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妈范妮娅在拉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斯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不是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创造了猪，不讨厌它，他们杀小猪时，小猪吱吱大叫，用遭受折磨的小孩的声音祈求，上帝看到并听到咕哝声，像怜悯人一样怜悯受罪的小猪。他对小猪的怜悯，与对遵守戒律终生崇拜他的拉比们和哈西德教徒的怜悯一模一样。

        因此不是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在去以色列土地的路上，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大吃大嚼熏猪肉、腌猪肉、猪肉香肠，显得不合时宜。于是我便吃很棒的白面包，面包那样精致，营养丰富。夜里我睡在甲板下面三等舱的寝室里，旁边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希腊姑娘，小孩顶多三个星期大。晚上我们二人经常把孩子放在床单里摇，这样她便止住哭声睡着了。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姑娘依依惜别。

        我甚至记得在那一刻，我的脑际迅速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非要去以色列土地？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吗？可是那个希腊姑娘，也许连什么是犹太人都不知道，比整个犹太民族跟我更加亲近。这个犹太民族那一刻在我眼里像汗津津的庞然大物，正在引诱我走进它的腹中，这样就可以用它的消化液把我整个吞吃。我对自己说，索妮娅，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吗？真奇怪，在罗夫诺，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被犹太人的消化液吞噬。我到这里之后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那时，在回以色列的船上的那一瞬间，希腊婴儿已经在我的腿上睡熟，透过衣服我可以感受到她，那一刻仿佛她真的是我肉中之肉，纵然她不是犹太人，纵然有敌视犹太人的暴君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

        一天清早，我甚至可以确切告诉你某日某时……在1938年12月28日，1938年即将结束的前三天，哈努卡节刚过，那天天气晴朗，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暖暖和和地穿好衣服，一件毛衣，一件短大衣，我走上甲板，看着前面灰蒙蒙的云际。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只看见几只海鸥。突然，冬日从云际后面喷薄而出，云际下是特拉维夫，一排排的建筑群，粉刷得雪白的房子，不像波兰或乌克兰村庄小镇，不像罗夫诺、华沙或者的里雅斯特，但是像塔勒布特教室里的图片，像我们的老师门纳海姆给我们看的绘画和照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我无法描述，喜悦即刻涌上喉咙。忽然间我只想大声叫嚷，欢声歌唱，这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很有意思，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情感，归属感，拥有感，在家里没有，在果园里没有，在面粉厂里没有，从来没有，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平生从来没有过，不论在那天早晨以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快感：终于到家了，终于可以拉上窗帘，忘记所有的邻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在这里我用不着总是约束自己，不必为任何人感到害羞，不必担心农民们怎么看待我们，神职人员会说些什么，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感觉，我用不着努力去给非犹太人留下好印象。即便当我们在霍伦买下第一套房子，或者维斯里大街的这一套，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有自己家的感觉该有多好。那天早上七点，我望着自己从未去过的城市，那片从来没有驻足的土地，那些平生从未见过、样子滑稽可笑的小房子，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有点可笑，有点傻，对吗？

        十一点钟，我们带着行李登上一艘小汽船，水手是个高大的乌克兰人，浑身冒汗，有点恐慌，我刚用乌克兰语友好地谢过他，想给他一枚硬币，他就大笑起来，突然用纯正的希伯来语说，美人儿，你这是怎么啦，没这个必要，干吗不亲我一下？

        那是一个惬意、有点凉意的一天，记得最深的就是一股醉人而浓烈的烧焦油的味道，从冒着浓烟的焦油桶那里飘过来……他们一定是刚刚给人行横道铺过沥青……突然冒出了妈妈那张笑脸，接着是爸爸那张脸，泪水纵横，我姐姐哈娅和她的丈夫茨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从第一眼开始，就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她在这里找到的是多么出色的一个小伙子！他非常英俊，心地善良，还挺快乐的！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后，我才看见了你母亲范妮娅也在那里。她略微歪着身子站在那里，避开燃烧着的焦油，身穿长裙和一件蓝色手工编织毛衣，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在众人之后拥抱我，亲吻我。

        就像我一下子就看出我姐姐哈娅在这里容光焕发一样……她生气勃勃，脸颊绯红，自信，武断……我也看出范妮娅的感觉不那么好，她面色白，甚至比以前更加沉默。她专程从耶路撒冷赶来接我，她为你的父亲阿里耶致歉，可他一天假也没有，她邀请我去耶路撒冷。

        约莫仅仅过了一刻钟，我就发现站这么长时间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她和家里其他成员还没有告诉我，我自己就突然意识到她正经历着妊娠的痛苦……也就是说，怀的是你。她怀孕仅三个月，但是双颊似乎有点塌陷，嘴唇苍白，前额似乎蒙上了一层阴云。她的美并没有消失，相反，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直到最后她也没有能够把面纱揭开。

