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夫诺城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在卢波米尔斯基王侯家的宫殿和沟壑环绕的公园周围发展起来。乌斯梯河从南到北横贯整座城市。在河流与沼泽之间耸立着一座城堡，在俄国人执政时期，那里还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天鹅在湖上漂来漂去。城堡、卢波米尔斯基宫殿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许许多多教堂组合成罗夫诺城市空中轮廓线，其中一座教堂上饰有一对双子座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座城市容纳了约六万人口，在这些人口中，犹太人占多数，其他居民有乌克兰人、波兰人、俄国人以及一些捷克人和德国人，还有数千犹太人居住在附近的村镇里。村庄周围是一片片果园和菜地、牧场、小麦和黑麦田，麦田有时在微风中抖动，细浪翻腾。火车的轰鸣不时会打破田间的沉寂。偶尔你可以听见乌克兰农家女在花园里歌唱。远远听去，那声音像在抽泣。

        目之所及，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平缓的小山不时隆起，与河流池塘相互交错，湿地森林星星点点。城市里有三四条“欧式”大街，街上矗立着几幢新古典风格的公务楼，还有一排中产阶级居住的二层小楼，小楼几乎你靠着我我挨着你，清一色的外观，带有锻铁阳台。这些商人之家的第一层给一排小商店占据了，但是多数旁路都是没有铺设的小道，冬天泥泞，夏天灰尘泛起。有些旁路上不时铺着不牢固的木板路面。你一拐上一条旁路，就会置身于低矮的斯拉夫式房屋之间，这些房屋墙厚，屋檐突出，周围是个人经营的小块园地，以及无数摇摇欲坠的棚屋，有些棚屋的窗子陷到了地里，屋顶上杂草丛生。

        1919年，犹太教育组织塔勒布特在罗夫诺开设了一所希伯来语中等学校、一所小学，以及几所幼儿园。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塔勒布特学校受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代，罗夫诺出版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报纸，十个或十二个犹太政党相互之间斗争激烈，希伯来文学俱乐部、犹太教、科学和成人教育生机勃勃。二三十年代，反犹主义在波兰愈演愈烈，犹太复国主义和希伯来教育则变得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并不矛盾），宗教与世俗分离论和非犹太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每天晚上十点整，夜行快车驶出了罗夫诺站，开往兹多伯诺沃、利沃夫、卢布林和华沙。星期天和基督教节日，所有教堂里的钟声鸣响。冬天暗无天日，白雪飘飘，夏日暖雨降落。罗夫诺的电影院由一个名叫布兰德特的德国人所有。有位药商是捷克人，名叫玛哈奇克。医院里的头号外科医生是犹太人，叫赛戈尔博士，他的竞争对手谑称他为疯人赛戈尔。他在医院里有个同事叫约瑟夫·考皮伊卡，是个矫形外科医师，激进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摩西·罗坦伯格和希姆哈-赫尔茨·玛雅菲特是镇上的拉比。犹太人经营木材、谷物、磨坊生意，从事纺织、家用物品、黄金和白银加工、皮革、印刷、服装、食品杂货、缝纫用品、贸易和银行业。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在社会良知驱使下加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当印刷工人、学徒、普通劳动者。皮栖尤克家族有家啤酒厂。特维斯科尔家族是远近闻名的工匠。斯特罗奇家族制作肥皂。金德尔家族承租了森林。斯泰恩伯格家族拥有火柴厂。1941年7月，德国人从两年前接管罗夫诺的苏联军队手中将城市拿下。1941年11月7日到8日两天里，德国人及其帮凶屠杀了城中两万三千名犹太人。幸存下来的五千人后来在1942年7月13日遇害。

        我母亲有时用平静的声音——那声音在语词结束后还有些拖延——怀着悠悠怀旧之情，向我讲述她已然离开的罗夫诺。仅用六七个句子，就能给我绘制出一幅画面。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前去罗夫诺的时间，这样一来母亲送给我的图画就不会被替代。

