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那样一所房子。

        房子四周环绕着厚厚的石墙，石墙掩映着藤蔓和果树成荫的果园。我惊奇的目光本能地寻找生命树和智慧树。房前有一口水井坐落在宽敞的平台中央，平台地面用一块块淡粉中带有微蓝的平滑石板铺设而成。郁郁葱葱的藤蔓遮住了平台的一角。几只石凳和一张低矮的石桌诱使你在枝蔓缠绕的凉亭下逗留，在藤荫下小憩，聆听夏日蜜蜂嘤嘤嗡嗡，果园中的鸟儿歌吟，流水涓涓——在凉亭一角，有个五角星状的石头水池，池内镶着一排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砖，在池子中央，泉水汩汩涌流，一群群金鱼在一簇簇水莲中缓缓地游动。

        我们三人激动、礼貌而谦卑地从平台沿着石阶走向宽大的游廊，北边老城的尖塔和圆屋顶可尽收眼底。游廊周围散落着带坐垫的木椅、脚凳，还有几张小巧的镶有马赛克图案的桌子。在这里，如同在平台一样，你会感到一种伸开四肢拥抱城市风光的冲动，在绿叶荫下打盹，要么就是平静地吮吸着山石的静谧。

        但是我们没有在果园里或凉亭下或游廊上停留，而是摁响了两扇铁门旁边的门铃，铁门漆成了红褐色，上面精巧地雕刻出姿态万方轮廓分明的石榴、葡萄、弯曲缠绕的蔓藤，还有匀称的花朵。当我们等候开门时，斯塔施克先生再次转身冲我们把手指放在唇边，仿佛向玛拉阿姨和我发出最后的警告信号：要有礼貌！要沉着！要得体！

        宽敞的客厅里，靠四面墙都放着柔软的沙发，雕有图案的木质靠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家具上雕有树叶、蓓蕾和花朵，仿佛屋里的一切代表着环绕着它的外部花园和果园。沙发面采用的是红色和天蓝色配在一起的各式条状织品，每个沙发上都放有五颜六色的绣花靠垫，地板上铺着豪华的地毯，其中一块织有天堂群鸟图。每个沙发前面都放着一张矮桌，上面放有一个圆形大金属托盘，每个托盘都雕刻着形式多样华丽精美的抽象图案，令人想到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字母，实际上它们倒是可以很好地体现阿拉伯碑文的特征。

        客厅两侧开了六至八扇门，墙上悬挂着挂毯，挂毯之间灰泥可见，也饰有花案，有粉红、丁香紫和浅绿等各种颜色。在顶棚上到处悬挂着古代武器作为装饰，大马士革剑、短弯刀、匕首、长矛、手枪、长筒火枪、双筒步枪。在紫红色和柠檬色沙发之间，正对着门口，放着一个装饰华美、颇具巴洛克风格的棕色大餐柜，餐柜犹如一座小型宫殿，一个又一个的玻璃门格子里摆放着瓷杯、水晶高脚杯、银制与黄铜高脚杯，以及许多希伯伦和西顿的玻璃饰品。

        两窗之间的墙上，有个深深的壁龛，里面摆放着一只绿色花瓶，花瓶上镶着一层珍珠母，插着几只孔雀羽毛，其他壁龛里放着大黄铜壶和玻璃或陶制酒杯。屋顶上吊着四台大风扇，不住地发出黄蜂般的嗡嗡声，搅起乌烟瘴气的空气。吊扇中央，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黄铜枝形吊灯从屋顶伸出枝蔓，犹如一棵枝叉横生的大树，粗壮的枝桠、细嫩的枝条以及纤柔的卷须上，一并闪烁着钟乳石般的晶莹水晶，还有许多梨形灯泡闪闪发亮，尽管夏日上午的光从敞开的窗口倾泻至屋中。窗子上方的拱形部分安装着彩色玻璃，代表着三叶草花环，逐一呈现出不同颜色的日光：红色、绿色、金色、紫色。

        挂在墙壁支架上的两只笼子遥遥相对，笼子里有两只严肃的鹦鹉，它们的羽毛五彩缤纷，橘黄、青翠、黄、绿、蓝，其中一只时不时发出粗嘎的叫喊，像个烟鬼：“请！请！好好的！”房间另一边的另一只笼子里便会立即传出甜美的女高音，用英语回答说：“啊，太甜美了！太可爱了！”

