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离家住进基布兹时，我写下一些决心，将其定为自己非执行不可的标准。要是我真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必须开始在两个星期内把自己晒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后来我把条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确实设法不做脏事，不唠唠叨叨。当他们问我一条毯子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愿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里时，我动动脑袋作答。当问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考虑参加读报小组，我回答“呃哼”。如果问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过十个字，我故意迟疑几秒钟，仿佛在做深入的思考，让他们知道我属于那种矜持寡言、讳莫如深的人，具备内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尽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脱得精光，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甚至在最初几个星期，我好像可以设法不写东西。

        但不能不读东西。

        每天干完活上完课后，基布兹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来的寄宿者则在俱乐部里放松一下，或打打篮球。晚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这些活动，免得露怯。大家都离开后，我通常半裸着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晒日光浴，读书读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间，不躺在空床上，因为肮脏之念，还有大量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在那里等待着我。）

        每星期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在天黑之前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晒得怎么样，而后穿上衬衫，而后鼓起勇气，到老兵居住区，与我在基布兹的“父母”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喝杯果汁，吃块蛋糕。这两位老师，都来自波兰的洛兹，年复一年主持基布兹内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学任教的汉卡，是个漂亮丰满、精力充沛的女子，犹如发条一贯绷得紧紧的，强烈的奉献光环与香烟烟雾始终环绕在她周围。她一人肩负着诸多重任：组织犹太人过节、举行婚礼和周年纪念日、上演节目、培养质朴的无产阶级地方化传统。这一传统，按照汉卡所设想的，应融合《雅歌》风韵和新《圣经》时代土地耕作者所拥有的橄榄兼角豆荚的希伯来品位，兼济东欧的哈西德派犹太小村庄的格调，融进了东欧农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犷豪爽的方式，后者直接从克努特·哈姆孙踩在赤脚下的“大地硕果”中撷取了天真纯洁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乐趣。

        至于奥扎尔或奥伊扎尔·胡尔戴，“继续教育班”或中学的负责人，则是个精干结实的男子，苦难和具有反讽意味的聪慧使他脸上布满了犹太人的皱纹。在这些痛苦的皱纹中，偶尔会悠然闪过一丝恣意顽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风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长揶揄讽刺。他能够流露出一股脉脉温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会动雷霆之怒，令周围的人产生世界末日时的恐惧。

        奥伊扎尔融立陶宛《塔木德》学者的头脑敏锐与哈西德教徒充满激情唱颂的狂热于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奋力冲破尘世的束缚。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奥伊扎尔·胡尔戴也许会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创造奇迹者，置身于众多着了迷的崇拜者中。如果他选择从政，做个保民官，肯定大有可为，身后会紧紧追着一批狂热的崇拜者，也不乏对其深恶痛绝之人。但是奥伊扎尔·胡尔戴选择了当基布兹中学校长的生活。他是位毫不妥协的硬汉，好斗，飞扬跋扈，甚至暴虐无道。他能精熟详尽地讲述许多题目，近乎带有情欲般的激情，像犹太小村庄里一个云游四方的布道者，《圣经》、生物学、巴洛克音乐、文艺复兴艺术、拉比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理、鸟类学、分类学、雷高德（装有舌簧的八孔直笛），以及诸如“历史上的拿破仑及其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与艺术中的表现”等各种课程。

        我忐忑不安，走进老兵居住区北边一套带有小门廊的一间半平房，房子对面是一排柏树，屋里墙上挂着莫迪里阿尼和保罗·克勒的赝品绘画，以及一幅酷似出于日本人之手的惟妙惟肖的杏花吐艳图，两把简朴的扶手椅之间有一张小型咖啡桌，桌上放着一只高高的花瓶，花瓶里几乎一向不放鲜花，而是插着格调高雅的小枝。风格朴素的浅色窗帘上绘有依稀的东方图案，令人想起德国——犹太作曲家谱写的、带有改装了的东方主义色彩的希伯来文民间歌曲，以期吸收中东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阿拉伯或《圣经》精神。

