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罗夫诺塔勒布特高等中学著书的门纳海姆·格勒尔特本人也是一名教师。他教授《圣经》、文学和犹太历史。我在他的书中，还发现20世纪20年代母亲及其姐妹和友人学习希伯来文课程的某些记载。包括拉比故事、西班牙犹太黄金时代诗歌选、中世纪犹太哲学、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作品集，以及其他现代希伯来作家选集，也包括世界文学翻译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密斯凯维支、席勒、歌德、海涅、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奥斯卡·王尔德、杰克·伦敦、汉姆森等作家的作品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翻译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等等。关于犹太历史方面的书则包括约瑟夫·克劳斯纳的《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

        每天（索妮娅姨妈继续说），我在一大早，六点钟甚至更早，慢慢走下楼梯，把垃圾倒到外面的垃圾箱。我再爬上楼之前，得在那里休息一阵子，我得坐在垃圾箱旁边的石阶上，因为爬楼梯让我喘不上气。有时我会碰见一个俄国来的新移民，叫瓦丽亚，她每天早晨在维斯里大街上打扫人行道。在那里，在俄罗斯，她是个大老板；这里……她打扫人行道。她几乎没有学过希伯来语。有时我们二人会在垃圾箱旁坐上一阵子，用俄语稍微聊聊。

        她为什么扫大街？为了供两个才华横溢的女儿念大学，一个学化学，另一个修牙科。丈夫……没有。在以色列也没有家庭。她们必须节衣缩食。住房……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她们读书，拥有足够的学习用品。犹太家庭向来如此，他们相信教育是在为未来投资，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你孩子那里剥夺的东西，即便，但愿不会这样，有战争，有另一场革命，有另一场移民浪潮，有更多的歧视法，你也能迅速地卷起文凭，藏到衣服夹缝里，逃向任何允许犹太人生活的地方。

        异族人习惯于这样说我们：文凭……那是犹太人的宗教。不是钱财，不是黄金，是文凭。但是在信仰文凭的背后，有其他的东西，有些更为复杂，更为秘密的东西，那是那年月的姑娘，甚至像我们这样先上中学后上大学的现代姑娘，都经常得到的训诫，女人有权利接受教育，在公众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但是只能到孩子出生。你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时间很短，从你离开父母家到第一次怀孕。从那一刻起，从第一次怀孕起，我们的人生就开始围着孩子转。就像我们的母亲们。甚至为了我们的孩子去扫大街，因为你的孩子是小鸡，你自己呢……是什么？你就像鸡蛋的蛋黄，小鸡吃了你之后就会长大，变得强壮起来。你的孩子长大后……即便那时你无法回到从前的你，你只是从母亲变成了祖母，你的任务就是帮助孩子养育他们的孩子。

        当然，即便那时，还是有很多女人热衷于自己的事业，投身于外面的世界。但是大家都在背后对她们议论纷纷：你瞧那个自私的女人，她出席各种会议，而她可怜的孩子在街上长大，付出着代价。

        现在是新世界。现在女人终于得到更多的机会过自己的生活。也许那不过是自己的虚幻？或者在年轻一代人里，女人仍然在夜深之际抱着枕头哭泣，而她们的丈夫睡梦正酣，因为她们感到难以做出抉择？我不想做出判决：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为了进行比较，我得挨家挨户检查有多少母亲在夜间泪洒枕头，而丈夫们正在沉睡，比较那时的眼泪和此时的眼泪。

        有时我在电视里看到，有时我甚至在这里，在我的阳台上看到，年轻的伴侣在工作一天后一起做些什么……洗衣服，晾衣服，换尿布，做饭。一次我甚至在杂货铺里听见一个青年男子说明天他和妻子明天……他是这么说的，明天我们去做……羊膜穿刺术。我听到此话时，不禁喉咙哽咽：或许这世界毕竟变了？

        政治上的怨恨当然没有减退，宗教、民族，或者阶级之间的怨恨当然也没有减退，但是伴侣之间的怨恨，年轻家庭里的怨恨似乎有所减退。或许我只是在欺骗自己。或许一切都是在演戏，毕竟世界仍在继续，一如既往……母猫在舔自己的幼崽，而穿靴子的猫先生把自己浑身上下舔了一遍，拽拽自己的胡须，出门到院子里寻找欢乐？

