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某个时候，人们忽然想明白了。”丽娜·莫西斯在几个月后说。马科纳三角洲的基西村民首先领悟了真相：埃博拉不是虚构的，也不是外国佬的阴谋，而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马科纳三角洲的居民认识了这种疾病的征兆和症状。他们避免与疑似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接触。他们不再去参加葬礼。除此之外，他们开始将患病的亲人送进无国界医生的营地。后来，同样的事情在整个非洲西部发生。“他们逐渐意识到的是他们不能照护他们的亲人，”丽娜·莫西斯继续道，“他们必须将他们的幼儿、配偶或亲爱的祖母送进隔离病房，为的是拯救家里其他人的生命。换了是我面对同样的处境，我觉得我会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然而风险是你的生命和你家里其他人的生命，你很快就会想通的。”

        2014年8月和9月，病毒在城市内爆炸性传播的时候，安雅·沃尔茨，凯拉洪营地的临床护理管理者，探访了马科纳三角洲的基西村镇。她在三角洲见到的是基西村庄开始施行反向隔离，切断它们与外界的联系，防止病毒进入村庄。1976年，扬布库地区的村民也正是这么做的。“村民在区域级别上自我隔离。任何人在进入村庄前都必须接受检查，”沃尔茨说，“他们检查进入村庄的人，看这些人有没有得病。”村民检查沃尔茨和司机有没有疾病的症状，命令他们用漂白水洗手，然后才被允许进入村庄。在一个村庄，村民干脆不允许沃尔茨和司机进入，因为他们已经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感觉像是回到了旧时代，”沃尔茨说，“他们不去参加葬礼，不再互相亲吻，不触碰其他人。行为模式彻底改变。”

        “爆发就是这么终结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驻布鲁塞尔的官员阿曼德·斯普莱切说，“永远是因为行为模式的改变。人们决定要结束这一切的时候，埃博拉爆发就会结束。”

        城市居民同样不触碰或接近任何有可能携带病毒粒子的地方或个人。假如埃博拉在一个家庭内出现，邻居会避而远之。假如你住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某种四级病毒正在镇上传播，你那条街道上的一个人生病待在家里，你恐怕也不会希望你的孩子去和他家的孩子玩耍。即便病毒已从患病家庭中消失，非洲人也还是躲着他们走。看似患病的人在街头游荡，甚至躺在街边奄奄一息，人们只会任由他们孤独死去。陌生人不会得到帮助。整个非洲西部的居民不再握手，不再拥抱和互相触碰，像强迫症患者似的用漂白水洗手。有段时间，人们改变了他们的殡葬习惯。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想要亲吻布满埃博拉粒子的尸体。

        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打赢的。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中世纪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普通人，另一方是一种生命形式，它想将人类的身体用作求生工具，活过亿万年的时光。为了战胜这个非人类的敌手，人们必须去除自身的人性。他们必须克制最深沉的情绪和本能，撕开爱与情感的羁绊，隔离自身或隔离他们挚爱的亲人。为了拯救自我，人类必须变成怪物。

        非洲西部不存在类似于刚果盆地的远古法则那样的习俗。然而在2014年，人们与埃博拉的交战法则完全就是1976年让-弗朗索瓦·卢泊尔医生站在市场案台上推荐扎伊尔人民使用的方法。病毒通过接触体液传染。假如你学会识别症状，不去触碰体液，避免接触出现症状的那些人，放弃处理死者，你就能保住自己不被感染。

        2014年10月初，蒙罗维亚惨遭埃博拉病毒的蹂躏。所有埃博拉治疗中心的病床都被占满，根本没有空余的床位能够收治更多的埃博拉病人；人们在家里照护病毒的受害者。无国界医生组织出于绝望，决定在蒙罗维亚发放65 000套埃博拉防感染和保护用品。这些装备简单、廉价而原始，包括塑料桶、漂白水、外科手术服、口罩和手套。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员到处分发装备，向人们讲解该在何时如何使用它们。一套装备可用于处理一具尸体，也可用于一名人员在照护一名病人时保护自己。

