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用超级电脑构造出抗体蛋白质的三维图像，你会看到一个表面凹凸不平的团块，通常呈Y字形，就像一把两个尖的叉子。这个Y字形的团块悬浮在血液中。叉尖就像钥匙齿，有可能呈现出的三维形状多得数不胜数。假如一个抗体的钥匙齿符合某个微生物外表面上某一处的形状，那么抗体就会黏附在微生物上，像钥匙插入锁具那样与敌人合为一体。抗体非常微小。假如人体细胞有西瓜那么大，埃博拉病毒粒子像一小段意大利面，那么一个抗体蛋白质就像是粘在意大利面上的一粒碾碎的黑胡椒。

        人类血液富含抗体。按体积来算，人类血液中大约有2%是抗体，它们可以让血液变得黏稠。只够覆盖一个人小指甲盖的一小滴血液中就含有50,000,000,000,000,000,000（5 000亿亿）个抗体蛋白质。人类婴儿刚诞生时，母亲会分泌一种名叫初乳的特殊乳汁。初乳是富含抗体的稀糊状液体。婴儿吞下初乳，母亲的抗体就会直接进入婴儿的血液系统，使婴儿的血液变得黏稠。婴儿的血液因此就有能力摧毁所有企图伤害婴儿的入侵生命体了。

        病毒在人体内开始增殖后，宿主的免疫系统会开始运转，制造针对这种病毒的抗体。宿主的免疫系统会把各种形状的抗体投向入侵者，这些抗体有着几百种形状的钥匙齿。几乎所有形状都注定会失败，钥匙齿不符合入侵病毒表面上的任何一处突起，因此无法黏附在病毒上，也就不可能伤害它了。然而，还是有少数几个抗体黏附在了病毒上。这些抗体的钥匙齿与锁具相符，因此就成了杀手抗体。于是免疫系统全力运转，制造海量的杀手抗体，它们进入血液系统，黏附在病毒粒子上，覆盖病毒粒子的表面，从而杀死它们。抗体是生物纳米机器人，内置程序驱使它们摧毁进入人体的外来生物。吉恩·奥林杰率领团队在USAMRIID制造能杀死埃博拉的秘密抗体，在小鼠身上测试它们的效果。在圣地亚哥，拉里·泽特林同样在率领团队制造能杀死埃博拉病毒粒子的秘密抗体。还有另一个团队也在研发能够杀死埃博拉的秘密抗体。

        事实上，旨在找到治疗埃博拉的方法的竞赛早已悄然开始。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在温尼伯有一个业界领先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机构，名叫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加拿大的实验室里研究病原体的时任主管是一位法裔加拿大人，他专门研究埃博拉病毒，名叫加里·P.科本杰。科本杰带领一个小型团队也在试验用抗体杀死埃博拉病毒。因此，一共有三个团队在尝试用抗体治疗埃博拉，分别由Mapp生物的拉里·泽特林、USAMRIID的吉恩·奥林杰和加拿大实验室的加里·科本杰率领。他们知道寻找埃博拉的治疗方法的竞争已经打响，因此对各自的技术严格保密。

        丽莎·亨斯利当时在USAMRIID工作，与奥林杰合作研究埃博拉病毒，她和奥林杰很熟。她和科本杰也很熟，她觉得两位竞争对手应该通力协作，这样能提高寻找疗法的效率。于是亨斯利建议他们见面聊一聊。2012年夏天在芝加哥的一场研讨会上，他们接受亨斯利的建议，找了个酒吧喝啤酒。“在丽莎·亨斯利的指点下，我猜我们就这么彼此掂量了一下。”奥林杰说。两人首先在芝加哥的酒吧里，然后在研讨会之后，决定试验性地分享部分数据。亨斯利还建议他们也和圣地亚哥Mapp生物的拉里·泽特林谈一谈。

        没过多久，拉里·泽特林和吉恩·奥林杰合作了一项实验：他们用埃博拉病毒感染小鼠，然后给小鼠注射泽特林在车库实验室里从烟草泥中提取出的抗体。这种药物治愈了一部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小鼠。