        你还记得中是怎么写的吗？智子令父亲喜悦，而愚子令母亲沉重！儿子要是明智，父亲则无比喜悦，吹嘘自己的儿子，赢得满分；但要是，但愿不要这样，儿子最后没有成为成功人士，或变得愚蠢，或有问题，或道德沦丧，或者成为罪犯……咳，那么一定是母亲的过错，所有的忧虑与痛苦就会降临到她的身上。一次你母亲对我说：索妮娅，只有两种东西……不，我喉咙又哽咽了，我们以后再说。我们谈点别的吧。

        有时，我不是特别确信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公主，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在我们家与两个女儿塔西亚和尼娜一起住在帘后，和她们一起睡在一张古老的床上，她真是她们的母亲吗？或者只是两个姑娘的监护人？她们显然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吧？因为塔西亚是安娜斯塔西亚·萨尔季耶夫娜，而尼娜是安东尼娜·波莱斯拉沃夫娜。有些东西有点模糊。有些东西我们谈得不多，仿佛那是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我记得两个姑娘都管公主叫“妈妈”或“玛曼”，但那也许是她们不记得谁是自己真正的母亲。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是这样还是那样，因为已经有了某种掩饰。在两三代人之前，生活中有许多掩饰，而今这种掩饰有所减少。或许是掩饰本身刚刚发生了变化？新的掩饰出现了吗？

        掩饰究竟是好还是坏，我并不真正知晓。我没有资格评判今天的习惯，因为我可以好好地洗脑，像我那一代所有的女孩。仍然，我有时想“在他和她之间”，据说，也许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比较简单。当我是个姑娘时，当我还是个人称出身好人家的年轻女子时，“在他和她之间”满是刀光、毒药和令人恐怖的黑暗。像光着脚丫在毒蝎肆虐的地下室里摸黑行走。我们完全处在黑暗中。把一切掩饰起来。没有谈及。

        但是他们确实一直在说……聊天，嫉妒和怨恨的饶舌……他们谈论金钱，谈论疾病，他们谈论成功，谈论好家庭和与之相对的天晓得是哪种类型的家庭，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话题，他们也没完没了地谈论性格特征，这个人有这种这种特征，那个人有那种那种特征。思想。他们是怎样谈论思想的，而今已经是无法想象！他们谈论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同盟会、共产主义，他们谈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他们谈论美国，他们谈论列宁，他们甚至谈论“女性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你的哈娅姨妈在我们三人当中最热心于谈妇女解放问题……但是只有当她们开始自然地交谈和争论时……范妮娅也有点主张妇女参政，但有些疑虑。我是个傻姑娘，总是听人教诲，索妮娅别插嘴，你得等到长大以后才会明白。于是我闭上嘴巴倾听。

        那时所有的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谈论自由，这类自由，那类自由，另一类自由。但是在谈到“他和她之间”时则没有自由，只有光着脚丫在毒蝎肆虐的地下室里摸黑行走。我们没有一个星期不听说恐怖的谣言，讲一个年轻女子承担因不慎而造成的后果，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坠入爱河，丧失了理智，或是一个女仆被人引诱，或是一个女厨和主人的儿子私奔，自己一人抱着孩子归来，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已婚老师爱上并拜倒在某人的脚下，横遭抛弃与嘲弄。你说嘲弄吗？不说？我们当姑娘那会儿，贞洁既是笼子，也是你和深渊之间的唯一横杆。它像三十公斤的石头压在一个姑娘的胸口。即使在深夜里所做的梦中，贞洁依然醒着，站在床边，仔细查看她，于是她在早晨醒来之际会羞愧难当，即便无人知晓。

        “他与她之间”的所有事宜也许在今天看来不那么黑暗了，也比较简单了。在那时所涉及的黑暗事宜中，男人虐待女人比较容易。另一方面，事情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神秘了——这是好事吗？这不是太丑陋了吗？

        跟你说这些话，让我自己对自己感到吃惊。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我们有时会说悄悄话儿。但是和男孩子呢？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跟男孩子说这些话。甚至和布玛也没有，现在我们结婚快六十年了。我们怎么竟然会这样呢？我们正在谈论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和她的塔西亚和尼娜。要是有朝一日你到罗夫诺去，你可以进行一次侦探冒险。或许你可以在市政厅查查看他们是否依然有任何关于掩饰的新发现。发现那位女伯爵，或者女公主，是不是她两个女儿的亲妈。她本人真的是公主还是女伯爵。或者莱比代夫斯基市长是否是塔西亚和尼娜的亲爹，就像据说他是可怜的多拉的父亲一样。

