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父亲晚上退到了厨房。他试图读书，或把书和笔记卡片摊在破损的油布上，稍微工作一会儿。但是厨房又狭小又窄仄，他在里面感到压抑。他是个好热闹的人，喜欢争论逗趣，喜欢光，倘若让他夜复一夜坐在令人沮丧的厨房里，没有巧妙的文字游戏，没有历史或政治争论，他的眼睛里就会蒙上一层稚气的愠怒。

        妈妈突然放声大笑对他说：

        “去吧，去吧，到外面玩会儿吧。”

        她加了一句：

        “只是要多加小心。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善良直率。”

        “你在说什么呢！”父亲生气了，“你疯了吗？孩子在呢！”

        妈妈说：

        “对不起。”

        他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征得她的同意。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做完所有家务：把买来的东西安排妥当，洗碗洗衣，把已经洗好的衣物晾起来，再把已经晾干的拿进屋。接着，他会擦鞋，洗澡，喷些他给自己新买的须后水，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仔细挑选一条合适的领带。已经拎起了西装外套时，他会弯下腰对我妈妈说：“你真的不介意我出去会会朋友，跟他们聊聊政治形势、谈谈工作？跟我说实话。”

        妈妈从来也不反对。可当他试图告诉她去什么地方时，她坚决不肯听：“阿里耶，只是你回来时轻一点。”

        “我会的。”

        “再见。你走吧。”

        “你真的不在乎我出去？我也许会在外面待到很晚呢？”

        “我真的不介意。你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还需要什么吗？”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阿摩司在这儿照顾我呢。”

        “我会早点回来。”

        又是一阵略带犹豫的沉默：

        “那么好吧。行了吗？我就走了？再见。希望你感觉好点。尽量上床去睡，不要在椅子里睡觉。”

        “我尽量。”

        “那么晚安？再见了？我会早点回来，我保证回来时轻一点。”

        “去吧。”

        他抻抻西装，正正领带，走了，他经过我的窗前时哼着小曲，声音温和，但跑调跑得吓人：“路漫漫，曲曲弯弯，你离我如此遥远，比明月还要遥远……”要么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在诉说什么？你的眼睛默默无语……”

        偏头疼令她失眠。医生开了各种各样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但都无济于事。她害怕上床睡觉，终夜在椅子上度过，身披一条毯子，一个靠垫放在头下，另一个靠垫挡住了她的脸。也许她试图那样睡觉。一丁点儿干扰便令她惊悸，无论害相思病的群猫们的哀嚎，还是远方谢赫贾拉或以萨维亚地区的枪声，亦或边界那边阿拉伯耶路撒冷光塔凌晨时分传来的宣礼员的唱颂。要是父亲关掉了所有的灯，她则害怕黑暗；要是他不关走廊里的灯，则会加剧的偏头疼。显然他快半夜了才回来，情绪高涨，但羞愧难当，发现她依旧醒着坐在椅子里，干枯的眼睛凝视着黑暗的窗户。他会询问她是不是需要茶或者热牛奶，祈求她上床睡觉，索性建议让她坐在椅子里，也许这样可以使她最后还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他感到十分愧疚，跪在那里给她穿上毛袜，万一她的脚着凉了呢。

        他半夜回到家里，有时会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兴高采烈地小声唱歌，即使走调也不在乎。“我有一座花园，我有一口水井”，唱到一半突然自己止住，立刻沉默下来，充满了羞愧与困惑，他满怀内疚默默地脱下衣服，穿上他的条纹睡衣，轻轻地再次问她需不需要茶、牛奶或者冷饮料，也许再次引诱她躺在床上，躺在他的身边，或者躺在他睡觉的地方。祈求她驱除不好的想法，想些愉快的事情。他上床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后，提出了她可以想的种种愉快想法，最后像个孩子似的带着这些愉快的想法进入梦乡。但是，我想象他会带着责任感，夜里醒上两三次，检查坐在椅子里的病人，给她拿药，倒杯水，给她盖盖毯子，再回去睡觉。

        冬末，她几乎不再吃东西。有时她在茶里泡块面包干，说这已经足够了，她觉得有点恶心，没有食欲。别为我担心，阿里耶，我几乎动都不动。我要是吃东西，就会胖得像我妈妈一样，不要担心。

        爸爸伤心地对我说：

        “妈妈病了，医生们检查不出来她得了什么病。我想请些别的医生，可她不让。”

        还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妈妈正在自己惩罚自己，就是为了惩罚我。”

        亚历山大爷爷说：

        “咳，那有什么。精神状态。抑郁症。总有一些怪念头。这证明心依旧年轻。”