        奥伊扎尔，若不是背着双手在房前小道上快步来回行走，伸出下巴披斩眼前的空气，就会坐在角落里抽烟，口里小声哼唱，看书，要么就是一边通过放大镜观察一些植物花蕊，一边翻动植物手册。此时，汉卡甩开军人的步伐，精力充沛大踏步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拉平床垫，倒烟灰缸，并把它清洗干净。她噘起嘴唇，整理床罩，或者用彩纸剪些装饰品。多利会汪汪两声向我表示欢迎，奥伊扎尔雷鸣般的喝斥吓住了它：“你真不害臊，多利！看看你在朝谁叫唤！”或者有时：“真是的！多利！我大吃一惊！真的大吃一惊！你怎么能这样？你的声音怎么不发抖呢？这样无耻的表现只能给你自己丢脸！”

        这只母狗，听到先知这一连串的愤怒，像了气的气球缩了回去，绝望地四处探寻地方隐藏自己的耻辱，最后钻到了床底下。

        汉卡·胡尔戴向我绽开笑脸，向一个看不见的观众宣布：“瞧！看看谁来了！喝杯咖啡？蛋糕？还是一些水果？”这些选择刚一出口，仿佛魔杖一挥，咖啡、蛋糕和水果就放在了桌子上。我温顺听话，但内心里涌动着激情，我彬彬有礼地喝着咖啡，适度吃了一些水果，与汉卡和奥伊扎尔谈了一刻钟当下的一些急迫问题，如死刑，不然就是人之初确实性本善，只是被社会所毁坏，不然就是我们本来天性邪恶，只有教育能够将其改进到某种程度，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改进它。“堕落”、“优雅”、“性格”、“价值”以及“改进”等词语经常充斥于放着白色书架的典雅房间，那书架与我父母耶路撒冷家里的书架如此不同，因为这里的书架分成绘画、小雕像、化石收藏、用野花压成的拼贴艺术、精心照管的盆栽植物，角落里还有一部留声机和许多唱片。

        有时，在谈论优雅、堕落、价值、自由和压迫时，伴随着忧伤的小提琴曲或唱片发出的舒缓颤抖的声音，卷毛沙伊会站在那里拉琴，背对着我们。或者罗恩会对着他的小提琴嚅动着嘴唇，瘦骨嶙峋的罗恩，他妈妈总叫他小不点儿，最好不要企图和他说话，连你好、怎么样都不要说，因为他一贯露出羞怯的微笑，鲜少和你说上一个短句，如“很好”，或者一个长句子“没问题”。差不多就像藏在床下、等待主人怒气全消的母狗多利。

        有时，我到那里时，发现三个胡尔戴家的男孩，奥伊扎尔、沙伊和罗恩坐在草地上，或坐在前廊的台阶上，像来自东欧犹太村庄里的克莱兹默小组，唱片那绵长、徘徊不去的乐音在晚间的空中飘拂，令我产生一种惬意的渴望，还有一阵令人心痛的哀愁，为自己无足轻重，为自己是他者，为世界上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我在他们餐桌旁永远只是乞丐，一个外来人，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不安分的小人，如果不只是一个可怜的江湖骗子。（我在《沙海无澜》的阿扎赖亚这一人物身上赋予了这种情感。）

        太阳落山之际，我拿着书来到赫茨尔之家，基布兹边上的文化中心。这里有间读报室，你每天晚上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基布兹的几个老光棍，他们通过阅读日报、周刊来消磨人生，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政治论争，令我有些想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时，斯塔施克·鲁德尼基、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克洛赫玛尔先生、巴·伊兹哈尔和伦伯格先生的争论。（我到那里时，基布兹的老光棍几乎都是四十五岁左右了。）

        在读报室的后边，还有一个房间，几乎无人问津，叫作自习室，基布兹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在那里开会，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体活动，但多数情况下那里是空的。在一个镶玻璃面的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枯燥无味、令人生厌、沾满灰尘的《青年劳动者》、《劳动妇女月刊》、《田野》、《时钟》，以及《达瓦尔年鉴》。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这里读书读至半夜时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这里，我重新开始了创作，没有人看见，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与无足轻重，充满了自我厌恶。我离开耶路撒冷到基布兹，当然不是为了写诗写小说，而是为了获得新生，抛弃一堆堆语词，里里外外晒得黑黝黝的，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一个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尔达，即使最为农业（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夜晚也读书，终日探讨书。当他们采摘橄榄时，他们不可开交地争论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巴枯宁，争论是实行永久革命还是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争论在古斯塔夫·兰道尔的社会民主与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以及二者与追求人的兄弟关系之间存在着的永恒冲突。在养鸡房里捡鸡蛋时，他们争论如何在乡村背景里恢复庆祝古老犹太节日的仪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时，他们对现代艺术拥有不同见解。

