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卡赖亚大街下方的那座楼里有四套房子。纳哈里埃里家的房子坐落在一层阴面。窗子冲着一个废弃了的后院，后院有一部分铺了地砖，另一部分冬天杂草丛生，夏天遍是蓟草。院子里也拉上了晒衣绳，有垃圾箱，火后遗痕，一个旧包装箱，瓦楞铁披棚，住棚节棚子毁坏后留下的木头材料。墙上开着淡蓝色的西番莲。

        套房里有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进门的走廊，两个房间，还有八九只猫。午饭后，伊莎贝拉老师和她的丈夫、出纳员纳哈里埃里把第一个房间当成他们的起居室，夜里，他们，还有他们的猫兵团睡在第二个小房间里。他们每天早晨都早早起来，把所有的家具推到走廊里，在每个房间里放上三四张课桌，三四条长凳，每条长凳上可以坐两个孩子。

        这样，从早上八点到中午，他们家就成了儿童王国私立小学。在整个小套房所能容纳的儿童王国私立小学里，有两个班级，两个老师，第一级有八个孩子，第二级有六个孩子。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是这所学校的拥有者，身兼校长、仓库保管员、会计、教学大纲制订者、主管纪律的军事长、校医、管理员、清洁工、一年级老师，负责一切日常事务的活动。我们始终叫她伊莎贝拉老师。

        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块头很大，声音洪亮，人很快乐。嘴唇上方有一颗毛茸茸的黑痣，像只迷路的蟑螂。她生性易怒，好激动，严格，然而却有着一副大大咧咧的好心肠。她身穿那件朴素宽大、有许多口袋的印花棉布女士礼服，就像一个体格粗壮、目光敏锐、来自犹太小村庄的媒婆，只要用她那富有经验的眼睛看上你一眼，问上一两个有针对性的问题，就可以里里外外对你做出估量。只要一会儿的工夫，她就可以把你了解个底儿掉，洞察你所有的秘密。当她盘问你时，那双仿佛剥了皮的红手会在她数不清的口袋里焦躁不安地来回摆弄，好像就要给你拉出来一个完美的新娘，或者是一把发刷，或者一些滴鼻剂，或者至少一块干净的手帕，擦去你鼻子上那让人尴尬的绿色鼻屎。

        伊莎贝拉老师也养猫。不管她去哪里，总有一群令人羡慕的猫围在她脚跟团团转，偎依在她裙子的皱褶里，阻止她走路，险些把她绊倒，它们对她如此忠诚。猫的颜色多种多样，爬到她的衣服上，躺在她宽阔的肩膀上，蜷缩在书筐里，像只要抱窝的母鸡卧在她的鞋上，歇斯底里地嚎叫打斗，以争夺卧到她胸前的特权。在她上课时，猫比孩子还多，它们保持绝对的安静，不扰乱课堂，像狗一样温驯，像有教养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年轻女子，它们卧在她的书桌上、大腿上，卧在我们的小腿上，卧在我们的小书包上，卧在窗台上，以及装有体育锻炼器材、艺术和手工制作装备的箱子上。

        有时，伊莎贝拉老师一只接一只地训斥它们。她会朝一只猫或另一只猫挥动手指，威胁说如果它不立刻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会拧下它的耳朵或揪下它的尾巴。而这些猫呢，总是立刻就对她无条件地服从，没有任何怨言。“杰鲁巴拜尔，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她会突然大叫。某个小可怜儿会立刻离开她书桌旁的地毯上挤作一团的猫群，悻悻地走开，肚子简直碰到了地板，夹在两腿间的尾巴和两只耳朵使劲儿地下垂，径直走到屋子的角落。所有的目光——孩子的，还有猫的——都集中在它的身上，见证它蒙受羞辱。于是遭呵斥者将会爬回角落里，可怜，屈辱，羞愧难当，为自己的过失悔恨不已，也许谦恭地寄希望于那某种表示暂时缓解的最后时刻。