        莉兰卡阿姨对我说：

        “你也不易啊。你是这么聪明伶俐、多愁善感的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作家。你妈妈对我说你是她生命中的一缕阳光。你真是一缕阳光。不像某人，幼稚的自私自利使得他此时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未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为糟糕。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和自己唠叨，不是和你。你是个有点孤单的孩子，也许现在比平时更加孤独了，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和我进行知心谈话，不要犹豫，请记住，莉兰卡不止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只要你允许，我也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不是用成年人看待儿童的方式来看待你的朋友，而是一个真正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记忆欺骗了我。我现在想起曾经完全忘却了的事情。我重又想起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而后又再次忘记。今天早晨，我想起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前的往事，离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仿佛一轮旧月映现到窗玻璃上，又从玻璃上映现到湖面，记忆从湖面撷取的不是映像本身，映像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是这样。现在，在这里，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

        亚历山大爷爷总是亲吻年轻女士的手。父亲只是有时这么做，此外，他只是拿起她的手，弯腰看她的手表，与自己的进行比较，他几乎对每个人都那么做，手表是他的癖好。我只逃过这一次课，此次逃课专门去看在俄国大院里展出的烧毁了的埃及坦克。我永远不会再逃课了。永远不。

        我恨了他两天。真丢脸。过了两天，我把恨转嫁到母亲身上，恨她患有偏头疼，装腔作势，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都怪她，因为是她自己迫使他去寻找生命迹象。而后，我恨我自己，因为我听任鲁里克的诱惑，就像里的狐狸和猫一样，逃阿维沙先生的课。我为什么就没有一点骨气？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影响？一个星期以后，我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六岁那年，在胡尔达基布兹一个可怕的夜晚，我记起透过西海尔咖啡馆的玻璃窗看到的情形。我忘却了西海尔咖啡馆，就像完全忘却了我在上午提前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妈妈身穿法兰绒睡袍静静地坐在那里，不是坐在窗前，而是坐在外面的院子里，坐在光秃秃的石榴树下一把折叠帆布躺椅里，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她的书像平时一样打开倒放在膝头，暴雨正在袭击着她，她一定已在冷雨中待了一两个小时，因为当我把她拉起来拖进屋里时，她浑身湿透，人已经冻僵，就像一只透湿的鸟儿永远也飞不起来了。我把妈妈拖到浴室，从她的衣橱里给她拿出干衣服，我隔着浴室的门，像大人一样指派她，命令她怎么做，她没有回答我，但是完全照我的吩咐去做，只是一点没有停止那不是微笑的微笑。我对父亲只字未提，因为妈妈用眼神让我保守秘密。对莉莉亚阿姨，我只说了这样的话：“莉莉亚阿姨，你完全错了。我永远不会成为作家或者诗人，也不会成为学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我没有情感。情感令我厌恶。我要当个农民。我要住到基布兹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当个毒狗的人。用装满砷的注射器。”

        春天，她稍见好转。春天的节日——树木新年那天，国家临时议会主席海姆·魏兹曼在耶路撒冷宣布立宪会议——即第一届议会开幕，早晨，妈妈穿上她那条蓝裙子，建议父亲和我跟她到特里阿扎丛林小游。我觉得她穿这件衣服举止优雅，显得很漂亮。当我们终于离开装满图书的地下室，出门走进春光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慈爱的光。父亲和她手挽着手，我稍微跑到前面一点，像只小狗崽，因为我想让他们互相说说话，也许因为我太高兴了。

        妈妈做了一些奶酪三明治，里面夹着西红柿片、煮鸡蛋、红青椒和鳀鱼，父亲自己榨了一瓶不冷不热的橘子汁。我们走到丛林边上，铺了一小块油布，伸开四肢躺在上面，吮吸饱尝冬雨的松林散发出的气息。嶙峋的山坡长出一层厚厚的绿茸毛，正透过松树窥视着我们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旦边境那边阿拉伯小村淑阿法特的房屋，尼比萨姆维尔的纤细光塔耸立在地平线上。父亲说，在希伯来语中，“丛林”一词和“聋”、“安静”、“勤勉”、“耕耘”等词意义相近，又对语言之魅力发表了一小通演说。妈妈因为情绪特好，所以又给他说了一大串同义词。

        接着她向我们讲起一位乌克兰邻居，一个机敏、英俊的男孩，他可以确切地预见哪天早晨黑麦会发芽，甜菜什么时候会吐出嫩叶。所有非犹太民族的姑娘都为斯蒂凡这个男孩发狂，他们管他叫斯蒂凡沙或者斯蒂欧帕，可他自己却疯狂地爱上了塔勒布特学校的一个犹太老师，他爱得如此深切，以至于曾经想在河中湍流里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又是个出色的水手，沉不下去，他漂到了河畔的一个庄园，庄园的女主人引诱了她，几个月之后，她给他买了一个小酒店，也许他依旧待在那个地方，由于饮酒过度，沉湎女色，变得既丑陋又臃肿。