        20世纪20年代任罗夫诺市市长的古怪的莱比代夫斯基从来没有子女。他住在都宾斯卡大街14号的一所大房子里，四周有一亩多地，一个花园，一个家庭菜园和一个果园。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个单身女仆，还有女仆的小女儿，据传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女儿。还有位他的远房亲戚柳波娃·尼吉提奇娜，一个身无分文的俄国贵族，声称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下罗曼诺夫家族的远亲。她和她同母异父的两个女儿住在莱比代夫斯基家里，两个女儿分别叫作塔西亚，或安娜斯塔西亚·萨尔季耶夫娜，和尼娜，或者安东尼娜·波莱斯拉沃夫娜。三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那实际上是走廊的一头，用窗帘隔开。这三位女贵族和一件富丽堂皇的18世纪体积庞大的家具共享这块小地方，家具是桃木的，上面雕有花纹和装饰图案。在家具里面，在它光滑的门后，塞着一件件古玩、银器、瓷器和水晶制品。她们还有一张宽大的床，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绣花靠垫，显然三个人躺在一起。

        房子里有个宽敞的储藏室，但在储藏室下面有个大地窖，既用作车间，又用作食品储藏室、仓库、酒窖，散发着各种浓烈的气味，那气味怪怪的，有点可怕，但也混杂着五花八门的迷人气味：干果，黄油，香肠，啤酒，谷类食品，蜂蜜，各式果酱，一桶桶泡菜、黄瓜和各种调料，一串串横穿酒窖挂起来的干果，装在口袋和缸里的豆子，混杂着柏油、煤油、人造沥青、煤和木柴的气味，还散发着轻微的霉味和腐烂味。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口射进来一缕灰尘弥漫的斜光，它似乎强化了黑暗，而不是驱散了黑暗。我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了解了这个地窖，即便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时，闭上眼睛，也能走到那里，呼吸到那令人头晕目眩的气味。

        1920年，就在马沙尔·毕苏斯基的波兰军队攻克了俄国人占领的罗夫诺和整个西乌克兰地区的前夕，莱比代夫斯基市长失宠，被从办公室赶了出来。他的继任是个愚钝的恶棍和酒鬼，名叫波加尔斯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残酷的反犹主义者。莱比代夫斯基在都宾斯卡大街的房子，被我外公，即开磨坊的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低价买下。他携妻子伊塔和三个女儿，一同搬了进去。三个女儿是1911年出生的大姐哈娅，或妮玉斯娅，两年后出生的瑞夫卡-菲佳，或范妮娅，以及老疙瘩，出生于1916年的撒拉，或索妮娅。我最近得知房子至今犹存。

        都宾斯卡大街的名字被波兰人改成卡扎莫娃（军营），大街一侧林立的是城中较富有阶层的宅邸，而另一侧则被军营占据。春天，街道上弥漫着从花园和果园里飘来的阵阵香气，有时夹杂着烘烤新鲜面包、蛋糕、饼干、果派的气味，还有从住宅厨房里飘来的浓浓菜香。

        在那套有许多房间的宽敞住房里，穆斯曼一家从莱比代夫斯基那里“继承”下来的各种房客继续住在那里。爸爸不忍心把她们赶出去。因此，老仆人卡西尼亚·德米特里夫娜，谢尼特奇卡继续住在厨房后面，和她同住的还有女儿多拉，她也许是也许不是莱比代夫斯基本人的种，大家都只叫她多拉，不挂父亲的姓。在走廊尽头，在沉重的帘幕背后，仍然称自己是皇亲的一贫如洗的女贵族里柳芭，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和女儿塔西亚和尼娜不受任何干扰留在她们的小领地。三人都非常瘦弱，挺拔，高傲，总是精心打扮，“如同孔雀群”。

        在房子正面一间光线充足按月收取租金的宽敞房间，人称“卡比尼特”里，住着一位名叫詹·扎克尔杰夫斯基的波兰军官。他五十多岁，好吹牛，懒惰，多愁善感，身材结实，有男子汉气概，肩膀宽阔，相貌不错。姑娘们叫他潘尼·波尔考夫尼克。每个星期五，伊塔·穆斯曼会派某个女儿端上一盘刚刚出炉的香喷喷罂粟籽蛋糕，她得彬彬有礼地敲开潘尼·波尔考夫尼克的房门，行屈膝礼，代表全家祝他安息日快乐。军官会身体前倾，抚摸小姑娘的头发，有时抚摸她的后背或者肩膀，他一律管她们叫吉卜赛人，向每个人许下诺言，说要忠实地等待她，等她长大后娶她为妻。