        利比里亚的一个镇子上有一位名叫法图·科库拉的年轻女性，她正在学习护理，由于医院缺少空余床位，她不得不在家里照护四名家庭成员：父母、姐姐和一名表亲。她没有任何保护装备，于是用塑料垃圾袋自制了生物危害防护服。她用垃圾袋包裹腿脚扎紧，然后穿上橡胶靴，再套上垃圾袋。她穿戴雨衣、外科手术口罩和数层橡胶手套，她用裤袜和垃圾袋包裹头部。法图·科库拉如此穿戴后，为全家人静脉滴注补液，以免他们脱水。她的父母和姐姐活了下来，表亲不幸死去。她本人没有受到感染。当地医务工作者将法图·科库拉的做法称为“垃圾袋法”。你需要的仅仅是垃圾袋、雨衣和相当分量的爱与勇气。医务工作者向无法去医院的居民传授垃圾袋法和它的其他变种。

        新增埃博拉病例的数字逐渐下降，刚开始很缓慢，后来越来越明确。随着新增病例数的下降，埃博拉群集内的粒子总数也在下降。病毒粒子无法传播到新宿主身上，群集开始收缩，而不是扩张。它们被困在它们杀死的宿主体内，无法进入新宿主的身体，海量的病毒粒子与丧生的宿主一同死去。到2014年年末，埃博拉的风潮渐渐过去。在马科纳三角洲，它已完全绝迹。

        Mapp生物和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制造了三批药品级的ZMapp，2015年4月，NIh开始在塞拉利昂开展ZMapp的人体试验工作。然而这时的埃博拉患者已经过于稀少，难以获得ZMapp的有效统计数字。总而言之，药物用在11名患者身上，他们全部痊愈。但随后药物未能挽救一名男童，他接受一剂注射后很快死去。没有足够的统计学证据能够确认ZMapp对埃博拉的有效性。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判定ZMapp有一定前景，但需要做更多的动物实验才能获得许可，在紧急情况下用于人类。

        ZMapp真能在几分钟内灭杀埃博拉病毒吗？目前已有的少量证据表明ZMapp确实能够治愈一些人甚至许多人的埃博拉病症，而且在部分人身上见效极快。抗体药物似乎将是药物学方面的一个巨大进展。研究人员——包括Mapp生物的科学家在内——已经开始研发更多的抗体药物，用来对抗埃博拉和其他病毒。ZMapp也许是一类银弹药物的榜样，它们就像天使之剑，能够治疗一个人身上的多种传染性疾病。有朝一日或许会出现能够治疗病毒或耐药菌所致感染的抗体药物，甚至有可能治愈由先进生物武器导致的病症。无论事实能否证明ZMapp是百发百中的埃博拉杀手，它都是人类与传染病之战的一个重大突破。

        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忙着赶制更多的ZMapp的时候，全世界只存在一个疗程的药品级ZMapp。这就是0号备品，存在在美国某处的一个冰柜里。在0号备品是全世界唯一一组ZMapp的这段时间内，它显得弥足珍贵，是一份国家资产。

        白宫负责总统安全的官员仔细研究了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莱特博尔的病历。“我见过那些档案，”加里·科本杰后来解释道，“你读的时候肯定会说：‘哇噢，这东西真的管用。’”2014年秋，一名白宫官员联系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名官员，问他能不能向白宫提供ZMapp。NIh得知了0号备品的存在。0号备品最后被放进了华盛顿特区内或附近某个秘密地点的冰柜。假如丽莎·亨斯利感染了埃博拉病毒，0号备品有可能会用在她身上，但这组药物现在专供美国总统使用。当然，前提是埃博拉有可能来到华盛顿。

        随着埃博拉的流行势头逐渐平息，NIh开始测试VSV-ZEBOV疫苗，结果显示出确凿的有效性。在本书写作时，疫苗正在刚果东部接受测试，埃博拉病毒在此处爆发，变得不受约束，而且无疑正在人体内演化。