        2013年夏，三位竞争对手在马里兰的一个科学会议上碰面，亨斯利邀请他们去一家名叫翠竹的小酒馆喝一杯。亨斯利、泽特林、奥林杰和科本杰坐在室外的天井里开始喝酒。加里·科本杰除了经常穿密封防护服做研究，还擅长在疫情爆发期间挖墓穴埋葬埃博拉患者，他给其他人讲他如何险些被暴民杀死的故事，因为他们认为他在用尸体做恐怖的实验。亨斯利提前离开，回家哄儿子詹姆斯睡觉，但其他人聊了下去。他们达成协议，决定拿出各自的秘密抗体，尝试创造能治疗埃博拉的最优秀的药物，一种能够统御所有药物的神药。这种超级药物将汇聚他们各自发现的最厉害的抗体。奥林杰称之为抗体鸡尾酒。亨斯利后来将这次会面称为翠竹停战会谈。三位领袖如今通力合作，计划在豚鼠而非小鼠身上测试抗体。这算是在药物试验的阶梯上爬了一级，继续研究下去，有朝一日也许能进入人体试验，看这种药物究竟能不能治疗埃博拉。

        与此同时，加里·科本杰在加拿大实验室研究针对埃博拉的实验性疫苗：VSV-ZEBOV。它原先由USAMRIID的埃博拉研究人员托马斯·盖斯伯特及其团队于2000年代初研发。盖斯伯特的团队（丽莎·亨斯利也在其中）在灵长动物身上测试过VSV-ZEBOV，疫苗似乎能保护实验对象不受埃博拉病毒的感染。然而，这个团队花光了经费。向生物医药研究提供经费的政府部门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兴趣把钱花在研究埃博拉疫苗上。这种病毒被视为易于控制，对大众不构成危险。然而，加里·科本杰认为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生物防范研究应该拥有更高的优先级。他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部搞到经费，开始在温尼伯的四级实验室里测试VSV-ZEBOV疫苗。

        在翠竹停战会谈中商定共同开发治疗埃博拉的抗体鸡尾酒药物后五个月，埃博拉正在梅里昂杜村庄里杀死小男孩的家人；温尼伯的高危实验室里，加里·科本杰开始在豚鼠身上测试各种能杀死埃博拉病毒的抗体。有些抗体来自USAMRIID的吉恩·奥林杰，有些来自他自己的实验室。他将多种抗体组合起来使用，看哪一个组合最能在豚鼠体内阻击埃博拉。科本杰、奥林杰和泽特林将这种药物命名为ZMapp。他们计划在猴子身上做实验。

        与此同时，Mapp生物的拉里·泽特林与一家药物生产企业——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市的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达成协议，开始生产药品级的ZMapp，也就是这种药物的纯化产品。2014年春，埃博拉爆发的形势变得严峻之时，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开始生产极少量的超高纯ZMapp，目的是用于动物实验，而不是给人使用。

        制备过程极为复杂。到6月份，肯塔基的生产厂仅仅制造出一小批超高纯ZMapp。在这批产品中，有六个疗程带正式编号的额外备品，它们是生产过剩的产物，尚未指定用于哪次实验。每个疗程的ZMapp由三剂药物组成，装在三个小塑料瓶或玻璃瓶里，瓶子里是冰冻的抗体的盐水溶液。这六个疗程的额外备品从1到6编号，储藏在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的一个冰柜里和另一处安保设施中。从1到6这六个疗程的备品，每个疗程仅生产成本就高达10万美元。

        不止这些。ZMapp还有另外一个疗程的备品。一组不带编号的秘密备品。在本书中，它将被称为零号备品。ZMapp的零号备品存放于一个秘密冰柜中，所在地点只有ZMapp的诸位发明者才知道。零号备品是这种药物的一个隐藏货源，以备不时之需。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管理者听说了ZMapp，他们在4月请求Mapp生物送一些药物到瑞士，以防他们的国际工作人员被埃博拉击倒。Mapp生物于是送了七份备品中的一份给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这是ZMapp的1号备品，专门在紧急情况下供无国界医生组织或其他国际医疗团体的人员使用。2到6号备品依然存放于肯塔基和其他某处的冰柜里。