        门窗过梁上，雕花灰泥上，用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雕刻着经文或一行行诗句，墙上挂毯之间悬挂着一幅幅家族照片。他们当中有身材臃肿、胖胖的脸庞刮得干干净净的官老爷，头戴飘着长黑缨的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身穿笨重的紧绷绷的蓝套装，挂在身上的金链斜跨肚子消失在马甲口袋里。他们的前辈留着八字须，样子专横武断，神情愠怒，颇显责任感，令人敬畏，仪表堂堂，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闪闪发亮的白头巾，并用黑环圈卡住。也有两三个骑马的人，令人生畏的大胡子男人骑在威武雄壮的马上急速驰骋，头巾向后飘去，马鬃上热汗流淌。他们的皮带上插着长匕首，短弯刀挎在一旁，或在手中舞动。

        从这间招待大厅深陷进去的窗子里，朝东北方看去，便是守望山和橄榄山，一片矮松林，多石的山坡，俄菲勒丘陵，还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救济院，它的高塔像一顶威严的钢盔，戴在普鲁士人那倾斜的灰屋顶上。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稍左一点耸立着一座带有窄小观察孔的城堡式建筑，这就是我父亲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周围依次排列着希伯来大学的其他建筑和哈达萨医院。影影绰绰的山顶下，可见一些石屋散落在山坡上，一小群一小群的牲畜出没于卵石和荆棘丛生的田野，间或有几棵老橄榄树，仿佛被活生生的世界抛却很久，失去了生命力。

        1947年夏天，我父母到纳塔尼亚看望一些熟人，把我留给了斯塔施克叔叔、玛拉阿姨以及肖邦和叔本华一起度周末。（“你在那里要好好的！不许做坏事！听话！在厨房给玛拉阿姨搭把手，不要打扰斯塔施克先生，别闲着，拿本书看看，别碍他们的事，安息日早晨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像金子般纯正！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作家哈伊姆·哈扎兹曾经宣布说，斯塔施克先生应该废掉他的波兰名字，它“有点集体灭绝的味道”，劝他使用斯塔夫一名，希伯来文意为“秋天”，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像斯塔施克，但是有某种《雅歌》的味道。

        因此，玛拉阿姨在贴在家门的小卡片上写道：

        斯塔施克叔叔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双肩强健有力，两个大黑鼻孔毛茸茸的，像个山洞，眉毛浓密，其中一道总是颇具讽刺意味地耸立着。他的一颗门牙已经脱落，给他增添了几分恶相，尤其是在微笑时。他靠在耶路撒冷中心邮局挂号信件部门工作谋生，闲暇之际在小卡片上积累资料，为的是做有关中世纪希伯来语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的一项独创性研究。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住在耶路撒冷东北部的谢赫贾拉地区，是个家道殷实的商人，给几家法国大公司在本地做代理，这些公司的生意一直做到亚历山大和贝鲁特，再从那里扩展到海法、纳布卢斯和耶路撒冷。夏天伊始，一张大额汇款单或银行汇票，要么就是某种股份证书不翼而飞。嫌疑落在了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乌斯塔兹·纳吉布的长子兼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合伙人身上。犯罪调查处处长助理亲口告诉我们，年轻人遭到盘问，后来被送到海法的羁押候审所，以便做进一步盘问。乌斯塔兹·纳吉布想方设法营救儿子，最后在绝望中去求助邮政总局局长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祈求他再次开始查询一封丢失的挂号信，他发誓说那是他在去年冬天亲自所寄。

        不幸的是，他不知把收据放在了何处。那东西像是给魔鬼本人侵吞了。

        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使乌斯塔兹·纳吉布确信他对此事深表同情，但是忧心忡忡地向他坦言，找到信封的希望微乎其微，然后委托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先生执行一项任务，调查事情原委，弄清几个月前寄出的一封挂号信的可能命运，那封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丢了也可能没丢，是在寄信人和邮局账簿上都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的一封信。

        斯塔施克叔叔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不但找不到这封信的登记记录，而且那整一页账簿被小心翼翼地撕掉了，没有任何痕迹。这立刻引起斯塔施克的怀疑。他开始询问，并找到了当时是哪位职员在挂号柜台值班，并且询问其他员工，直至得知最后看见那一页记录是在什么时候。很快便确认了罪犯。（一个年轻人把信封拿到灯下，看到里面的支票，便挡不住诱惑了。）

        于是物归原主，年轻的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从拘留所中获释，一向令人尊敬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名誉丝毫无损，而亲爱的斯塔夫先生与夫人在周六上午被邀请到谢赫贾拉地区的希尔瓦尼别墅共饮咖啡。至于那个可爱的孩子，朋友的儿子，星期六上午无人看管，得跟他们待在一起，当然，这不成问题，他必须跟他们待在一起，整个希尔瓦尼家族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向斯塔夫先生表达谢意，感谢他的办事效率与诚实正直。