        马科纳毒株的浪潮逐渐平息，它在八个国家境内造成了死难，其中包括西班牙和美国。3万人受到感染。超过11 000人死于这种病毒，还有数以千计的死者没有被算在内，因为医院在疾病流行期间遭受毁灭性打击，使得他们无法得到医疗救治。塞拉利昂有7%的医生不幸遇难。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医疗体系受到重创。三个国家的经济运转濒临崩溃。凯内马政府医院至少有37名护士身亡，还失去了两位医生——胡玛尔·汗和萨尔·罗杰斯。最后，远古法则取得胜利，新发病毒暂时退回它在病毒圈内的隐藏之处。

        2016年春，埃博拉大流行平息后一年，一位名叫威廉·“泰德”·迪尔的博士后研究生开始用埃博拉病毒蛋白做实验，所用样本采自疾病流行期间在集群中演化出的几种埃博拉变异体。迪尔在仔细查看鱼群中各个种类的鱼，他在杰里米·鲁本博士这位著名艾滋病研究者的实验室里工作，实验室属于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

        “泰德”·迪尔发现，比起最初在梅里昂杜进入小男孩身体的野生埃博拉，这些埃博拉病毒中有一种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强大了四倍，它就是A82V马科纳变异体，马科纳毒株。马科纳毒株在人类细胞中无比致命。这种埃博拉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马科纳毒株如此致命？

        迪尔的导师杰里米·鲁本打电话给帕尔迪斯·萨贝提。除了知道马科纳毒株似乎极其危险，他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萨贝提听后非常激动。她告诉他，马科纳毒株在非洲西部取得了优势地位。它击败了其他所有种类的埃博拉；正是这种埃博拉病毒扫荡了非洲西部的那些城市，杀死了胡玛尔·汗，一直传到达拉斯和纽约。对，她对鲁本说，这种埃博拉就是牙齿最尖利的那条鱼，集群中的头号杀手。在遗传密码的18 959个字母里，它与其他埃博拉病毒仅有一个字母的差别。这一个字母的突变导致构成埃博拉的诸多蛋白质中的一个发生了细微改变。

        没人知道马科纳毒株为何如此危险。然而2016年6月1日，“泰德”·迪尔坐在长岛石溪他妻子公寓的餐桌前喝绿茶（夫妻两人在不同地方工作）。他看着笔记本电脑上的一张图片，图片中是某种蛋白质的具体结构，这种蛋白质存在于埃博拉外壳上柔软的球状突出之中。这些球状突出能帮助埃博拉病毒粒子进入人体细胞。

        蛋白质由氨基酸长链构成，它们就像以独特方式折叠的项链。在马科纳毒株这种高危病毒之中，组成柔软突起的蛋白质内有一个氨基酸分子发生了改变。在野生的梅里昂杜埃博拉病毒之中，这个氨基酸分子是丙氨酸。在马科纳毒株中，它变成了另一种氨基酸分子：缬氨酸。这个改变似乎无足轻重，但它为什么会使得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强了四倍呢？

        “泰德”·迪尔开始在电脑屏幕上转动蛋白质的照片，研究它奇异的结构。忽然间，他顿悟了，他发现蛋白质的形状能够更好地嵌合人类细胞膜上的某个突起。就像钥匙与锁具的咬合。他意识到突变的埃博拉蛋白质能够更好地黏合在人类细胞的外壁上，就此打开细胞，更容易让埃博拉粒子进入细胞。突变的埃博拉能够附着在人类细胞外壁上的一个突出受体上，这个受体的功能是将胆固醇拉入细胞内，名叫尼曼匹克受体。埃博拉利用尼曼-匹克受体入侵人体细胞。（尼曼匹克病是一种致命的遗传病，会导致人体细胞无法良好地吸收胆固醇。出于这个原因，尼曼-匹克病的患者应该对埃博拉免疫。）