        更有甚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尽管献身农业，全心全意忠诚于体力劳动，但写风格质朴的文章。他们多数描写日常争论的话题，但是在每两周一次发表在地方通讯上的一些文章里，他们偶尔允许自己在猛烈的论证与愈加猛烈的反证当中，加大抒情力度。

        如同在家里一样无拘无束。

        我确实试图一劳永逸抛弃学术世界，与自己的出身背景抗衡，我出了油锅，又跳入了烈火，“好像人躲开狮子又遇见熊”。应该承认，这里的辩论者要比坐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桌旁的辩论者黝黑得多，他们头戴布帽，身着工作服和笨重的皮靴，他们讲的不是带有俄文腔的夸夸其谈的希伯来语，而是幽默诙谐的希伯来语，带有加利西亚或比萨拉比亚意第绪语那声情并茂的味道。

        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与约拿大街书店和借阅图书馆老板马尔库斯先生一样，对我不可遏止的读书渴望心存怜悯。他让我想借多少书就借多少书，远远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图书馆规则。他在基布兹打字机上用醒目的字母打出规则，钉在他封地里几个显眼的地方，封地里那隐隐约约的尘土味儿、陈年胶水和海草味儿，吸引着我，犹如果酱吸引黄蜂。

        那些年我在胡尔达什么没读过呢？我贪婪阅读卡夫卡、伊戈尔·莫辛松、加缪、托尔斯泰、摩西·沙米尔、契诃夫、纳坦·沙哈姆、布伦纳、福克纳、聂鲁达、海姆·古里、阿尔特曼、阿米尔·吉尔伯阿、利亚·格尔德伯格、史龙斯基、欧·希勒里、伊兹哈尔、屠格涅夫、托马斯·曼、雅各布·瓦塞尔曼、海明威、《我，克劳迪乌斯》、温斯顿·丘吉尔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伯纳德·刘易斯论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伊萨克·多依彻论苏维埃、赛珍珠、《纽伦堡审判》、《托尔斯泰传》、斯蒂芬·茨威格、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以色列土地的历史、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史诗的缘起、马克·吐温、克努特·汉姆生、希腊神话、，以及尤里·阿夫奈里。一切。除了那些尽管我再三请求，可谢夫特尔仍禁止我读的书，比如说，。（我想，只有在我结婚以后谢夫特尔犹豫再三，才让我读诺曼·梅勒与亨利·米勒。）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撰写的和平主义小说《凯旋门》背景置于20世纪30年代，小说开篇描写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深夜时分倚靠在桥梁矮墙上，就要投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陌生人停下来和她说话，抓住她的胳膊，挽救了她的生命，并和她度过销魂之夜。那是我的幻想，我也会那样与爱不期而遇。她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站立在断桥上，我会在最后一刻出现，营救她，斩杀巨龙——不是我在年幼之际成打斩杀的那种有血有肉的巨龙，而是内在的绝望。

        我要为我深爱的女人斩杀这条内在的巨龙，从她那里得到回报，于是幻想进一步发展，如此甜美，令人生畏，令我无法深思熟虑。那时，我并没有想到，桥上那个绝望的女子，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我死去的母亲，带着她的绝望，她自己的巨龙。

        或者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我在那些年看了三四遍，里面云集着荡妇和形体强悍的男人，这些男人在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诗意般的情怀，我梦想有朝一日会像他们一样，声音沙哑，具有阳刚之气，体魄犹如斗牛士，脸上充满了蔑视与哀愁，也许有点像照片上的海明威。倘若有朝一日，我未能设法像他们那样，至少我也会写这样的男人：英勇无畏的男人，懂得如何嘲笑，如何憎恨，倘若需要懂得如何出拳痛打恶霸，他们确切地了解在酒吧里点什么，向女人、对手或者并肩战斗的同事说些什么，如何用枪，如何在做爱中达到极致。还有高贵的女人，易受伤害，然而难以诱惑，令人费解，充满神秘感的女人，慷慨地滥施“恩宠”，然而这种“恩宠”只施与那些精心挑选出的男人，他们懂得如何嘲笑与蔑视，痛饮威士忌，出手有力，等等。