        于是星期六吃过早饭，就在出发之前，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衣服是父母专门留在玛拉阿姨家里准备让我出门时穿的（“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外表！”父亲强调说）：光亮耀眼的白衬衫，刚刚熨过，袖子挽得恰到好处；海军蓝裤子上的裤线整齐清晰；样子古板的黑皮带上的搭扣亮晶晶的，不知何故，形状像庄严的双头俄罗斯雄鹰。我脚上穿了一双凉鞋，斯塔施克叔叔用擦拭他和玛拉阿姨最好鞋子的鞋刷和黑鞋油将它擦得锃亮。

        尽管八月天气炎热，斯塔施克叔叔执意要穿他那身藏青毛质套装（那是他唯一一套套装），雪白的丝绸衬衣，那件衬衣从十五年前在他罗兹父母家中就伴他一起旅行，并且系上了婚礼那天系的不起眼的蓝色丝绸领带。而玛拉阿姨呢，则在镜子面前折腾了四十五分钟，试穿晚装，改变主意，再试一条黑色的百褶裙，配一件浅色上衣，又改变了主意，穿上最近买的有点女孩子气的夏天连衣裙来端详自己，或饰以一枚胸针和一条丝巾，或戴上项链，摘下胸针和丝巾，或戴项链别一枚新胸针摘下丝巾，戴不戴耳环呢？

        突然，她觉得穿那条矫揉造作的夏天连衣裙，脖子四周绣着花，出席这种场合太轻浮，太土气了，于是重新穿上最早穿的那件晚礼服。玛拉阿姨在危难中，向斯塔施克先生求助，甚至向我求助，要我们发誓说实话，只说实话，然而那是痛苦的：大热天穿这样一套正式礼服去做一次非正式的拜访是不是太讲究太夸张了？她的发型是否得体？我们对她的头发有何评价，真实的评价，她是该把辫子盘在头顶，还是不编辫子，把头发披到肩膀，是这样，还是那样？

        最后，她勉强决定穿一条朴素的棕色长裙，一件长袖上衣，佩戴一枚漂亮的绿松石胸针。一副浅蓝色的耳坠，衬托她美丽的眼睛。她把头发散开，任其自由自在地披在肩上。

        路上，敦实的身子难受地挤在笨重西装里的斯塔夫叔叔向我解释说，生活中的一些情形起源于文化之间的历史差异。希尔瓦尼家族，他说，是个备受尊敬的欧洲化家庭，男人们都在贝鲁特和利物浦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西方语言。而我们呢，也绝对是欧洲人，但是也许我们这些欧洲人在观念上略有不同，比如说，我们不太看重外表，而只注重内在文化和道德价值。即使是像托尔斯泰一样的盖世奇才也会毫不犹豫地穿着农民服装走动，列宁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最瞧不起中产阶级的穿戴方式，情愿穿皮夹克，戴工人帽。

        我们拜访希尔瓦尼别墅不是像列宁去探望工人，或者像托尔斯泰在淳朴的农民当中，而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斯塔施克叔叔解释说，令我们颇为敬重颇为文明的阿拉伯邻居，多年吸收了较多的欧洲文化，在他们眼中，我们现代犹太人被错误地描绘成某种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粗野的乞丐，缺乏礼貌，尚未有资格站在文化教养阶梯的末端。就连对我们的一些领袖，阿拉伯邻居也是用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穿着简朴，举止粗鲁，不正规。在邮局工作时，有那么几次他在前台和幕后均有机会观察新希伯来人的风格，穿拖鞋和卡其布装，挽起袖子，露着脖子，我们认为这具有拓荒者之风，民主，平等，但是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在阿拉伯人看来，则为不雅，或者是某种举止粗俗，显得对他人不敬，蔑视公共服务。当然，这一印象大错特错，无须重复我们信仰生活简朴，信仰随遇而安，抛弃一切外在炫耀，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中，去拜访一个赫赫有名备受敬重的家庭，以及类似的场合里，我们应该举止得体，就像我们接受委托执行外交任务。因此，我们得倍加注意我们的外表、举止以及说话方式。

        比如，斯塔施克叔叔坚持说，在这样的聚会里，小孩子，乃至青少年，无论如何不要加入成年人的谈话。如果，只是如果，有人和他们说话，他们应尽量礼貌而简短地回答。如果上了甜点，孩子应该只选择不掉渣不洒的东西。如果再给他，他应该有礼貌地谢绝，纵然他很想再拿。整个拜访过程中，孩子应该笔直地坐在那里，不要死盯着什么东西，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要做鬼脸。他向我们断言，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大家都知道它极端敏感，容易被伤害，被冒犯，甚至（他认为）容易复仇，任何不适之举不但没有礼貌，破坏信任，而且可能会损害日后两个睦邻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样——他喜欢这样的话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有爆发流血武装冲突危险的焦灼时期，便会加深敌意。