        那天坐在餐桌前，“泰德”·迪尔第一次明确地认识到了马科纳毒株为何如此擅长侵犯人类。“感觉就像手握彩票，眼看着所有数字都对上了，”迪尔说，“我们能大获全胜，纯属鸿运当头。”迪尔向大自然的显微厅堂中瞥了一眼，发现有个微小的东西似乎不太一样。也许他目睹了这个世界如何与更大的灾难擦肩而过，上万人死亡和三个国家遭受重创相比之下算不了什么。

        就在“泰德”·迪尔想通马科纳毒株为何如此危险的时候，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一位名叫乔纳森·K.鲍尔的研究人员与同事发现了马科纳毒株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特性。它异常容易感染人类细胞，但并不会感染蝙蝠细胞。换句话说，马科纳毒株是一种适应了人类的埃博拉病毒。马科纳毒株比其他所有埃博拉病毒都了解人类。

        帕尔迪斯·萨贝提对此有话要说：“突变提高了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降低了它感染其他动物的能力。随着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它在提高人际传播的能力。我们知道病毒会突变。病毒的绝大多数突变毫无用处。但只要你给它足够多的机会，迟早会有一根火柴被擦燃，于是点燃火种。”

        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无法尽快阻止马科纳毒株的蔓延，它就会继续提高它在人类之中扩散的能力。它会变得更加适应人类。我们的世界这次走了好运。假如马科纳毒株传入某个贫穷的超级城市，它能够感染的人数会远远超过几千，也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去演化和突变。这次埃博拉大流行平息后的很长时间内，没人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离一场巨大无数倍的灾难究竟有多近。帕特里克·索耶将马科纳毒株带到了拉各斯，假如它在这个人口2 000万的超级城市爆发，结果会是怎么样？假如拉各斯变成疫区，病毒会不会转移到世界各地的其他城市，使得更多的城市也变成疫区呢？假如马科纳毒株持续演化，变得越来越熟悉人类的身体和免疫系统，远古法则迟早会降临洛杉矶和东京的街头、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圣保罗的棚户区。我们人类是一个物种，彼此相连，但对病毒来说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宿主。

        假如四级病毒在世间爆发，超级城市纽约被迫施行远古法则，情况会怎么样？纽约市费不了多大周折就会产生远古法则。一种能够通过肺部感染人们的高致死率“干”病毒。这种病毒没有疫苗，无药可治。你搭地铁、乘电梯，就有可能被传染。假如远古法则降临纽约市，我们能够想象病人趴在街头或中央公园里死去，人们躲得远远地围观。病人乞求帮助，没人愿意伸出援手。警察身穿全套个人防护装备。病人需要救护车。没有救护车。医院回到中世纪。医务人员有的逃班，有的奄奄一息，剩下的已被压垮。所有医院的病床都满员了。人们在街上就被贝尔维尤医院拒之门外。停尸房塞满尸体，高危得仿佛地狱。远古法则施行期间，精神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走进纽约市的任何一家医院。交通瘫痪。食品供应短缺甚至断流。学校关闭。人们由于害怕感染而不去超市。预言家预测未来，编造治疗手段。人们带着病毒离开城市。机场变成传染场所，航班纷纷取消。父母在公寓和住宅内照护生病的孩子。假如一家人里有人生病，就必须指定一个人来照护病人，这个人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照护挚爱的亲人。富人为了保命，花钱如流水；穷人和弱势群体一如既往地付出最大的代价。假如存在疫苗或能治病的药物，腐败就会随之而生。公司和个人会囤积疫苗，以天价出售给其他人。

        帕尔迪斯·萨贝提将毕生精力用在研究病毒如何演化和突变上。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告诉她在哈佛和布洛德研究所的同事，说他们应该在公寓或住宅里储存一个月的食物和基础医疗物资。这是个小小的预防措施，以防真的遇到四级事件，你不得不反向隔离自己一个月，就像非洲村民那样。暂时切断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我希望你们能考虑不得不在家里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她对她的团队这么说。

        “假如我们为大型爆发做好基本的准备工作，”萨贝提在近期说，“我们就有可能让它变得没那么严重、夸张和疯狂。”萨贝提将四级传染病大流行称为癫狂事件。“我们为什么要坐等某种极其癫狂的事情爆发，而不是事先计划好如何应对？”她问，“为战争做准备谈不上有什么价值，因为战争中发生什么是不可预测的。然而为流行病爆发做准备就有极大的价值了，因为爆发中会发生什么很容易预测。咱们做好准备，不要被吓住。”