        可怜的家伙从角落里用满怀负疚与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们，那目光令人心碎。

        “你这个该死的孩子！”伊莎贝拉老师轻蔑地冲它咆哮，接着会挥挥手原谅了它：“好。够了。你回来吧。但是记住，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

        她用不着把话说完，因为受到宽恕的罪犯已经像个追求者，决定摇晃脑袋来施展魅力，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欣喜之情，翘起尾巴，竖起耳朵，那双精巧爪子的肉掌富有弹性，意识到它魅力的秘密力量，用爪子制造令人心碎的效果，它的胡须闪闪发光，皮毛光亮，有点直立，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佯装圣洁的狡诈，好像在朝我们使眼色，与此同时信誓旦旦：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比它更圣洁更正直的猫了。

        伊莎贝拉老师的猫受训过有效的生活，它们确实有用。她训练它们给她拿来铅笔，一些粉笔或者从衣柜里拿出一双袜子，或者是衔回藏在某件家具下面的一把掉了的茶勺；站在窗边，要是熟人走近了，就发出认识此人的叫声，一旦看见生人，就发出警觉的嚎叫。（多数神迹奇事并非我们亲眼所见，但是我们相信她。要是她告诉我们她的猫能够做纵横填字游戏，我们也深信不疑。）

        至于纳哈里埃里先生，伊莎贝拉老师的小丈夫，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他。他通常在我们到来之前便去上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他在家里，他就得待在厨房，我们上课时他在厨房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倘若不是他和我们偶然未经允许便去上厕所，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纳哈里埃里先生实际上只是杰茨尔，合作社商店里那个面色苍白的收银员。他差不多比夫人年轻二十岁，要是他们愿意，可以被视作一对母子。

        偶尔，当他不得不（或竟敢）在上课的时候叫她时，或许因为他把牛肉饼烧焦了，或许因为他烫伤了自己，他不叫她伊莎贝拉，而是叫妈妈，她的猫群可能也这么叫她。而她呢，管她年轻的丈夫叫一些鸟名：麻雀，或金翅雀，或歌鸫，或刺嘴莺。只是不叫纳哈里埃里名字的字面意思——鹡鸰。

        有两所小学，小孩从我们家走到那里用不了半小时。一个太社会主义，一个太宗教。“伯尔·卡茨尼尔孙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坐落在哈图里姆大街尽头，屋顶上一面工人阶级红旗与国旗并肩飘扬。他们在那里举行列队行进和其他仪式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师生们都称校长为“同志”。夏天，老师一身卡其布短打装束，穿《圣经》时期的凉鞋，在院子里的菜园培养学生从事农耕生活，亲自体验做新农村的拓荒者。在车间里，学生学到了生产技能，像木工活、铁匠活、建筑、修理机械和锁头以及某些吸引人的精密机械。

        孩子们在课堂上喜欢坐哪里就可以坐哪里，男孩和女孩甚至可以坐在一起。多数人身穿蓝汗衫，胸前系着标志着两种青年运动的红白飘带。男孩子们一身短打装束，跷着二郎腿，女孩子们的短裤也短得让人不好意思，结实地绷在她们那富有弹性的大腿上。学生们甚至对老师直呼其名。他们学习算术、故乡研究、希伯来语和历史，但也学习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定居史、工人运动史、集体农庄准则，或者是阶级斗争进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他们唱各种工人阶级颂歌，从《国际歌》开始，到《我们都是拓荒者》和《蓝汗衫是最精美的珠宝》。