        取代莱比代夫斯基的反犹主义市长波加尔斯基有时会来和退休了的扎克尔杰夫斯基一起打牌。他们一起饮酒，抽烟抽得“天昏地暗”。几个钟头过去，他们的声音变得沙哑粗嘎，狂笑中夹杂着呻吟和喘息。每当市长来到这里，姑娘们便被送到房子后部，或者花园里，免得听到教养良好的女孩子不宜听到的话。仆人时不时会给男人们端上热茶、香肠、鲱鱼，或是一盘水果蜜饯、饼干和坚果。每次她都会满怀敬意地转达住宅女主人的要求，要他们压低嗓门，因为她患有“剧烈的头疼”。先生们怎样对仆人做出回答，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仆人“聋如十堵墙”（或者有时称之为“聋如全能的上帝”）。她会在自己身上画十字，行屈膝礼，拖着疲惫痛苦的双脚离开房间。

        一个星期天，黎明时分，第一束光尚未升起，住宅里的人仍然在沉睡，扎克尔杰夫斯基长官决定试试他的手枪。他先是隔着关闭着的窗户朝花园射击。碰巧，或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他在暗中竟然射中一只鸽子，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鸽子受了伤，但仍然活着。而后，他出于某种原因，近距离朝桌子上的酒瓶射击，朝自己的大腿射击，朝枝形吊灯射击两次，但没有打中，他用最后一粒子弹打碎了自己的脑壳，死去。他是个多愁善感唠唠叨叨的人，心胸坦荡，经常冷不丁放声歌唱，或放声哭泣，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悲剧伤心，为让邻居们用棍棒打死的可爱小猪仔伤心，为冬天来临之际鸣禽们的痛苦命运伤心，为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所遭受的苦难伤心，他甚至为遭受五十代迫害、依然没有看到光明的犹太人感到非常伤心，他为自己莫名其妙逝去的人生伤心，不顾一切地为某个叫瓦西丽莎的女孩伤心，许多年前，他曾允许她离开了自己，为此他永远也不会停止咒骂自己的愚蠢，咒骂空虚而无价值的人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经常用波兰人的拉丁语慷慨陈辞，“你为何将我抛弃？你为何将我们大家抛弃？”

        那天早晨，他们把三个女孩从后门带出家，穿过果园和马厩的门，女孩子们回来时，前面的屋子已经空空荡荡，收拾得又干净又整洁，并通了风，军官的所有物品被打包塞进袋子里运走了，只有酒味从打碎的瓶子里散发出来，哈娅姨妈记得，那酒味几天滞留不去。

        一次，那个要成为我妈妈的女孩找到藏在衣柜缝里的一张纸条，纸条出自一位女性之手，上面写着相当简单的波兰语，写给她的小幼童军宝贝，说她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比他更好更慷慨的男人，她不配亲吻他的脚掌。小范妮娅注意到有两处波兰语拼写错误。纸条用大写字母“努恩”签名，作者在字母上画着两片饱满的嘴唇，意为亲吻。“没有人，”母亲说，“没有人能了解别人的事情，甚至连近旁的邻居也不了解，甚至连你的伴侣也不了解。也不了解你的父母和孩子。一点也不了解。甚至连自己都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要是我们有时有那么一刻想象自己了解些什么，这种情形甚至更为糟糕，因为在浑然不觉中生活比在错误之中生活要好。然而，实际上，谁又知道呢？转念一想，或许在错误中生活比在黑暗中生活要容易得多。”

        索妮娅姨妈住在特拉维夫维塞里大街，那是个沉闷、阴郁、干净、整洁，家具过多，窗子一直紧闭的两室套房（外面潮湿闷热的九月天特征越来越浓），她从那里带我去游览罗夫诺西北沃尔亚区的高楼大厦。卡扎莫娃大街，即以前的都宾斯卡大街，与罗夫诺的主街相交，这条街以前叫作绍塞伊纳，波兰人来了之后更名为捷克杰戈玛雅，“五三大街”，以纪念波兰的国庆节。

        索妮娅姨妈向我做了精确而详尽的描述。你从路上向房里走去，先要穿过前面的小花园，花园名叫帕里萨得尼克，里面长着整整齐齐的茉莉花丛（“我仍然记得左边一株极小的灌木散发出浓烈刺鼻的气息，因此我们称它在‘热恋’……”）。有花名叫马加里特基，现在叫作雏菊。有玫瑰花丛，罗斯奇基。我们经常把玫瑰花瓣做成某种康菲图拉，那是种又香又甜的果酱，你会想象它会趁人不备自己舔噬自己。玫瑰生长在两个用小石头和砖头圈起来的圆形苗圃里，苗圃卧在那里呈对角形，用石灰水粉刷一新，看上去像一排相互偎依的天鹅。