        总之，斯塔施克先生说了许许多多，也许它远远超过一个八岁孩子的负载能力，说今天上午也依靠你，依靠你的智慧和得体的举止。顺便说一句，我亲爱的玛兰卡，最好在那里什么也别说，除了必要的客套，干脆一言不发。众所周知，在我们阿拉伯邻居的传统中，如同在我们先祖的传统中一样，一个女人突然在一群男人面前张嘴说话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亲爱的，在这一时刻，你应该好好让你与生俱来的良好修养与女性魅力为你说话。

        于是，早上十点开始执行这一小小的外交任务，既辉煌又对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从先知街和钱塞勒大街的交界处、花店旁鲁德尼克夫妇家的一间半房子出发，把肖邦、叔本华、瞎鸟阿尔玛-米拉贝拉和油彩松果撇下不管，开始向东行进，去往坐落在谢赫贾拉北区、通往守望山路上的希尔瓦尼别墅。

        我们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塔巴屋墙，那里一度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德国建筑师康拉德·希克的家。康拉德·希克是个热爱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在大门上造了一个塔楼，我经常围绕它编织各种关于骑士和公主的故事。我们从那里顺着先知街前行，来到意大利医院，那城堡形的塔座和砖砌穹顶，使人断定它是依照佛罗伦萨宫殿的模式建构而成的。

        在意大利医院门前，我们没说一句话，向北拐向圣乔治大街，绕过居住着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梅施阿里姆区，走进柏树、护栅、飞檐和石墙世界的深处。这是另一个耶路撒冷，一个我几乎毫不知晓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亚人、阿拉伯人、朝觐者、土耳其人、传教士、德国人、希腊人、冥想者、亚美尼亚人、美国人、修士、意大利人、俄国人的耶路撒冷，松树郁郁苍苍，可怕然而富有吸引力，钟声悠扬，张开魔法之翼，不容你靠近，因为它们陌生并充满敌意，一座蒙面城市，隐藏着危险的秘密，到处是十字架、塔楼、清真寺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一座带有尊严的沉寂城市，陌生教派的神职人员身披黑色大氅，穿着神职人员的衣装，像黑影轻快地穿过大街小巷，修士和修女，卡迪和宣礼员，名人要员，敬神者，朝觐者，蒙面女以及身着蒙头斗篷的教士们。

        1947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早晨，再过几个月耶路撒冷就要爆发流血冲突，还有不到一年英国人就要离去，还没有发生围困，炮轰，停水事件，城市还没有一分为二。在我们走向谢赫贾拉区希尔瓦尼家的那个星期六，一种孕育着的沉静仍然滞留在整个东北部地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沉静当中暗示着些许焦躁，一股捉摸不定的压抑着的敌意。三个犹太人，一男，一女，一小孩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从哪里出其不意地冒了出来？既然你们已经到此，到了城市的这一边，也许不应在这里逗留很长时间。赶紧溜过这些街道，趁着还有安宁……

        我们到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有了十五到二十个客人和主人的家里人，仿佛在香烟烟雾中徘徊，多数人坐在墙壁四周的沙发上，少数三三两两站在角落里。他们当中有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邮政局长，即斯塔施克叔叔的老板，他正和一些先生站在那里，轻抬眼镜算是和斯塔施克叔叔打了招呼。通向里面房间的门多被关上，但是透过一扇半开的门，我看见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身穿长裙，挤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观察客人，并小声说着什么。

        主人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家人和其他一些客人，男男女女，其中有两位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英国女士，一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学者，还有一个身穿长袍留着一撮弯曲胡子的希腊神职人员。主人一一赞美他的客人，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法语，并用两三句话解释尊敬的斯塔夫先生消除了一连几个黑色星期困扰着希尔瓦尼家族的忧愁。

        我们一一握手，聊天，微笑，微微欠身低声说“真不错”，“可爱”，以及“见到你很高兴”。我们甚至送给阿里-希尔瓦尼家族一件朴素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本反映基布兹生活的画册，照片中有公共食堂日常生活场景，有田间和乳品加工厂的拓荒者，一丝不挂的孩子在洒水车周围快乐地嬉逐，水花飞溅，一个阿拉伯老农一边紧紧抓住毛驴缰绳，一边看着庞大的拖拉机卷着滚滚烟尘从旁边经过，留下了车辙。每一幅照片都带有希伯来语和英语说明文字。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一页接一页地翻着画册，愉快地微笑，频频点头，仿佛他终于领会了摄影者在照片里所要表达的含义。他向客人致谢，把画册放进墙上的一个壁龛里，也许是窗台。调门高的鹦鹉突然在笼子里用英语唱了起来：“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屋子那边的粗嗓门鹦鹉用阿拉伯语回应道：“先生，安静！先生，安静，先生！”