        每星期三在赫茨尔之家的墙上，或者在食堂外面草坪上支块白布，放映电影。这些电影明确地证明，在宽广的大世界里主要生活的是出自海明威或者克努特·哈姆孙笔下的那些男男女女。从基布兹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士兵们所讲的故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画面，这些在周末回家度假的士兵直接参与了赫赫有名的101部队的报复性袭击，强悍、沉默、冷峻的男子汉，身穿伞兵服，光彩照人，肩挎冲锋枪，“身穿普通的衣裳，脚踏沉重的皮靴，流淌着希伯来青年的汗水”。

        我几乎在绝望中放弃。要像雷马克或海明威那样写作，你确实得离开这里，投身于真正的大世界，去往男人犹如拳头般强劲有力、女人宛若夜晚般柔情似水的所在，在那里桥梁横跨宽阔的河流，夜晚酒吧灯光摇曳，真正的生活真正开始。人若是缺乏那个世界的体验，得不到半点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临时许可。一个真正作家的生活所在不是这里，而是那里，在那广阔的大世界。直到我出去，住到那样一个真正的世界，才有机会找到东西写。

        一个真正的所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罗、非洲沙漠或斯堪的纳维亚森林。必要时，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这里，在基布兹，这里有什么呢？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即使在我以前生活的凯里姆亚伯拉罕，也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写。除去迟钝的人们终日过着阴郁沉闷捉襟见肘的生活外，还有什么？与胡尔达这里有几分相像。我连“独立战争”都没赶上，我出生太晚，只赶上可怜的点点滴滴，装沙袋，捡空瓶子，从当地内务防御哨所跑到斯洛尼姆斯基房顶上的瞭望哨，传递情报，而后归来。

        确实，在基布兹图书馆，我找到两三位雄浑有力的小说家，他们在反映基布兹题材时，设法写出类似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纳坦·沙哈姆、伊戈尔·莫辛松、摩西·沙米尔。但是他们那一代人，偷偷运送移民，走私武器，爆炸英军司令部，抵御阿拉伯武装，他们的故事在我看来笼罩在白兰地、纸烟和火药味混合而成的迷雾中。他们住在特拉维夫，多多少少与真正的世界相联，在那座城市里，有咖啡馆，青年艺术家在那里喝酒，在那座城市里，有卡巴莱歌舞表演，种种丑闻，剧院，以及充满禁锢之爱与无助激情的波西米亚生活。不像耶路撒冷和胡尔达。

        谁在胡尔达见过白兰地？谁在这里曾听说过大胆的女人与崇高的爱情？

        如果我想像这些作家那样写作，我首先得去伦敦或米兰。但是怎么去呢？基布兹的普通农民不会突然去往伦敦或米兰汲取创作灵感。如果我想拥有去巴黎或罗马的机会，我首先得成为名人，我得像那些作家中的一位成功地写本书。但是为了写这本成功的书，我首先得住到伦敦或纽约。恶性循环。

        是舍伍德·安德森使我走出了这一恶性循环，“使我的创作之手得到了自由”。我将永远感激他。

        1959年9月，阿姆奥维德出版社出版的流行丛书中，收入由阿哈龙·阿米尔翻译成希伯来文的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还不知道温士堡的存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俄亥俄。或许我朦朦胧胧记得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有俄亥俄。而后，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出现了，深深震撼了我，几乎整个夏天，我像喝醉酒一般在基布兹的小径上行走，直至凌晨三点半，自言自语，如同害相思病的乡村情郎颤抖不已，又唱又跳，带着敬畏、欢乐与狂喜悲泣——我找到了！

        凌晨三点半，我穿上工作服和靴子，跑向拖拉机棚，我们从那里出发到一块叫作曼苏拉的地里，清除棉花地里的杂草，我拿起一把锄头，在一排排棉花苗里快速干到下午，把其他人都甩在后面，仿佛我长出了翅膀，幸福得晕晕乎乎，跑，锄草，咆哮，跑，锄草，自言自语，向山岭、微风窃窃私语，锄草，发誓，跑，心潮澎湃，泪流满面。