        花丛后面，有一条绿色长椅，从长椅边上左拐，便是主要入口，有四五级台阶，棕色大门上点缀着各种装饰和雕刻，遗留下莱比代夫斯基市长的巴罗克品位。进了主入口，便是摆放着桃木家具的大厅，高大的窗子上挂着落地窗帘。右边第一个门内住着波尔考夫尼克·潘尼·詹·扎克尔杰夫斯基。他的男仆是个农家孩子，宽大通红的甜菜般脸膛上长满粉刺，你要是有不雅之念也会长，男仆夜晚铺个垫子睡在他的门前，早晨再把垫子搬走。这位男仆看我们这些女孩子时，眼神会突然熄灭，仿佛就要饿死。我不是说没有面包挨饿，实际上我们一直从厨房里给他拿面包，要多少给多少。那个波尔考夫尼克经常无情地毒打他的男仆，而后又悔恨交加，给他零花钱。

        你可以通过房子右翼走进去——有条红石铺砌的道路，冬天非常滑。沿路长有六棵大树，俄语里称之为赛林，我不知道希伯来语怎么说，也许现在树已经不在了。这些树有时开有一簇簇紫花，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我们有时故意停在那里，深深吮吸其芬芳，直至有时觉得头都发晕了。我们眼前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亮点，五颜六色，叫不上名字。总之，我认为颜色与气味远远多于语词。这一侧的路过去是六级台阶，拾级而上是一条开阔的小游廊，游廊里有条长椅……我们称之为爱的长椅，因为有些不太雅观的事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但我们知道它与仆人有关。仆人入口与这个游廊连在一起，我们叫它朝尔尼克胡得，意思是黑门。

        要是你不从前门或是朝尔尼克胡得走进住宅，你可以顺着屋旁的小径走进花园。花园特别大，至少有从维斯里大街到迪赞高夫大街那么大。甚至到本-耶胡达街那么大。在花园中间有条大路，路的一边有许多果树，各种各样的李子树和两棵樱桃树鲜花盛开，像婚礼礼服，它们的果实用于制作烈酒和饮料。另一边则有更多的果树，鲜美多汁的桃子，还有我们称之为“举世无双”的苹果，还有翠绿的小梨，男孩子对它的称呼令我们女孩子用手紧紧捂住耳朵，免得听见。用来做果酱的长李子，果树中还有爬满紫莓的茎杆，黑莓和茶藨子矮丛。我们有专门冬天吃的苹果，我们把苹果埋在阁楼上的草里，慢慢熟透，以备冬天食用。他们也经常把梨放在那里，包在草里，在那里多睡上几个星期，只有在冬天醒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冬天能吃上好的水果，而其他人只有土豆吃，有时甚至连土豆也吃不上。爸爸常说财富是种罪恶，贫穷是种惩罚，但是上帝显然不愿意把罪与罚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犯罪，另一个人遭受惩罚。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

        爸爸，你的外公，近乎是个共产主义者。他总是习惯于把他父亲埃弗莱姆扔在那里，让他独自一人在磨坊办公室的桌旁铺上洁白的餐巾用刀叉吃饭，而他总是和工人们一起坐在烧木柴的火炉旁，和他们一起用手抓着吃黑麦面包、腌鲱鱼、一片洋葱蘸盐和带皮土豆。他们习惯于在地上铺张报纸，坐在那里吃，他们大口大口吞下伏特加酒。每次过节的前一天，父亲都会给每个工人一袋面、一瓶酒和几个卢比。他常常指着磨坊说……咳，这些都不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你的外公，就像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那位社会主义者首领，和最普通的士兵同饮一杯酒。

        一定是这个原因，1919年共产党来到城里，马上就把所有的资本家和工厂主当作罪犯，爸爸的工人们打开发动机的盖子，我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就是给轮子动力碾碎谷物的主要发动机，他们把他藏在里面，把他锁了进去，然后向红色领导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对他说，请好好听我们说，长官先生，我们的戈尔茨·耶弗里莫维奇·穆斯曼，你可不许碰啊，甚至连脑袋上的一根头发都不许碰！赫尔茨·穆斯曼，是我们的爹。

