卫生官员穆罕默德·万迪日复一日每天几小时打电话恳求卫生部长兑现承诺，向埃博拉护士支付每天3.5美元的危险补助金。他们把电话打遍了弗里敦的政府部门，但资金就是迟迟不到。埃博拉护士只能拿到每天5美元的基本工资，但自从露西·梅惨死后，许多埃博拉护士再也提不起勇气，为了这一点薪水冒险走进高危病区。

        7月7日，胡玛尔的朋友及导师丹·鲍什——十年前正是他招募了胡玛尔来领导拉沙热项目组——以世卫组织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凯内马医院。鲍什、汗和美国军医戴维·布莱特-梅杰于是结伴巡视埃博拉病区。他们尽量保证脱水的患者得到静脉滴注生理盐水，所有患者都有饮用水供应，要是能吃东西就供应食物，然而他们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大帐篷和埃博拉病区内的所有表面都覆盖着埃博拉病毒粒子构成的薄膜。

        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变得易怒、暴躁，偶尔爆发多疑妄想。他会因为似乎非常难以理解的原因对丽娜·莫西斯生气。他会一连几小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我去打个盹。”他会对同事这么说。他依然在他的私人诊所给病人看病。也许他觉得至少能帮助私人诊所的这些病人，而他对埃博拉病区里的那些人无能为力。汗到底更在乎谁呢？在某些旁观者眼中，汗似乎辜负了他的护士们。

        7月初，世卫组织一位名叫蒂莫西·奥邓普希的医生来到凯内马医院，开始在埃博拉病区工作。后来他发表的文章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情形。

        EtC（埃博拉治疗中心）的管理和组织都极其差劲，骇人听闻地忽视院感预防与控制（IPC）；结构性和程序性的明显漏洞数不胜数；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医疗废弃物和尸体的管控与处置的标准堪称灾难。用于病患的基础治疗物资和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PPE）奇缺，仅有极为不足的供应。人员士气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护士们在罢工……他们目睹越来越多的同事病倒和死去，（护士们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宿命感，觉得接下来就会轮到自己。

        掌管三个埃博拉病区的医生正是胡玛尔·汗。他看上去难道是个无能而懦弱的医生，配不上他所从事的职业？他辜负了护士和其他员工，辜负了患者吗？人们将埃博拉病区内的惨状归咎于他；也许他确实活该，因为他毕竟是负责人。

        阿莱克斯·莫伊博伊，资深的埃博拉护士，他继续在埃博拉病区和大帐篷值十二小时的大夜班，在两个病区之间跑来跑去。阿莱克斯为人感性而温和，露西·梅护士在埃博拉病区的角落里等死时，是他奋不顾身地照护着她。阿莱克斯和另一名夜班护士艾德温·科努瓦单独彻夜照护60名埃博拉患者。大帐篷里没有电，病区到了夜里暗得伸手不见五指。阿莱克斯会在黑暗的帐篷里继续照护病人，与他们交谈，尽量安抚他们，用双手在黑暗中摸索。他似乎无法离开埃博拉病区。没多久，艾德温·科努瓦感染了埃博拉，以患者身份住进埃博拉病区。负责照护他的还是阿莱克斯。

        7月9日，阿莱克斯·莫伊博伊和胡玛尔·汗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巡视全部三个埃博拉病区，照护患者，设置静脉滴注。当天晚些时候，他们走出病区，消毒后脱掉防护装备。随后，阿莱克斯向汗坦白，说他感觉不舒服。

        汗把手背贴在阿莱克斯的脖子上，这是检查对方体温的快捷方法。阿莱克斯的颈部感觉起来热乎乎汗津津的：他在发烧。汗心想，多半是疟疾，于是决定检查阿莱克斯的眼睛。他按住阿莱克斯一只眼睛的下眼睑，将眼睑向下翻开，露出湿润的内侧黏膜。眼睑内侧呈鲜红色。“向上看。”他对阿莱克斯说，同时按住眼睑。阿莱克斯向上望去，眼球的下半部露了出来。眼白呈红色，在发炎，血管明显肿胀。他检查阿莱克斯的另一只眼睛，见到的情况相同。阿莱克斯的双眼表现出疟疾的典型症状。汗掏出他的钞票卷，剥下几张塞给阿莱克斯。“拿着，去买疟疾药，然后回家，休息一个晚上。”阿莱克斯向汗道谢，出发去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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