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亨斯利为肯特·布兰特利拍照后一小时，帕尔迪斯·萨贝提收到了罗伯特·盖瑞的邮件，杜兰大学的这位微生物学家曾经去凯内马搜集血样，供研究埃博拉基因组使用。盖瑞报告称胡玛尔·汗感染了埃博拉。萨贝提读完邮件，走进埃博拉作战室，主持预定的会议。“不到三十秒，”萨贝提后来回忆道，“我的脸就垮了下来，我歇斯底里地大哭，等我抬起头来，我发现其他人也在流泪。”

        开完会，她打电话给罗伯特·盖瑞。他在新奥尔良的办公室里。萨贝提和盖瑞安排开个国际电话会议，商讨向非洲的医疗人员供应实验性药物和疫苗。凯内马医院的护士纷纷死去，连姆巴卢·方尼都没能逃脱厄运，萨贝提和盖瑞发疯般地想寻找方法保护他们不受病毒的侵害。他们决定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为胡玛尔·汗寻求医疗救助。

        萨贝提和盖瑞在电话上交谈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凯内马医院的太平间门口。两个穿戴着个人防护装备的男人抬着姆巴卢·方尼“姨妈”的尸体走出太平间，尸体装在白色裹尸袋里。他们将尸体放进一口棺材，把棺材放进救护车的车厢里。几分钟，救护车抵达凯内马公墓，公墓位于城郊一片灌木丛生的区域中。它是凯内马市的义冢，死于埃博拉的病人只被允许埋在此处。

        墓地里有许多没有标记的坟墓。就算有标记，通常也只是一块木板，或者两段木头钉成十字架。姆巴卢·方尼一直希望能在她丈夫身边长眠，葬在坎布依山较低处他们家的地基旁，这幢屋子是她丈夫为姆巴卢和他自己修建的。但这个想法不可能成真了。

        埋葬埃博拉死者的墓穴挖得很匆忙。尸体埋在浅坑里，坟上隆起一个小土丘。最近一直在下大雨，雨水冲开土丘，白色的裹尸袋从泥土里露了出来。野狗或老鼠会撕开裹尸袋，咬住尸体的残块拖出来。肋骨和手臂骨头散落在草丛中，一根人类的大腿骨从一个土丘里戳了出来。见到这个景象，“姨妈”的母亲卡迪悲痛欲绝。身穿生物隔离防护服的人们把“姨妈”的棺材放进一个浅坑，用泥土填满墓穴，“姨妈”的家人站在原处观看。

        葬礼过后，方尼的弟弟穆罕默德·伊拉坐出租车回家，路上他开始感觉发热。他知道这是埃博拉即将发病的预兆，于是请出租车司机在医院停几分钟，让他抽血化验埃博拉病毒。回到家，伊拉命令家里的孩子不许碰他。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请家人把食物放在门外。

        下午晚些时候，塞拉利昂的基西-滕酋长领地，胡玛尔·汗的救护车开进凯拉洪的无国界医生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治疗中心实际上是一组帐篷，坐落于城郊的一片森林中。帐篷里挤满了患者，每天都有更多的病人被送来。营地的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没时间睡觉，已经在被压垮的边缘了。汗抵达营地后受到的待遇与其他人相同。有人从他胳膊上抽血，他被安排住进营地红色区域内的一顶帐篷。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相当于用塑料武装起来的现代版远古法则。棕榈叶搭建的茅屋——远离村庄，储备了食物和水——就是古代的红色区域。天花患者被隔离在红色区域的茅屋里，禁止与村庄里的任何人发生任何接触。天花和埃博拉一样，都无药可救。你去红色区域待着，你有食物和水，你要么能活下来，要么不能。等幸存者走出茅屋，茅屋就会被烧毁。这相当于就地销毁具有生物危险性的尸体，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营地旁烧毁感染者的尸体也是这个道理。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标准埃博拉治疗中心由十几个白色塑料制成的隔离帐篷组成，在红色区域的中央一字排开。每个帐篷里有供20名患者使用的简易床。每张简易床旁有一个塑料盆，供患者呕吐使用。帐篷旁有一排简易旱厕。若是病人腹泻且无法起身，那么医护人员就会在简易床上铺一层一次性垫子。护工应该每天来更换垫子。病人会得到盘装的食物、瓶装水和苏打水。亮橙色塑料围栏包围着红色区域。营地有个探视区，病人的亲友可以隔着围栏与病人交谈。访客被要求站在离围栏至少6英尺外的地方。埃博拉患者有可能会突然呕吐，将具有传染性的液滴喷射到6英尺之外。

