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作品及其他
把一篇作品看做一个引擎,一个轮子,或是一把镰刀都好。
却不要把它当做装饰,一块会议桌上的桌布,或是办公厅的窗子上的窗帘。
没有比一篇作品完成时所给我们的愉快和安慰更真实的了。这种愉快和安慰,不是任何怀着甚深的偏见的批评家所能夺去的;也不是任何怀着执拗的成见的敌人所能减少一分的。
与其穿了不合身材的衣服,还不如赤裸。
越是对艺术有勇猛的情热的作者,越是欢喜赤裸。
为什么我们要摈弃说教呢?因为说教常常是装腔做态的,不自然的,虚伪的。
当你的情感不曾达到完全纯真的时候,是很难生好的作品的。
作家和编者之间的互相帮助是:作家能把“好的”稿子给编者,编者能退还“不好的”稿子给作家。
作家和编者之间的崇高的友谊应该是:作家拿“好的”稿子,提高编者的声誉,编者退还“坏的”稿子,提高作家的声誉。
当我听一个人发表他对于另外一个人的意见时,我常常注意他心里的活动——即透过他的显得客观的语言,去看他躲藏在背后的真的意见,这样的结果,使我发现:
能公见地批评人的是不很多的,大多数是狡猾的。
有些人内心充满嫉妒,外表却假装冷漠。当你问他对于某个作家或作品的意见时,他从鼻孔里哼出冷笑,装出不屑谈的样子,沉默着;另一种人则含糊其词,企图抹煞。
伟大的艺术品必须蕴蓄一种东西,这就是一个时代为了选择自己的代言人,而托付给作家的东西。
不朽的作品,常包含一种一切时代所共同具有的人类向上的美的精神——引导人类从琐屑、偏狭、卑污走向善良、宽大、高贵的精神。
小市民式的自满,是艺术家走向成功路上最可怕的敌人。
纯正的艺术品和虚伪的制造物之间的距离,凡是有良心的作家自己是很清楚的。
那些装腔做态的东西,我们常常是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读完它。当读完它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悲哀——这种悲哀,与其说是为了那作品,倒不如说是为了那作者,为了他的那个发表作品的可怜的动机。
摹仿、抄袭、剽窃,都是缺乏创造力的结果。
我真讨厌抄袭,当你刚刚用心血创造了一些语言或形象,第二天就看到那些抄袭家们的复写了——那些复写常常显得那样拙劣,他们往往把你原来用苦辛所创造的东西,弄得卑俗化了。
对于一个作家的要求,不只是文章简洁通顺,这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但我们的很多作家,却连这起码的要求都成了最高的要求了。
老练的文体,不是困苦的雕琢,和艰难修饰的结果。
老练的文体,是作者对他所接触的思想情感透澈了解的结果。
批评家的工作是:发现作家,发现作家对现实的接近和距离,发现作品和现实之间的接近和距离。
却不是在司令台上喝叱着,发号施令。
我们的文坛产生了一些文坛掌故家,却很少文学史家,因为我们很多所谓文学史家是以掌故当作史料的,不是以作品当做史料的。
因此,我们的文坛以谁知道掌故更多就是最好的文学史家;因此,我们的很多批评家,就成天在收集掌故——却很少愿意化精力在研究作品的工作上。
大多数的批评家不知怎么的,很少能把一个作家正确地反映给读者,好像他们的能力永远限制在运用空洞的术语上,不会用正确的美学观点,有耐心地,具体地去了解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除了文章写得简洁通顺之外,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包含一种思想。
所写的人物,必须有社会的根源,人物而没有社会的根源,不能成为典型。
个人是依附在阶级一起的,批评他应该和他的阶级一起批评。
他的成功和失败,是联系在他所属的阶级的成功和失败上的。
为什么写人物呢?写人物无非是通过人物写社会。假使不是这样,那么写的人物是没有生命的,是一种剪影。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现在还只是停留在理解名词和动词的可悲的阶段,对于形容词,副词,接读词之类的苦心,他们是不很尊重的。
一般地说,文章写坏了,或是写得不通了,作者是不知道的;假如他知道,那一定羞于拿出来发表的;同时编者也是不知道的,要是知道,他也不愿意刊登的。
这样才显出批评的重要。
好的批评家不应该先注意作者写什么东西就算完了,更重要的是注意他怎样写——用怎样的态度处理题材,从什么角度看世界,采取怎样的手段……等等。
高明的理论家不从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阶级的区别去衡量作品;而是从作品中所反映的各个阶级的真实,与他们之间的矛盾程度去衡量作品。
一九四二年立春抄于蓝家坪原载
1942年2月12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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