        罗夫诺的苏维埃政权确实让你的外公当磨坊老板，他们没有难为他，相反，他们来找他，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亲爱的穆斯曼同志，请听我说，从现在开始，要是有人干活偷懒，或者是蓄意破坏，你只管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我们立刻让他靠墙毙了。你外公做的肯定截然相反，他机智灵活地从工人政府手中保护工人，同时给我们地区的红军供应全部面粉。

        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苏维埃长官显然征集了大量完全霉变的谷物，他惊恐万状，因为这足以让上级把他立即推到墙边：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检查就把货收下？那么长官该怎么办才可以保全自己？深夜，他命令把所有的货物卸在爸爸的磨坊附近，命令他们凌晨五点之前将其磨成面粉。

        爸爸和工人们在黑暗中甚至没有注意到谷子已经发霉，他们开始投入工作，整整忙了一夜，天亮时分，他们磨出了臭烘烘长了蛆的面粉。爸爸立刻明白他现在要对面粉负责了。他可以选择承担责任，也可以选择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送来霉变谷物的苏维埃长官——每种抉择都是在玩火。

        他还有什么办法？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的工人？于是，他只把所有发霉生蛆的面粉扔掉，从自己的粮仓里搬出一百五十袋质量上乘的面粉，不是军用面粉，而是用于烘烤面包和哈拉的白面，第二天早晨，他没说一句话，就把这些面粉送给了长官。长官也没说一句话，纵然在他内心深处，或许因把一切归咎于你外公而感到几分愧疚。可是他现在能怎样呢？毕竟，头头们从来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解释或者致歉，他们只会把他们送到墙边枪毙。

        当然长官明白爸爸给他的绝对不是臭烘烘的谷物，因此爸爸牺牲自己保全了他们二人，也保全了他的工人。

        故事还没有就此了结。爸爸有个弟弟，米克海尔，米海尔，他有幸聋如上帝。我说他有幸，是因为米海尔叔叔有个恶妻拉克希尔，非常邋遢，习惯于用粗鲁沙哑的嗓子整日整夜地冲他叫骂，可他什么也听不见，他默默地冷静地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

        那些年米克海尔在爸爸的磨坊前来回转悠，什么事情也不做，和爷爷埃弗莱姆一起在办公室喝茶，由于这个原因，爸爸每月支付他一份还算说得过去的月薪。霉变面粉风波过去几个星期后，一天，苏维埃突然把米克海尔带走，征募他去参军。但是当天夜里，米克海尔忽然在梦中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哈娅，她在梦里对他说，快点，我的孩子，快点逃吧，因为明天他们计划将你杀害。于是他早早起来，逃离了军营，仿佛军营里着了火。但是军队很快将这个逃兵抓住，对他进行军事审判，命令他站到墙角。正像母亲在梦中所警示的那样，只是她在梦中忘记告诉他绝对不该逃跑当逃兵。

        爸爸去往广场，与弟弟诀别，在广场中央，士兵们已经把子弹推上膛……突然制造霉变面粉的长官冲着将被行刑之人叫喊：告诉我，你是戈尔茨·耶弗里莫维奇的弟弟吗？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埃弗莱姆之子赫尔茨的弟弟？米克海尔回答说：是啊，将军同志！长官转身朝爸爸问：他是你的兄弟吧？爸爸也说：是啊，是啊，将军同志！他是我弟弟！千真万确是我的弟弟！于是将军转身对叔叔说：咳，回家去吧！你没事了！他凑近爸爸，其他的人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他悄悄地对他说：“咳，那什么，戈尔奇·耶弗里莫维奇，你认为你是唯一知道怎样把粪土变为纯金的人吗？”