        “伯尔·卡茨尼尔孙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也教授《圣经》，但把它当成时事活页文选集。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他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牡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离这个红色教育之家大约有四百米远，就在与之平行的一条大街上，坐落着“塔赫凯莫尼民族传统学校”，这所学校由东方宗教复国主义运动建立，那里的学生是清一色的男孩，上课时要把头盖住。多数学生出身贫寒，只有几个人来自西班牙裔犹太人贵族家庭，这些家庭被更加自信的刚刚到此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挤到一边。这里只称呼学生们的姓氏，而称老师为奈曼先生，奥卡雷先生等等，称校长为“校长先生”。每天早晨的第一堂课是晨祷课，继之学习拉希评注的《摩西五经》，头戴无檐便帽的学生们读《阿伯特》以及其他拉比智慧著作、《塔木德》、祈祷书与赞美诗的历史、各种各样的评注和善行书、犹太法典节选、《布就筵席》，了解犹太人主要节日和假日、世界上的犹太人社团、古往今来伟大的犹太师哲的生平、一些传说和伦理规范、一些法律问题的讨论、犹大·哈列维或比阿里克的诗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教授一些希伯来语法、数学、英语、音乐、历史以及基础地理。即使在夏天，老师们也身穿西装上衣，校长伊兰先生总是身着三件套西装。

        我妈妈想让我到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上一年级，这或许是由于她不赞同在男孩和女孩之间实行严格的宗教隔离，或许是由于塔赫凯莫尼由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建造的石头建筑组成，样子古老，阴郁沉重，而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的教室，窗户大而明亮，通风也好，有令人兴高采烈的蔬菜苗圃，以及年轻人那富有感染力的快乐。也许这使她在某种程度上联想起罗夫诺的塔勒布特高级中学。

        至于父亲，他在选择时忧心忡忡。他本来愿意让我和住在热哈维亚的教授的孩子们一起上学，或者至少和住在贝特哈凯里姆的医生、教师和文职官员们的孩子一起上学，可是我们生活在枪击与暴乱时代，从我们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家到热哈维亚与贝特哈凯里姆要换乘一次公共汽车。在父亲那带有世俗色彩的世界观以及一向持有怀疑并受到启蒙的思想的审视下，塔赫凯莫尼非常陌生。而教育之家却被他视为进行左翼教导的地方。他无从选择。

        经历了迟疑不决的艰难阶段，父亲不顾母亲的选择，决定把我送到塔赫凯莫尼。他相信，把我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即使我在那里被变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抖掉那陈旧的尘埃，我会放弃任何宗教习俗，就像笃信宗教的犹太人本人与他们的犹太会堂将会在几年之后便从地面上消失一样，除模模糊糊的民间记忆之外一无所剩。

        与之相反，教育之家在父亲眼中乃无法驱除的严重危险。红色潮流在我们的土地上急剧上涌，正在席卷整个世界。要是我们把孩子送到那里，他们会立刻在他脑海里塞满各种各样的教条，把他变成斯大林麾下的一个小兵，他们会把他打发到一个基布兹去，他会一去不返。（“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

        只是从我们家到塔赫凯莫尼的唯一一条路，也是去往劳动者之家的那条路，要经过施纳勒军营。精神紧张、憎恨犹太人或者只是喝得醉醺醺的英国士兵从墙头堆放沙袋的制高点上，朝街上过往的行人射击。一次他们用机枪扫射，打死了送奶人的毛驴，因为他们害怕牛奶桶里装满了炸药，像在大卫王酒店所发生的爆炸事件那样。有那么一两次英国司机甚至用吉普车把行人撞倒，因为他们没有迅速让路。

        这是在世界大战发生之后的岁月，是从事地下活动与恐怖活动的岁月，英军司令部发生了爆炸，犹太民族军事组织在大卫王酒店的地下室安放了可怕的装置，袭击马米拉大街上的刑事调查总部以及军队和警察设施。

        结果，我父母决定缓两年再做出令人沮丧的抉择，眼下送我到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的“儿童王国”。她那为猫所困的学校有个极大优势：确实对我们家来说近在咫尺。你走出我们家门，左转，经过伦伯格家的门和奥斯特先生家的杂货店，小心翼翼地穿过扎黑家阳台对面的阿摩司大街，沿着泽卡赖亚大街走上三十米，再小心翼翼穿过马路，就到了。墙上覆盖着西番莲，一只灰白色的猫，当班的那只猫，从窗户里面宣布你的到来。走上二十二级台阶，把水瓶子挂在耶路撒冷最小一所学校的入口的挂钩上，那学校只有两个班级、两位老师、十二个学生和九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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