        但是再一想，当我们不断被征服时，当他们不由分说将我们带走在沟壑中将我们射杀，又用黄土将我们掩埋时，那里存有的任何文献迄今已经焚烧了十次。罗夫诺就像一只小狗不断在俄国——波兰——俄国——德国——俄国中转手。现在它已经不属于波兰或俄国了，而是属于乌克兰，或是白俄罗斯？或者是某种地方帮派势力。我自己反正不知道它现在属于谁。我甚至并不真的在乎。那里曾经有过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那里所存在的一切几年后也将化为乌有。

        整个世界，如果你从远方观察，将不会有人知道它能持续多久。他们说有朝一日太阳会隐去，一切将陷于黑暗之中。那么为什么整个历史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残杀？谁统治克什米尔，或是希伯伦的先人墓，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似乎没吃生命树或是智慧树上的果子，吃的是邪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吃它时带着乐趣。于是天堂结束了，地狱开始了。

        有如此众多的或者、要么，你甚至连与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都不了解。你认为你了解许多……而终将证明你一无所知。你母亲，比如说……不，对不起，我只是不想直接提起她，只想用一种兜圈子的方式，不然伤口会开始作痛，我将不说范妮娅，只说她身边的一切。范妮娅身边的一切或许也有点是范妮娅。我们曾有某种箴言，即当你真爱某人时，你甚至爱她的手帕。在希伯来语中，这话已经打了折扣。但是你能知道我的本意。

        请看一看，我这里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手指去感受，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不光是故事。请看这个……不，它不是一块桌布，它是一只枕套，绣着旧时好人家女孩所学到的绣花式样。那是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给我绣的礼物。这里绣的人头，她本人告诉我说，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他是谁，那个红衣主教黎塞留，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像哈娅和范妮娅那么聪明，她们被送去注册入学，后来去了布拉格，在大学读书。我有一点简单。人们总是这样说我：那位索尼奇卡，那么可爱，但是有些简单。我被送到波兰军事医院，学习如何做个合格的护士。但是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家之前，公主告诉过我那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

        也许你知道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没有关系，下次再告诉我，或者不用劳神。在我这个年龄，临死时未能荣幸地得知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并不重要。有许许多多“卡尔迪纳尔”，多数不喜欢我们民族。

        我在内心深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像爸爸。你妈妈打心里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在克劳斯纳们当中，她从来也不能表达出来，若是表达出来他们会认为她特别奇怪，尽管他们总是对她彬彬有礼。总体来说，对克劳斯纳家族的人们来说，礼貌是最重要的。你的祖父，亚历山大爷爷，要是我不把手迅速拿开的话，就被吻上了。有个少儿故事讲的是穿靴子的猫，在克劳斯纳家里，你母亲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鸟儿，挂在穿靴子猫的客厅里。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原因很简单，红衣主教黎塞留那儿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只有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你记得，我们女仆故事里说的那个傻村夫，他同情普通人，不吝惜自己的一点点面包，用它堵住大坝的窟窿，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国王……只有像他那样的人或许偶尔也同情我们。其他的人，国王和统治者不同情任何人。实际上，我们普通人互相之间也不怎么同情，我们并不真正同情阿拉伯小女孩，她死于送往医院的路上，路封了，因为那里显然有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某些士兵，没有心肝。一个犹太士兵……可仍然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他只想把路封上后回家，于是那个小女孩死了，她那双眼睛应撕裂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夜里谁也无法入睡，尽管我连她的眼睛都没有见过，因为在报纸上他们只登我们受害者的照片，不登阿拉伯受害者的照片。

        你认为普通人是这么伟大吗？一点也不！他们只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愚蠢和残酷。那正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故事里讲述的皇帝的新衣，普通百姓与国王与弄臣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一样愚蠢。但是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嘲笑他，他只关心他们应该活下去。他对人抱有怜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得到怜悯。甚至红衣主教黎塞留。甚至教皇，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他病得多么严重，多么虚弱，在这方面我们都缺乏怜悯，我们让他撑着两条病腿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对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毫无怜悯，你在电视上甚至看到他只能痛苦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然而他付出了巨大努力，默默地在大屠杀纪念馆前顶着热浪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为的是不给我们带来耻辱。这一幕让我有些不忍。我为他感到难过。