        这一次妈妈使用“沉湎女色”一词时，父亲忘了要制止她，甚至也没有大喊“孩子在呢！”他头枕着她的膝头，伸开四肢躺在油布上，嘴里嚼着一片草叶。我也一样，四仰八叉地躺在油布上，头枕在妈妈的另一个膝头上，嘴里嚼一片草叶，让令人沉醉的温暖气息充盈肺腑，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芬芳，昆虫嗡嗡，在春意中陶醉，被冬天的风雨洗涤得干干净净。倘若时间就此定格，写作也就此定格，在她去世两年前，那个春天的树木新年，我们三人在特里阿扎丛林时的画面定格：我妈妈身穿蓝色连衣裙，脖子上优雅地系了条红丝巾，笔直地坐在那里，显得十分漂亮，而后倚在一棵树干上，一个膝头躺着我的父亲，另一个膝头躺着我，冰凉的手抚摸我们的脸颊和头发，头上，群鸟在洗过的松树上唧唧喳喳，那该有多好。

        那年春天她确实好多了。她不再夜以继日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玻璃窗，她不再看见光就退却，或听到任何响动就惊悸不已。她不再不管家务，连续几个小时看她自己所喜欢的书。她的偏头疼稍见好转，几乎恢复了食欲。她再次仅用五分钟就在镜子前梳妆完毕，轻轻敷上一层香粉，抹点口红和眼影，梳头，再用两分钟站在敞开的衣柜前挑选，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时神秘、漂亮、光彩照人。以往的客人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房子里，巴-伊兹哈尔（伊萨勒维茨）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对劳工运动深恶痛绝的虔诚的修正主义者，汉娜和哈伊姆·托伦、鲁德尼基夫妇，但泽城来的托西亚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他们在盖乌拉大街上开了一家娃娃修理店。男人们有时迅速而不好意思地瞥一眼我的母亲，又急急忙忙地避开目光。

        我们又在安息日晚上来到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的圆桌前，点蜡烛，吃鱼冻饼，或者吃两头用针线缝起来的八宝鸡脖。星期天上午，我们有时去拜访鲁德尼基夫妇，午饭后，几乎每个安息日，我们都从北向南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到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里朝觐。

        一次吃晚饭时，妈妈突然向我们讲起，她在布拉格读书时，在租住的房间里有盏落地电灯，放在扶手椅旁边。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来到乔治王大街的两家家具店和本-耶胡达大街的一家电器商店，他一一比较，又回到第一家店里，拿着一盏最漂亮的落地灯回到家里。那盏灯花掉了他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妈妈吻了我们二人的前额，露出奇怪的微笑向我们保证，她离开很长时间后，那灯依旧能够给我们二人以光明。父亲陶醉在胜利中，没听见她说的这些话，因为他从来就不好好地听人说话，还因为他那奔涌不息的语言能量已经席卷着他去追寻原始闪米特语中光的词根NR，阿拉米语形式menarta和阿拉伯语中的同义词manar。

        我听到了，但是不明白。也许我明白了，但没有抓住其中的意义。

        后来又开始下雨了。爸爸再次请求批示，在我安顿上床后，“出去看一些人”。他保证不会回来太晚，不会发出噪音，他给她端来一杯热牛奶，穿上他锃亮的皮鞋，西服上衣口袋里露出白色三角手绢，像他父亲一样，身后飘着须后水的芬芳，走出家门。当他经过我的窗户时，我听到他啪的一声打开雨伞，哼着跑调的小曲，“她有多么温柔的小手，无人敢触摸”，或者“她的眼睛像北斗星，她的心像沙漠一样滚烫”。

        但等他一转身，妈妈和我就骗他。尽管他给我规定了严格的熄灯时间，“九点整，一秒钟都不许晚”，等到他的脚步在湿漉漉的大街上远去，我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她而去，听许许多多的故事。她坐在椅子上，房间里一排排书顺着墙壁排起，还有许多书堆在了地上，我穿着睡衣跪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头枕在她温暖的腿上，闭着眼睛倾听。房间里的灯已经关掉了，只剩下她椅子旁边的落地灯还亮着。风雨击打着百叶窗。偶尔，一阵阵沉闷的雷声从耶路撒冷上空滚滚而去。爸爸出去了，把我留给妈妈和她的故事。一次她告诉我，她在布拉格读书时租住的房间上面有一套空房子。一连两年也无人在那里居住，因此邻居们悄悄地说，那里只有两个死去的女孩子的鬼魂。房子里失了一场大火，爱米莉亚和亚娜两个姑娘没能营救出来。悲剧发生后，姑娘们的父母移民到了国外。熏得乌黑的房子上了锁，封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再装修，也没有再续租。有时，邻居们窃窃私语，听到了闷声闷气的调笑声和恶作剧声，要么就是半夜时分听到了哭声。我从来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妈妈说，但是有时我几乎确信水管被人拧开，家具被人移动，有人光着脚啪嗒啪嗒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也许有人利用空房子秘密做爱，或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等你长大后，就会发现，你的耳朵在夜里听到的所有声音，几乎都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进行解释。实际上，不止是在半夜，不止是你的耳朵，就连你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下之所见，也几乎总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

