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迈克尔·波凯的办公室里，此处离高危实验室不远。这是1月份一个炎热的日子，旱季正在最炽烈的时候。名叫哈马丹风的燥风充斥空气，裹挟着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天空呈现狮子毛皮的颜色。病毒依然在凯内马时隐时现，但大火已经熄灭。塞拉利昂每月新增1 000个埃博拉病例，这个数字正在迅速下降。病毒活跃于科诺，凯内马以北的一个地区。塞拉利昂的学校已经关闭。全国到处都是路障，士兵和警察用数字体温计对准你的额头，问你从哪儿来和往哪儿去。红十字组织在离凯内马不远的地方设立了埃博拉治疗中心，红十字治疗中心内的埃博拉患者人数在稳定下降。凯内马医院的三个埃博拉病区都已关闭，医院不再收治埃博拉患者。普通病房里挤满了病人，食物小贩轻手轻脚地穿行于走廊之中。

        迈克尔·波凯从病毒的洪流中活了下来。他生性安静，个子不高，面部棱角分明，带着敏感而拘谨的气质。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能见到大帐篷。帐篷里空无一人。

        “营地管理人员转过身去不理你，你觉得他们对待你的态度是轻蔑吗？”我问。

        他平静地答道：“当然了，很轻蔑。”

        “你有什么感觉？我是说，你当时怀着什么的情绪？”

        他的视线飘向一旁，像是不想直视某些东西，而不是去看什么东西。“按照我当时的感觉，从情绪上说，我面上的印象是他对我的问题的答案让我不太满意。我没有喊叫。我还挺平静的。他们就那么走开了。他们一个字也没说，就好像我不存在。”

        “他们是白人吗？”

        “两个都是白人。”

        “你觉得是因为种族主义吗？”

        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不，”他立刻坚定地说，“问题似乎并不是种族主义。”

        我被他的回答吸引住了。“那你觉得问题是什么？”

        在他看来，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种族主义。在他看来，营地管理人员过于狭隘，被呆板的教条和僵硬的流程捆住手脚，反而妨碍了拯救生命。他是一名职业医生，和他们在同一个战场上战斗。他有十年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工作的经验，领导医务人员护理感染生物安全四级病毒的出血热患者。他在发表他对于医疗公正的看法，当他质疑对方秉持的公正概念时却受到了冷遇，他不喜欢这样。

        “无国界医生组织和非洲当地的医疗组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约翰·S.谢非林说，他是杜兰大学医学院的儿科专家，危机期间曾在凯内马医院工作。“我去凯拉洪与无国界医生的欧洲人员谈事情时，得到的待遇和我们在凯内马共同工作的非洲人员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在凯内马，我们的非洲工作人员能够得到平等对待。但无国界医生的欧洲人并不把凯内马的本地人员视为同事。这么做是错误的。完全错误。他们还企图把他们眼中的公正强加于看法不同的其他人身上。我们甚至无法说服无国界医生使用静脉滴注补液。”谢非林说。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管理层当时认为向埃博拉患者静脉滴注盐水无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几率。他们还认为那样会让工作人员暴露于带血针头之下，承受不可接受的风险。随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治疗中心内的病患数量急剧增加，他们停止或大量减少使用这一方法。

        “我觉得难以理解，”汤姆·弗莱彻说，他指的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决定停止给埃博拉患者静脉滴注补液，“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少进行静脉注射。然而只要你曾经给埃博拉患者做过静脉滴注，就不可能理解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在凯内马医院，100名患者顶多只有两三名医生照护，而任何人只要需要，我们就给他静脉滴注。做静脉滴注用不了多少时间，而且对健康的工作人员来说风险也不高。各种针头都有盖子，翻下来就能确保安全。让患者喝水补液更消耗时间，因为你必须坐在患者身边陪着他。同时也更加危险，因为你近距离接触患者的时间更长，而且患者有可能会呕吐。解决方法不该是禁止静脉滴注，这么做的病死率高达70%。只要愿意使用静脉滴注，病死率就能降到50%以下。”

        汤姆·弗莱彻曾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的东卡医院工作。东卡医院的医护人员给所有脱水的埃博拉患者静脉滴注补液。一天，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位医生来到东卡医院，她曾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盖凯杜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她环顾四周，开始哭泣，”弗莱彻回忆道，“她对我说：‘我工作的地方（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治疗中心）和这家医院的护理方法为什么这么不同？我们无法使用静脉滴注的方法，就因为有那么一条规则。’”