        你外公从内心里是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不属于布尔什维克。他本人，我怎么说呢，是某种主张和平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民粹派，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共产主义者，反对流血。他非常惧怕渗透在人们灵魂深处，渗透在各种身份人中的邪恶。他总是习惯于对我们说，有朝一日，应该有个适用于世上所有正派之人的大众化体制，但首先有必要消灭所有的国家、军队和秘密警察，只有在这之后才有可能逐渐创造贫富平等，从一些人那里收税，交给另一些人，不过不是一日之功，因为那样做会酿成流血事件，而是要缓慢推进。他经常说：滑坡，走下坡路，即便是要经历七八代，要富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就慢慢地不再富有了。在他看来，主要就是得开始让世界终究会相信非正义和剥削是人类疾患，正义是唯一良药。真的，苦口良药，他经常对我们说，险药，药劲很大，你得一点一点地吃，直至身体开始习惯。任何想一口吞下它的人只会导致灾难，流出一条条血河。就看看那些人对俄国和整个世界所做的一切！确实，华尔街是吸血鬼，吸吮了世界的鲜血，但是你永远也不能通过流血消灭吸血鬼，相反，那只会使之更强壮，用越来越多的鲜血来喂养它！

        你外公认为，有些领袖试图一举按照伟大思想家们的书来整顿整个生活。他们可能非常熟悉一座座图书馆，但是他们既不了解恶意，也不了解嫉妒、羡慕、邪恶，幸灾乐祸地看待他人的不幸！从来就不可能。不可能按照一本书来整顿人生。爸爸总是对我们说，最好少一点组织和整肃，多一点互相帮助，或者也多一点宽容。你外公坚信两件事：怜悯与正义。但是他认为你总是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没有怜悯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一个屠场；另一方面，没有正义的怜悯或许对耶稣合适，但是不适合吃恶苹果的普通人。这是他的观点：少一点整肃，多一点同情。

        在黑门朝尔尼克胡得的对面，长有一棵漂亮的、样子有点像李尔王的器宇轩昂的栗树。爸爸在栗树下为我们姐妹三人放了一条长椅……我们称之为“姐妹椅”。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经常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梦想着长大以后的情形。我们当中谁可以当工程师，诗人，或者是像居里夫人那样的著名发明家。我们所幻想的就是这些。我们没有像同龄女孩那样幻想自己嫁给一位富有而有名气的丈夫，因为我们生于富有的家庭，对和甚至比我们更富的人结婚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们要是谈论坠入爱河，那么不是爱恋某位贵族或者著名演员，而只是爱恋某个具有高尚情感的人，比如说某位伟大的艺术家，即便他身无分文也没有关系。那时我们懂什么呀！我们怎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是怎样的无赖和野蛮？（并非所有的艺术家……绝对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只有今天，我才真正感到，高尚情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非生活中的主要东西。绝对不是。感情不过是麦子收割后田野里的一把火：它燃烧了一会儿，剩下的只有灰烬。你知道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女人应该在她的男人身上追寻什么？她应该追寻一种品德，这品德一点也不激动人心，但是比金子还要珍贵：那就是正派，或许还有善良。而今，你应该知道这点，我认为正派比善良更为重要。正派是面包，善良是黄油，或者是蜂蜜。

        在公路之间的果园里，有两条长椅相对而立，每当思考中的你，在鸟声啭啭或微风在枝头窃窃私语的寂静中感到孤独时，那倒是个好去处。

        再走过去，在田野边上，有个我们称之为奥菲茨纳的小建筑，在第一间屋子里，有个洗衣房用的黑色锅炉。我们扮演邪恶巫婆芭芭·雅嘎的囚犯，芭芭·雅嘎把小姑娘放到锅炉里烹煮。接着有个园丁居住的小后屋。在奥菲茨纳后面有个马厩，停着爸爸的四轮马车，还住着一匹高大的棕红马。在马厩旁边，放着带有铁滑板的雪橇，车夫菲利普和他的儿子安东在冰雪封冻的日子用雪橇拉着我们去理发店。有时海米会和我们一起去，海米是非常富有的鲁哈和阿里·莱夫·皮栖尤克之子。皮栖尤克开了家啤酒厂，向整个地区供应啤酒和酵母。啤酒厂很大，由海米的爷爷赫尔茨·梅厄·皮栖尤克经营。前来访问罗夫诺的著名人士总是和皮栖尤克待在一起——比阿里克、杰伯廷斯基、车尔尼霍夫斯基。我想那个男孩海米是你母亲的初恋。范妮娅可能已经十三岁，要么就是十五岁了，她总想和海米一起乘坐马车或者雪橇，但带上我，我总是故意来到他们中间。我那时有九到十岁，我不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我是个小傻丫头。那时他们就这么称呼我。每当我想惹恼范妮娅时，就当着大家的面，叫她哈姆奇克，是海米这么叫的。尼海米亚·海米·皮栖尤克到巴黎读书，他们在那里将他杀害。是德国人。