        哈娅是我们三人当中最富有魅力、最令人钦佩的一位，她有趣，才华横溢，是个令人动心的人，但是对所有目光敏锐观察细致的人来说，我们三姐妹中最漂亮的要属范妮娅。我？我从来就不在被考虑之列。我只是傻里傻气的小妹妹。我想妈妈最羡慕哈娅，为她感到自豪，而爸爸几乎要把最喜欢范妮娅的真相隐藏起来。我在父母那里都不受宠，或许在爷爷埃弗莱姆那里还行。我爱他们大家，我不嫉妒，我不怨恨。或许，得到爱最少的人，只要他们不嫉妒，不痛苦，就会把自己的挚爱给予别人。你觉得呢？我对刚才说过的话不敢肯定，这也许是我在进入梦乡之际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也许大家在睡觉之前都讲故事，所以就不太恐怖了。你母亲拥抱着我说，索妮娅，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大家团圆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后有许多事情要相互帮忙，我们尤其要替父母分担。

        哈娅和茨维的那套房子大概离港口只有一刻钟的路。茨维是个英雄，我的大部分行李都由他一个人拿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正在造一幢大楼，那是坐落在本-耶胡达街拐向诺尔道街的教育学院。乍看之下，我把建筑工人当成了吉卜赛人或者土耳其人，可是哈娅说他们就是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犹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犹太人，除非在图片上。接着我哭了起来……不但因为建筑工人既强壮又幸福，而且因为他们当中有些小孩子，顶多有十二岁，每个人背上都扛着木梯，梯子上放着沉重的建筑材料。此情此景让我悲喜交加，啜泣了一会儿。有点难以解释。

        在哈娅和茨维的小房子里，伊戈尔和照看他的邻居正等候我们到来。他大概有半岁大，是个活泼爱笑的孩子，就像他的父亲。我洗洗手，把伊戈尔抱在怀里，非常温柔，这一次我不想再哭了，我没有体验到船上那种疯狂的快乐，我只是感觉到某种安慰，发自内心深处，仿佛从水井底端，感觉到我们都到了这里，这里不是都宾斯卡大街。我也突然感受到，那个厚脸皮汗浸浸的水手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要的那一吻，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怎么会想到这些？迄今也不得而知。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晚上，茨维和范妮娅带我在特拉维夫转了转，也就是说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大街漫步，因为那时的本-耶胡达大街尚未被视为真正特拉维夫的一部分。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的洁净美好。夜晚，街上的长椅、街灯以及所有的希伯来语标识，整个特拉维夫仿佛只是塔勒布特学校体育场上非常漂亮的展览。

        那是1938年12月末，从那时起我没有出过一次国，除非在想象中。我今后也不会出去。这并非因为以色列如此美好，而是因为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旅行都是个错误，你不会空手而返的唯一旅程就是你的心灵之旅。在我内心深处，没有疆界和海关，我可以像星星那样向着最远方行进，或者是在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旅行，拜访不再存在的人们。甚至走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待在那地方对我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我给你煎个鸡蛋吃了再走？再放些西红柿、奶酪和一片面包？或者放些鳄梨？不用？你又那么着急？至少再喝一杯茶吧？

        那时，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要么就是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盖乌拉或阿哈瓦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穷学生们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范妮娅·穆斯曼和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就在那里相识。那是在1935年或者1936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住在泽弗奈亚大街42号的一个房间里，和她同住的还有来自罗夫诺的两个朋友，伊斯塔卡·韦纳和范妮娅·魏茨曼，也是学生。我知道她有许多追求者。即便如此，我从伊斯塔卡·韦纳那里听说，她也失恋过一两次。

        至于我父亲，我听说他非常喜欢结交女友。他侃侃而谈，才华横溢，机智幽默，招致大家的关注甚至嘲弄。有学生称之为“活字典”。要是有人需要知道，甚或不需要知道，他总是喜欢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知道芬兰总统的名字，知道梵语“塔”怎么说，或者是《密西拿》中是否提过石油一词。

        他要是看上了某位女生，就会过于殷勤地帮她工作，他会约她出去，夜晚到梅施阿里姆大街，或是桑海迪里亚小巷散步，他喜欢参加知识分子的讨论，他会感情充沛地朗诵密茨凯维奇或是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但是，显然他和多数女孩子的关系只限于严肃讨论或者是晚间散步，仿佛姑娘们只喜欢他的大脑。也许他的运气与那年月的多数男孩没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父母怎样亲近起来，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1938年初，他们在雅法路拉宾内特楼顶上结婚。他身穿黑色白条制服，系着领带，上面的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她身穿白色长裙，更突出了苍白的皮肤和一头漂亮的乌发。范妮娅从她在泽弗奈亚大街与人合住的房间，把几件物品搬到阿摩司大街扎黑一家小套房里阿里耶的房间。

        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已经怀孕，他们搬到了对面的一幢楼里，搬到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半地下室。他们唯一的孩子就在那里出世。有时，父亲用比较苍白的方式开玩笑，说那年月，世界确实不是个适合生孩子的地方。（他喜欢“确实”，也喜欢“然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无误”、“迅即”、“另一方面”、“奇耻大辱”。）在说世界不是个生孩子的地方时，他也许暗示着对我的某种责备，因为生得这么鲁莽，不负责任，与他的计划和期待相反，他确实尚未实现他所期待的人生目标，暗示出由于我的出生，他错过了一班船。或者他什么也没有暗示，只是耍聪明，用他通常的方式。我父亲经常开些这样那样的玩笑，打破沉默。他始终把沉默看成有意和自己做对。也许那是他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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