        凯内马医院的埃博拉病房收治第一名埃博拉患者后一周，加里·科本杰开始在猴子身上测试ZMapp。他和同事邱香果穿上密封防护服，穿过气密室，走进加拿大国立微生物学实验室的高危区域。高危区域内的笼子里关着21只恒河猴。科本杰和同事将大剂量的埃博拉病毒注射进每只猴子的体内，剂量足以保证猴子的死亡。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猴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科学家开始给它们用ZMapp，看药物能不能延长猴子的生命。

        加里·科本杰刚开始用猴子测试ZMapp，就和一批加拿大人员飞往非洲西部，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开展一个志愿者项目。无国界医生当时正在建设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白色帐篷组成的营地），所选地点为塞拉利昂城市凯拉洪，它位于马科纳三角洲，离凯内马约70英里。科本杰计划在无国界医生的营地设立一个可移动的血液检测实验室，然后在营地担任掘墓人。

        科本杰决定带上一些ZMapp，以防他被尸体感染埃博拉。要是发生这种事，他打算拿自己做第一例ZMapp的人体试验。这种药物还没进入过人类的身体，也无法确定它是否安全。事实上，科本杰知道，这种药物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导致过敏性休克，在五分钟内杀死他。不过，总比死在埃博拉手上强。6月18日，科本杰把三小瓶超高纯ZMapp塞进一个白色泡沫塑料保温箱。这是ZMapp的2号备品，在紧急情况下由他或加拿大团队的任何一名成员使用。

        几天后，科本杰和同伴们抵达塞拉利昂的凯拉洪，来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科本杰把装有2号备品的泡沫保温箱放进一个实验室帐篷里的冰柜。科本杰装配好验血设备后，开始挖掘坟墓。到7月初，他已经埋葬了许多尸体。

        病毒正在进一步扩散。截至7月2日，几内亚共报告413起病例，其中303人死亡。塞拉利昂，239起病例，上报99人死亡。病毒也开始凶猛地袭击利比里亚了，共报告107起病例，65人死亡。埃博拉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已经肆了一段时间。现在病毒也开始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出现。

        德特里克堡的综合研究设施，丽莎·亨斯利一直忧心忡忡地看着埃博拉病例逐渐增加。到了6月中，她觉得局势非常明显，病毒即将在利比里亚迎来大爆发。她开始制定计划，打算代表国防部再去一趟前线，重返由黑猩猩研究站改建而来的血液实验室。她与在那里工作的利比里亚技术人员保持着联系，一方面他们的基础物资即将耗尽，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设备。他们每天化验的血样越来越多，发现的埃博拉病例也越来越多。

        詹姆斯的学校快放暑假了。她为儿子报名参加了本地YMCA的几个夏令营，请她的父母迈克和卡伦·亨斯利在她去海外执行任务期间来弗雷德里克陪詹姆斯。她和儿子讨论她打算再去一趟非洲西部，她觉得詹姆斯这次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她了。事实上，他有点生气。他问这次她会去多久。她和儿子约定，等她从非洲回来就履行承诺，带他去南卡罗来纳州海滩度暑假。

        亨斯利的朋友拉菲并不希望她在爆发最猛烈的时候重返前线。他请她重新考虑出任务的计划。他担心她会冒险，导致自己暴露于病毒之下。拉菲自己也有孩子。他说她应该优先考虑詹姆斯，她有詹姆斯需要照顾，不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其他人。

        但亨斯利觉得为人父母，树立榜样是很重要的。人们需要帮助，而她是埃博拉的专家。她有穿密封防护服处理危险病原体（包括天花在内）的十七年经验。她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绝对不会。但假如她选择拒绝帮助正在死去的人们，詹姆斯会从中学到什么？孩子的观察力是很强的。

        亨斯利开始搜罗密封防护服和防护装备。她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塞进行李箱，国防部为她安排航班。

        就在这时，7月1日，亨斯利收到朋友及同事加里·科本杰的一封电子邮件，后者正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营地当掘墓人。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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