        整个《小镇畸人》由一系列的故事与事件构成，故事套故事，故事与故事互为关联，尤其因为这些故事均发生在一个穷困偏僻的乡间小镇。书中尽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老木匠、一个心不在焉的小伙子、某小店老板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这些故事互为关联，也是因为人物从一个故事走进另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在另一个故事中再度出现时，则成为次要人物、背景人物。

        《小镇畸人》中的故事都围绕日常生活琐事展开，以当地流言蜚语片断或者没有实现的梦想为基础。一个老木工和一个老作家谈论把床升高，而另一个名叫乔治·威拉德的年轻人是当地一家报社初出茅庐的记者，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突发奇想。一位名叫比德尔鲍姆的性情古怪的老人，绰号飞翼比德尔鲍姆。一个身材高大、黝黑的女子由于某种原因嫁给了一个名叫里费博士的男人，但一年后死去。一个名叫阿布纳·格罗夫的男人，小镇上的面包师，以及帕雪瓦尔医生，“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嘴巴下垂，唇上盖着一抹黄色胡髭。他老穿一件肮脏的白背心，口袋里露出许多叫作‘斯都琪’的黑烟卷”，还有其他类似的人物类型，在那个夜晚之前，我认为他们在文学中没有位置，除非作为背景人物，向读者提供顶多半分钟的笑柄与怜悯。这里，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女人并非大胆，她们不是神秘的妖妇。他笔下的男人也不强悍，属于那种笼罩在香烟烟雾与阳刚悲悯中的类型。

        因此，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把我离开耶路撒冷时就已经抛弃的东西，或者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脚踏、但从未劳神弯腰触摸的大地重新带回给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与娃娃的克洛赫玛尔夫妇家里总是飘着的淡淡的面团味儿与腌鳕鱼味儿；杰尔达老师暗淡阴郁的房子、表皮斑驳的柜子；心存不满的作家扎黑先生以及他深受慢性偏头疼困扰的妻子；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烟熏火燎的厨房；斯塔施克和玛拉·鲁德尼基养在笼子里的两只鸟，一只老秃鸟和另一只松果鸟；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满屋子的猫，还有她丈夫杰茨尔，合作社里目瞪口呆的收款员；还有斯塔赫，施罗密特奶奶那条伤心的老狗，圆眼睛里露出哀愁，他们经常用樟脑球给它消毒，狠劲抽打它，消除灰尘，直至某天，她不再需要它，用报纸把它一卷，扔进了垃圾箱。

        我知道我来自那里，来自令人沮丧的诸多忧愁与虚伪、渴望、荒诞、自卑情结与乡野虚夸、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过时的理想、备受压抑的创伤、无可奈何与绝望茫然，对国内种种苦涩的变化绝望茫然，一些微不足道的骗子伪装成危险的恐怖主义者和英勇的自由卫士，不幸的书籍装订者发明了带有普遍救赎色彩的配方，牙医们悄悄地告诉邻居他们同斯大林保持着旷日持久的私人通信，钢琴老师、幼儿园老师和家庭主妇向往充满激情的艺术生活的渴望遭到遏制，夜晚泪流满面辗转反侧，欲罢不能的作家们没完没了给《达瓦尔》的编辑们写信，发泄不满，老面包师在睡梦中看见了迈蒙尼德和善名之师，紧张不安、自以为是的工会官员以职业政党工作人员的眼光盯着当地居民，电影院、合作社的出纳员在夜间作诗，编写小册子。

        在这里，在基布兹胡尔达，也住着长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牛倌，曾经被放进占据八十四个席位的工党候选人名单中竞选第二届议会议员的教书匠，一个喜欢古典音乐的漂亮女裁缝，晚上画留在记忆深处的故乡比萨拉比亚小村遭毁灭之前的风光。也有年事已高的光棍喜欢在凉风习习的晚上独自坐在长椅上凝视小姑娘，一个声音悦耳的卡车司机私下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一对暴躁易怒的理论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中，均相互轻慢相互蔑视，一个当年在波兰曾是班上最可爱的姑娘甚至在无声电影里上过镜的女子，而今身材肥胖，满脸通红，没人照顾，每天系着脏兮兮的围裙坐在食品仓库后粗糙的凳子上，给一大一大堆的蔬菜削皮，偶尔用围裙擦擦脸，擦去眼泪、汗水，或二者兼而有之。

