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楼房最底层一间狭小低矮的房子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色的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只绣花靠垫，于是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

        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一只囚禁在铁笼里的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座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为高墙环绕，铺着水泥地面。一棵栽在锈迹斑斑的橄榄罐中的没有神采的天竺葵，见不到一丝阳光，正渐渐死去。小天窗的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有一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强的仙人掌。

        实际上，这是一间地下室，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个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这阴郁的邻居总通过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透过来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如一股轻微而执拗的霉味。

        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

        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会觉得有点沮丧吗？

        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读十六七种文字，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他们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这样的情况居多。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种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

        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明；法国人——比德国人文明。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

        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的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蓟草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

        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农，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被谈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甚至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梦幻一般、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着藏青色笔挺西装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居民——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

        多年后，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

        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在某本书的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我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俄巴底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

        我们附近的托尔斯泰式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都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的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上一切生灵，长期向往乡村生活，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在我们的水里放氯气。

        他们中有一些是则仿佛是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走出来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

        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修饰词：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杀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

        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小伙子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作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

        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或者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发”、“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或者驾驶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个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里，也会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做的严酷抉择。

        有时，我和朋友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呼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

        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蛹中奇妙地再生”。

        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就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拳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白日，他要么在田野里勤奋务农，要么搅拌沙子和泥浆，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或者为她们唱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

        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去过特拉维夫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那时不光是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大为不同，就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或者像听音乐会迟到，先踮起脚尖，测试地面，一旦放下脚，他们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呵！整座城市就像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荫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

        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架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头。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

        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

        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仅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亲戚通过电话定期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19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房往他们那里的小药房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着回复。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让我们放心，本月19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在小药房里等，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

        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房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们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

        兴奋之情就这样酝酿出来。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房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再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

        “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重大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一行三人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房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

        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问哈兹菲尔德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同志在对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对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

        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要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了，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们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在对接线员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员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或者是西顿先生，或者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弯弯曲曲，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被日头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或者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员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或者：“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房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都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相告，掬同情之泪，抑扬顿挫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要表达私人情感时，他们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欧洲资产阶级的规矩强化虔城犹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的语言，讲希伯来语时，你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陌生的车子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文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也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30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能怎么解释呢？

        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密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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