        一位医生在灾难中开展工作，尽管无法帮助所有人，但不是有责任帮助尽可能多的病患吗？这是检伤分类的实际应用——在你无法立刻处理所有病患的时候，通过这套方法来决定首先医治哪些人。医生在灾难中会普遍运用检伤分类法。他们会尽可能救治最多的病患，但不得不放弃部分病患，不做任何处理。

        “给一些人做静脉滴注而不给另一些人做，这当然是公平的，”汤姆·弗莱彻继续道，“因为有些人无法得到治疗，于是就不治疗所有人，这么做是发疯。彻头彻尾的发疯。”

        贝特朗·德拉盖兹医生，无国界医生组织布鲁塞尔行动中心的医疗主任，坐在行动中心新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新总部大楼是福树街上的一幢现代主义建筑物。“那些医务人员基本上是空降进去的，”他说，指的是安置汗的凯拉洪治疗中心，“你想一想他们眼中的情况。他们不知道病床上的一个婴儿、一名孕妇和一位医生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基础世界观是营地里的病人一切平等。”

        贝特朗·德拉盖兹有一头红发、淡褐色的眼睛和洒满雀斑的年轻脸庞。他穿牛仔裤和运动鞋，举止轻松而谦逊。会议室的墙壁用刨花板制作，组织的医疗设施使用的也是这种廉价建材。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由于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组织向处于危机中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尤其是冲突地区和不为全世界所知的紧急情况正在发生的地方。组织靠小额捐助维持运转，每年耗费14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这一天，布鲁塞尔总部的走廊和办公室里堆满了纸板箱。工作人员刚搬进新的办公地点。

        “你想一想凯拉洪的医务人员，”德拉盖兹医生继续道，“他们不认识汗医生，他们从没去过凯内马。汗的同事从凯内马赶来，想让他得到等级更高的照护。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当你进入另一个微观文化”——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文化——“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另外，我们也不该忘记，一场正在进行的疫情爆发会摧毁你的应变能力。”

        营地的管理人员孤立无援，被病毒围困，没时间睡觉，疲惫不堪，因为目睹无数人丧生而心灵受创，冒着受感染的风险，觉得暴露在遭受当地人攻击的危险之中。他们在病毒战争的迷雾中做出生与死的决定。

        7月25日，星期五，国际SOS公司来接汗的飞机降落在弗里敦国际机场。它停泊在航站楼旁，等待他被送上飞机。此时汗已经开始腹泻和呕吐。SOS公司的管理层得知汗表现出了这些症状，称飞机上的装备不足以应付病情严重的埃博拉患者，汗有可能对机组人员造成威胁。蒂姆·奥邓普希在电话上与SOS公司商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官员和营地管理者安雅·沃尔茨也加入会议，他们全都想说服SOS公司带走汗。但公司的意见很明确：汗病情太重，无法允许他登机。那天的某个时刻，营地管理人员通知汗，他无法被送往欧洲，因此无法接受实验性药物的治疗。这时他们已经做出最终决定，他们不会把营地冰柜里存有ZMapp的事情告诉汗。

        那天下午，飞机还停留在弗里敦的时候，汗的哥哥萨希德开始打电话给无国界医生组织。他这几天一直在尝试联系胡玛尔。家里人发疯般地担心他。他们知道他在凯拉洪的营地里，但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甚至连他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萨希德终于联系上了凯拉洪营地里的某个人，他要求和弟弟通话。

        “他太疲乏了，没法说话。”接电话的人说。

        萨希德认为他弟弟已经死了。他继续到处打电话，最后联系上了迈克尔·波凯。“你叫什么？”萨希德问，“你在哪儿？”

        迈克尔说他是汗的副手，就在营地里。

        “没人告诉我任何事情！”萨希德爆发了，“他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计划？”

        迈克尔解释说一架急救飞机已经抵达弗里敦。现在情况僵持住了，但塞拉利昂政府还在想办法送走汗，有可能是通过另一家医疗航空公司。“卫生部长说他们在全力寻找飞行器。”

        “他还活着吗？”萨希德说，“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证明他还活着。”

        迈克尔答应去拍一张胡玛尔的照片，然后挂断电话。他走到红色区域外的探视区，发现汗坐在围栏前的一把塑料椅上。迈克尔用手机拍照，发给萨希德。

        照片里，汗瘫坐在椅子里。他面部肿胀，眼皮浮肿，几乎睁不开，表情犹如面具。他似乎极为疲惫，变得内向，但脸上还有一丝微笑。萨希德现在认为弟弟是笑给母亲看的，想告诉她用不着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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