        还有一些夜晚，她向我讲述了欧律狄刻、冥王哈德斯和奥菲斯。她向我讲述了一个八岁女孩的故事，其父是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分子，战后被同盟国在纽伦堡绞死，只是因为有人看见小女孩用鲜花装饰其父亲的照片，就把她送进一个少年犯看守所。她向我讲述了罗夫诺附近某村，一个年轻的木材商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在森林里迷路，不见了踪影，但是六年以后，有人深更半夜悄悄地把他那双破靴子放到他遗孀的床头。她向我讲述了老托尔斯泰临终之前离家出走，在一个偏僻的火车站阿斯塔波沃站长家的棚屋里病逝。

        在那些冬夜，我和妈妈就像培尔·金特和他的母亲奥斯：

        我们曾经一道发过愁……

        而我和培尔就待在家里

        拼命摆脱烦恼，尽量不去想那些事……

        我们呢，就编织了关于王子、山妖和奇禽异兽的神话，也编过抢新娘的故事。

        可谁会料到他竟把这种故事记在脑海里呢！

        我们那些夜晚经常做游戏，轮流编故事：妈妈说起一个故事，我接着讲，她讲一节我讲一节，以此类推。爸爸会在将近半夜或半夜时回来，听到外面传来他的脚步声，我们立即关上灯，像两个淘气的孩子跳上床，假装老老实实地睡觉。我迷迷糊糊中，听见他在小房子里走动，脱掉衣服，从冰柜里拿牛奶喝，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又关上，冲厕所，又拧开水龙头，又关上，屏住呼吸，哼一曲古老的爱情歌曲，又喝一点牛奶，光着脚轻轻走进书房，走向已经打开变成一张双人床的沙发，肯定是躺在假装睡着的我妈妈身旁，把小曲藏在心里，在心里哼上一两分钟，而后睡着了，睡得像个孩子，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早上六点，他第一个醒来，刮脸，穿衣，系上妈妈的围裙给我们二人榨些橘子汁，像平时一样把果汁在开水锅里温热，因为谁都知道冰凉的果汁会让你打冷战，而后给我们二人把橘子汁端到床上。

        在那些夜晚，有一次，妈妈又失眠了。她不愿意挨着爸爸躺在沙发上，父亲睡得很沉，眼镜静静地放在他身边的架子上，妈妈从床上起来，没有去她窗前的椅子上，也没有去阴郁的厨房，而是躺到了我的床上，搂抱我，亲吻我，直至我醒来。接着她凑近我的耳根，轻轻问我是否同意今天夜里说悄悄话。只有我们两人。很抱歉我吵醒了你，但是我今天夜里真想和你说话。这一次我在黑暗中确实听到她声音中含着微笑，那是真正的微笑，不是影子：当宙斯发现普罗米修斯设法给人类盗取了他拒不给予人类以示惩罚的火种，他几乎恼羞成怒。众神很少看到天父如此恼火。他每天让自己的炸雷不停地滚动，没有人敢接近他。在恼怒中，火冒三丈的天父决定让灾难化作奇妙的伪装降临人间。于是他命令儿子火神和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用泥土制作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智慧女神雅典娜教她织布缝衣，并给她穿上漂亮的衣裳。爱神阿佛洛狄特冠之以优雅迷人的魅力，骗取所有的男人，并激起他们的欲望。商贾偷窃之神赫耳墨斯教她撒谎不眨眼，巧言蛊惑与欺骗。这个美丽的妖妇名叫潘多拉，意思是“拥有一切优点的人”。后来，宙斯渴望复仇，命令将她许给普罗米修斯的蠢弟弟厄庇墨透斯做新娘。普罗米修斯告诫弟弟不要接受众神送给他的礼物，可无济于事。弟弟看到这个美艳动人的女王时，欢跳着奔向潘多拉。潘多拉带来一盒嫁妆，里面装满了奥林匹斯山众神送的礼物。一天潘多拉打开礼物盒的盖子，从里面飞出疾病、孤独、不公道、残酷与死亡。因此我们就看到所有的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是你还没有睡着，我想告诉你，依我看来，在这之前，痛苦就已经存在了。普罗米修斯和宙斯有痛苦，潘多拉自己也有痛苦，更不用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痛苦并非来自潘多拉的盒子，正因为有痛苦才发明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它也是因为有痛苦。你明天放学后剪剪头发吧。瞧你的头发长得多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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