        汗被安置在一个算是有点私密性的帐篷里，这个帐篷只有六张简易床，供受到感染的本地医疗工作者使用。这块红色区域位于探视区旁，有用木柱支撑的铁皮遮阳棚。汗坐在探视区旁遮阳棚下的一把塑料椅里，用他的秘密手机打电话给政府官员。他手机用得非常节省。红色区域不通电，等电池用完了，他就没法给手机充电了。他的手机也无法拿出红色区域充电，因为它已被埃博拉病毒粒子污染。

        太阳下山，汗祈祷。他感觉不太难受。他仅仅在发低烧，身体酸痛。他的胃口相当不错。没有呕吐和腹泻。他在许多患者身上见过这种情况。病情刚开始时只是有点不舒服，你甚至几乎不知道自己被传染了。

        营地里亮起几盏灯。某处有一台发电机在嗡嗡运转，向验血设备和冰柜所在的两个实验室帐篷供电。汗所在帐篷的100英尺外，一台冰柜里有个四四方方的白色泡沫塑料盒子。这个盒子每边长约18英寸，坑坑洼洼，破破烂烂，脏兮兮的，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营地里没人知道那个泡沫塑料盒子里装着什么或是谁把它放在冰柜里的。营地的工作人员太忙了，根本没注意到那个盒子。盒子里是三个塑料小瓶，装着冷冻的抗体蛋白质溶液。那是ZMapp的2号备品，制造成本高达10万美元。

        加里·科本杰结束他在营地的工作后返回他的加拿大实验室，把这份药物留在了冰柜里。他之所以把药物留在凯拉洪的营地，是因为他想检验ZMapp在热带气候下的稳定性。他并不打算将这份药物用在任何人身上。ZMapp还从未进入过人类的身体。

        “没人告诉我任何消息。”第二天上午，汗向森比瑞·贾洛抱怨道，他度过了来到营地里的第一个夜晚，正在用秘密电话和她交谈。他在考虑该如何尽快乘飞机离开。他说他忘了带护照。森比瑞说她会处理的。汗花了大半个上午坐在探视区的一把塑料椅上，听着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头顶上的铁皮屋顶。

        森比瑞打电话给迈克尔·波凯，请他去汗家找汗的护照。“你多陪一陪汗医生吧。他需要身边有个朋友。”她说。迈克尔在汗的衣橱里找到护照，几小时后，他来到了营地的探视区。他告诉汗，护照先交给他保管，等汗需要了再说——护照不能送进红色区域，因为进去就会受到污染。迈克尔在凯拉洪找了个房间住下。

        塞拉利昂迎来下午时，美国正是上午。帕尔迪斯·萨贝提在哈佛的办公室里，罗伯特·盖瑞在杜兰的办公室里，两人准备参加一个国际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向非洲医疗人员供应实验性的药物和疫苗。等电话会议开始，为汗寻找实验性药物将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萨贝提和盖瑞已经研究过了十几种未经测试但或许能用来治疗汗的药物。他们得出结论，ZMapp是他的最佳选择，但前提是他能登上飞机，去一个可以搞到这种药物的地方。

        帕尔迪斯·萨贝提本来打算主持这场会议，但随着时间临近，她担心她提到汗的处境会忍不住哽咽，于是请盖瑞首先发言。萨贝提和盖瑞等了一会儿，世界各地的埃博拉专家一个个说明身份，加入会议。他们全都与胡玛尔·汗有私交，其中几个更是他的密友。会议讨论得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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