        我们坐在角落里，头顶墙壁上悬挂着两把十字剑。我试图猜出谁是客人，谁是这家里的人，但猜不出来。多数人五六十岁，一个特别老的人身穿一套棕色旧西装，袖口已经破损。他满脸皱纹，双颊凹陷，银髯让烟熏得发黄，涂了灰泥般的嶙峋手指也是一样。他酷似墙上悬挂的镶金框中的某些肖像。他是祖父吗？甚至曾祖父？因为在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左边还有一个老人，他青筋突出，身材高大，驼背，样子像折断的树桩，深褐色的脑瓜顶上盖着一层刺毛。他不修边幅，条纹衬衣只扣了一半，裤子也显得过于肥大。我想起妈妈故事里讲的阿里路耶夫老人，在他的茅舍里照管一个甚至更老的人。

        几个年轻人身穿白色网球运动服，两个四十五岁左右大腹便便的男人像对双胞胎，懒洋洋地并肩坐在那里，半睁着眼睛，一个摆弄一串琥珀安神念珠，而他的兄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编织悬在空中的灰色幕帐做着贡献。除两位英国女士外，还有别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或是在屋内来回周旋，小心翼翼切勿撞到打领结的仆人身上，他们端来冷饮、蜜饯、一杯杯茶和小杯咖啡。难以判断谁是家里的女主人，几个女人仿佛都像在家里那样无拘无束。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穿一条花丝绸长裙，颜色与插有孔雀羽毛花瓶的颜色一模一样，肥胖的胳膊上佩戴着银手镯，每动一下，手镯上的饰物都会叮当作响，她站在那里热情地和一些穿网球衫的年轻人说话。另一位女士，身穿一条棉布长裙，硕果累累的花案衬得她的前胸和双腿更加浑圆，伸手接受主人轻轻的亲吻，随即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三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再一下。还有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老太太，长着隐隐约约的八字须和两个毛茸茸的大鼻孔，还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胯骨窄小，留着红指甲，不住地窃窃私语，发式优雅，裙装花哨。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身穿十五年前和他一道从罗兹移民来的那套黑色公使西装，他的太太玛拉身穿棕色长裙，长袖衬衫，佩戴耳坠，在这个屋子的人中穿得最为正式（侍者除外）。就连邮政局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也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衬衫，没穿外套，没系领带。突然，声音像大烟鬼的鹦鹉在大厅一边的笼子里用法语叫了起来：“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可也是，绝对，当然了。”另一边立刻传出娇滴滴的女高音的回应：“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

        那些身穿黑、白和红色衣装的侍者时不时在烟雾中出没，端来一碗碗杏仁、胡桃、花生米、南瓜子和西瓜子，一盘盘热乎乎的油酥点心、水果，一片片西瓜，小杯小杯的咖啡，一杯杯热茶，盛在高脚杯里的一杯杯飘着冰霜的果汁，加冰块的石榴汁，还有飘着肉桂香气、撒着一层碎杏仁的小碗牛奶冻，试图诱惑我们。但我只拿了两块饼干和一杯果汁便心满意足了，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后来所有的美味佳肴，想着身为一名初级外交官应该履行的义务，接受正在疑惑地仔细审视我的另一种重要力量的款待。

        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在我们身边停住脚步，和玛拉阿姨及斯塔施克先生用英语说了几分钟话，打趣，微笑，也许在赞美阿姨的耳坠。后来，他借故去照应其他客人时，稍作踟躇，突然转身向我面带和蔼的微笑，用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说：“这位小先生想去花园吗？那里有些孩子。”

        除喜欢叫我殿下的父亲，以前任何人也没有管我叫过先生。在那令人自豪的瞬间，我确实把自己视作一位希伯来绅士，其身份与外面花园里那些小绅士一样高贵。当希伯来国家最终建立时，父亲经常激情澎湃地引用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话，我们的国家能够加入礼仪之邦，“犹如一头雄狮面对群狮”。

        我于是犹如面对群狮的一只雄狮，离开乌烟瘴气的房间。我从宽敞的走廊饱览老城城墙、高塔和穹顶，而后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缓慢而专横地走下石阶，走向爬满蔓藤的凉亭，走向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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