        尼娜和你母亲范妮娅是很好的朋友，她们同年出生，我和那个年龄小的塔西亚交朋友。她们和公主一起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十年，她们叫她玛曼。玛曼在法语里是妈妈的意思，但天晓得她是不是她们的生身之母！或许只是她们的保姆？她们非常贫穷，我想她们连一个戈比的租金也没给我们。允许她们进家时不通过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而是通过主要入口，我们管它叫帕勒得尼克胡得。她们如此贫穷，玛曼公主常常坐在灯下给有钱人家学跳芭蕾的女孩缝制纸裙，往纸裙上粘贴许许多多亮晶晶的星星，星星是用金纸做的。

        直到一个晴朗的日子，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丢下两个女儿，突然去了突尼斯，在那里四处寻找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现在就请看看我的记性，就像个白痴！我刚才把手表放在哪里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与我素昧平生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的名字，大概在八十年前我们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去突尼斯到处寻找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我记得清清楚楚，如同天上的太阳！也许我把手表也丢在突尼斯了？

        我们房间里挂着一幅镶在镀金框中的绘画，出自某位身价不菲的艺术家之手。我记得你可以在照片里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男孩，衣冠不整，样子更像被宠坏的女孩儿，不像一个男孩，有点分不出男女。我不记得他的脸，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他身穿一件袖子宽大的绣花衬衫，一顶系带的黄帽子垂在肩膀……也许那毕竟是个小姑娘……你可以看见她的三条裙子，一条压着一条，因为一边有点微微翘起，网眼花边从下面露了出来，先是一条黄色衬裙，像凡高绘画中的黄那么强烈，再里面是一条洁白的网眼花边衬裙，最底下她的双腿显然由第三条天蓝色的衬裙遮住。那样一幅绘画，看似谦逊，实则不然。那是幅真人大小的绘画。那个颇有男孩子气的女孩正站在田野中央，牧草和白羊环绕着她，空中飘着几朵薄云，远方可见带状森林。

        我记得，一次哈娅说像她那样的美人不应去牧羊，而是应该待在宫殿的院墙内；我说最下面的衬裙涂成天空一样的颜色，仿佛裙子直接裁自蓝天。范妮娅突然对我们勃然大怒说，闭嘴，你们两个人都给我闭嘴，你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那是一幅不真实的画，包含了极为道德沦丧的东西。她多多少少用了这样的话，但是并不确定，我不能重复你母亲是怎么说的了，无人能够重复……你有点记得范妮娅是怎么说话的了吗？

        我忘不了她是怎样爆发的，或是那一刻她的脸是什么样子。她那时大概有十五六岁。我之所以牢牢记得，是因为那不太像她的方式。范妮娅从来不大声嚷嚷，甚至连她受到伤害时也不抬高声音，她只会自我逃避。不管怎么说，和她在一起时，你总得猜度她的感受，她不喜欢什么。这里突然……我记得那是星期六夜晚，或者是某个节日结束之际，大概是住棚节吧？要么就是七七节……她突然勃然大怒，冲我们大喊大叫。不关我的事，我这一辈子只是个小傻瓜，她朝哈娅大叫。那是我们的大姐！青年组织的领袖！具有领袖气质！整个学校都羡慕的哈娅。

        但是你母亲，仿佛突然之间正在反叛，突然之间开始向那些年一直挂在我们饭厅的那幅艺术作品报以蔑视。她嘲笑它粉饰现实！不真实！在现实生活里，牧羊女身着破敝的衣衫，不是绫罗绸缎，她们的脸因挨饿受冻而恐惧，而不是有张天使般的脸，肮脏的头发上长着虱子和跳蚤，而不是那样的一头金发。忽略痛苦与遭受痛苦几乎一样糟糕，那幅画把现实生活变成了某种瑞士巧克力盒子上的风光。

        你母亲对饭厅这幅画大光其火，也许因为这幅画的作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世界上不再有苦难。我想这是她生气的原因。这次发作，她一定比任何人所想象的还要可怜。原谅我流眼泪了。她是我姐姐，她非常爱我，她横遭毒蝎的蹂躏。够了，我不哭了。对不起。每当我想起那幅美化了的画，每当我看见一幅画有三条衬裙和轻柔的天空，我就看见蝎子在蹂躏我姐姐，我就开始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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