        《小镇畸人》甚至在我没有与契诃夫本人相遇之前，就告知我契诃夫笔下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或者是克努特·哈姆孙的世界，也不是海明威或者伊戈尔·莫辛松的世界。没有神秘的女子站在桥头，也没有竖起衣领的男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酒吧。

        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对我的撞击恍如一场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罢了，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于是我在无人光顾的自习室，给自己选择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每天晚上，我在这里打开自己的棕色练习本，上面印着“通用”和“四十页”的字样。我在旁边放了一支格鲁布斯圆珠笔，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上面印着工会销售商店的名字，一只装满自来水的米色杯子。

        这就是宇宙中心。

        在只隔着层薄墙壁的读报室，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和阿里克正就摩西·达扬的演讲争得不亦乐乎，演讲犹如“从五楼的窗子抛出一块石头”（“五楼”是中心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工会大楼里碰面的地方）。三个不再年轻英俊的男人，用经学院学生诵经的腔调争论。阿里克，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人，总是试图充当老好人，喜欢平凡谈话，他的夫人祖施卡身体不好，但他多数夜晚都和单身汉混在一起。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说话时，他插不上嘴：“等等，你们都说得不对。”或者：“容我一会儿给你们说点什么，会消除你们的争执。”

        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都是单身，他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持有异议，尽管他们晚上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总是在食堂一起吃饭，而后一块散步，再一起去读报室。奥尤什卡像小孩子一样腼腆，为人谦逊，性情温和，长着一张笑脸，只是低垂的目光令人费解，仿佛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耻辱与屈辱的事。但是，争论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开始迸射火花，眼睛几乎瞪出眼眶。接着，他那张和蔼稚气的脸庞流露的不是气恼，而是惊恐与冒犯，仿佛是他自己的观点让他丢脸。

        而电工摩伊谢·卡尔卡是一个身材单薄、面部扭曲、表情嘲讽的人，他争论时，皱紧眉头，几乎是色迷迷地冲你眨着眼睛，他以一副顽皮、自鸣得意的架势冲你微笑，再次带着靡菲斯特的欢快朝你眨眨眼睛，仿佛他最终发现多年一直寻找的东西，某些不得自拔的困境，你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可以穿透你的伪装，以发现你内在的困境为乐。大家都把你当作一个通情达理、令人尊敬的人，一个如此积极进取的人，但是我们二人都知道令人讨厌的真相，纵然多数情况下你设法将其藏在七十七层面纱之下。我可以看穿一切，我的朋友，包括你卑鄙的性情，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只是以此为乐。

        阿里克和颜悦色，试图平息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之间的争论，但两个对手联手朝他叫嚷，因为在他们看来，他连争什么都没搞清楚。

        奥尤什卡说：

        “对不起，阿里克，但你说的和我们说的是两码事。”

        摩伊谢·卡尔卡说：

        “阿里克，当大家都吃罗宋汤时，你在唱国歌；当大家都在为阿布月斋日禁食时，你在庆贺普珥节。”

        阿里克受到伤害，拔腿要走，但是两个单身汉，一如既往，一边坚持要陪他回家，一边不住地争论，而他一如既往，邀请他们进门，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我们喝点茶，但是他们彬彬有礼地拒绝。他们总是拒绝。他年复一年从读报室邀请他们二人到他家里喝茶，进来，进来待一会儿，我们喝杯茶，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但是年复一年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邀请。直至有一次——

        我在这里就这样写起了小说。

        因为，外面已经夜静更深，离篱笆墙不远的胡狼饥饿地哀嚎，我也要把他们写进故事。干吗不呢，让他们在窗下悲泣吧。失去儿子的打更人也在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被后人称作黑寡妇的嚼舌妇。狗狂吠不止，柏树在黑暗中瑟瑟抖动，冷不丁让我把它们当作一排低声祈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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