        爸爸，你的外公，喜欢车夫菲利普，他也非常喜欢马，他甚至喜欢前来给马车上油的铁匠，但是他确实恨乘坐马车，恨身穿镶狐皮领子的皮大衣，像个乡绅，坐在他那位乌克兰车夫身后。他宁愿走路。不知怎的，他不喜欢做富有的人。在他的马车里，或者是在他的扶手椅里，被快餐和水晶枝形吊灯包围着，他觉得有点像个喜剧演员。

        许多年过去，当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当他几乎赤手空拳来到以色列，他实际上并不觉得特别可怕。相反，他感到周身轻松。他并不在乎身穿一件灰色背心，背上背着一袋三十公斤的面粉，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只有妈妈痛苦万分，她咒骂他，冲他大喊大叫，恣意侮辱他，为什么他会一落千丈？扶手椅哪里去了，水晶饰品和枝形吊灯哪里去了？她这把年纪怎么就该活得像个农民，像个农妇，没个厨子，也没个理发师或女裁缝？他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在海法建个新型的面粉厂，使我们可以恢复失去的地位？妈妈就像故事里讲的渔夫的妻子。但是我宽恕她所做的一切。愿上帝也宽恕她。有许多事情需要宽容！愿上帝也宽恕我这样来谈论她，愿她安息。愿她安息，别像她待父亲那样从未给过他片刻安宁。他们在这个国家住了四十年，她每天从早到晚什么也不做，只是破坏他的生活。他们在克里亚特莫兹金后面长满蓟草的田野里找了间摇摇欲坠的棚屋，没有水，没有厕所，屋顶铺了层沥青油脂……你记得爸爸妈妈的棚屋吗？记得。唯一的水管在屋外蓟草中间，水中尽是铁锈，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爸爸用木板把它临时遮住。

        也许，妈妈让他生活得痛苦，并非完全是妈妈的过错。毕竟，她在那里过得实在是不开心。绝对不开心！她总之是个不开心的女人。她生来就不开心。就连枝形吊灯和水晶也没有使她开心。但是她这种不开心的人把别人也弄得非常痛苦，这就是你外公的不幸了。

        他一来到以色列，就在海法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面包房。他习惯于赶着马车到海法海边溜达。他们见他了解一些关于谷物、面粉和面包知识，就没有让他做磨面或者烘烤的活，而是让他用自己的马和车运送面粉袋和面包。在这之后，他在维勒冈生铁铸造厂工作多年，为建筑工地运输各式各样的圆的长的铁块。

        有时他习惯于用车拉着你，在海法港湾旁行走。你还记得吗？记得？等到上了年纪，你外公为了生计运输搭脚手架用的长木板，或者从海边把沙子运送到新的建筑工地。

        我仍然能够记得，你坐在他身边，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像橡皮筋那样绷得紧紧的。爸爸常常让你拿着缰绳。我眼前依旧能够清晰地浮现出那幅画面：你是个白白净净的孩子，苍白得像张纸，你外公总是让太阳晒得黝黑黝黑的，他是个壮汉，甚至七十岁上仍然身体健壮，像个印第安人一样黝黑，某种印第安人王子，一个土邦主，湛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笑意。你身穿小白背心坐在木板上，那是赶车人坐的位子，他身穿工人穿的灰背心汗流浃背地坐在你身边。他确实开心，满足现状，他喜欢阳光，喜欢体力劳动。他尤其喜欢当个车夫，他一直拥有无产者意识，在海法再次成为无产者令其感觉良好，就像在他人生旅程的起点，在他仍然只是维尔克霍夫庄园的一个木匠时那样。也许他喜欢过马车夫的生活甚于在罗夫诺做富有的磨坊主和有产者。你是个如此认真的小孩，一个不能忍受阳光炙烤的小孩，太认真了，直挺挺地坐在他旁边车把式的位子上，为马缰绳忧心忡忡，忍受着飞蝇和热浪，害怕让马尾巴扫着。可是你表现得很勇敢，没有抱怨。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仿佛近在今天。灰色的大背心和小白背心。我那时思忖，你将来肯定会更像克劳斯纳，而不是像穆斯曼。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再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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