        关于凯内马，还有一个故事可说，异常简单，但显得更加可怕，就像《圣经》的启示。2017年夏，帕尔迪斯·萨贝提和罗伯特·盖瑞为凯内马政府医院的拉沙热研究项目组建立了一个基因组测序实验室，培训当地工作人员进行基因组测序。从2018年到2019年，塞拉利昂技术人员为凯内马医院的埃博拉患者血液内的埃博拉病毒做了测序。换句话说，他们揭示了杀害他们朋友和同事的病毒集群的遗传密码。遗传密码不会撒谎。它揭示了一段隐秘的历史，既令人震惊，也令人动容。

        许多研究者认为凯内马的护士是被患者或当地社群的居民感染的。然而遗传密码说出了不一样的真相。凯内马的医务人员是在努力拯救彼此的生命时被相互感染的。医务人员之中这条灾难性的感染链始于一个小事件。2014年6月30日当天或前后，救护车驾驶员萨尔·纽可尔决定违反规定。他去朋友家里探望朋友，但不想丢面子或吓坏别人，因此没有穿密封防护服。他进入那幢屋子时没有穿戴任何防护用具，但那幢屋子里有人感染了马科纳毒株。这个人与麦宁道的葬礼有着紧密联系。致命马科纳从此人身上跃入纽可尔先生体内。他吐血，入院治疗。6月18日清晨6点左右，纽可尔在卫生间里跌倒，撞破了头皮。露西·梅护士为他清洗伤口——一个善意的护理行为——他在事后不久去世。几个致命马科纳病毒粒子从纽可尔先生身上进入露西体内，很可能是在她为他清洗头皮的时候，病毒随即在胎儿和她本人体内爆炸性扩增。

        7月3日夜间，露西·梅在产下死胎时去世，马科纳毒株从她身上跃入她的护理者体内。遗传密码不会撒谎：“姨妈”姆巴卢·方尼孤注一掷地尝试拯救露西·梅的生命，从她体内取出已经死亡的胎儿，在此期间感染了病毒。三名护士，普林西斯·鲍瑞、希雅·马贝和法蒂玛·卡马拉，都是被露西·梅传染的，很可能也在她们合力抢救露西的那个夜晚。阿莱克斯·莫伊博伊护士在夜班期间照护露西·梅，他同样感染了露西·梅身上的病毒。“姨妈”显然知道尝试挽救露西·梅有可能让她献出生命。这些护士也知道。“姨妈”和她的护士们在抢救露西·梅时做出了终极的牺牲：他们就像在世贸中心垮塌前一瞬间冲进塔楼的消防员。他们在履行职责，因为那是他们必须去做的事情。他们全都在尝试拯救露西·梅但最终失败的过程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希雅·马贝和法蒂玛·卡马拉从苦难中活了下来；普林西斯·鲍瑞与“姨妈”一起失去了生命。

        露西·梅的马科纳毒株又从“姨妈”身上扩散出去。“姨妈”的弟弟，穆罕默德·伊拉在尝试拯救姐姐的生命时从她身上感染了露西·梅的病毒。

        胡玛尔·汗呢？根据构成遗传密码的字母，救护车司机走进某人家里后引燃的烈火也吞噬了他。遗传密码显示汗同样死于露西·梅携带的病毒。无论他在何处通过何种方式感染病毒，他都是在照护自己的团队成员时被传染的。遗传密码告诉我们，汗没有辜负他的属下，他与他们一起死去。

        这种病毒是个真正的恶魔，它随着忠诚和爱的链条传播，正是这样的情感将医院的医护人员彼此连接在一起，最终连接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非洲的医务工作者为了拯救同伴而献出生命，另一方面，他们是挡在病毒和你我之间的一道防线，尽管这条防线是那么薄弱，正在牺牲中不断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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