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读三四年级时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的孩子。我分期写了一部历史小说《犹大王国的终结》，还写了几首关于征服、关于民族辉煌的小诗，类似于亚历山大爷爷的爱国主义诗篇，目的在于模仿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民族主义进行曲，如《贝塔进行曲》：“……抛洒你的热血献出你的灵魂！高擎熊熊火炬，平静就像泥潭，我们为壮丽的事业而战！”我也深受波兰犹太游击队和隔离区起义之歌的影响：“……抛洒热血又算哪般？英雄精神气冲霄汉！”还有父亲经常激动万分声音颤抖着给我读的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血与火的旋律！/登上高山，征服溪谷，不论你看到什么——拿获！”在所有诗歌中最令我振奋的就是《无名战士》这首诗，作者是亚伯拉罕·斯特恩，化名亚伊尔，斯特恩帮的首领。我经常在晚上熄灯后独自一人满怀深情地在床上小声背诵：“我们是无名战士，要为自由而战；四周笼罩着死亡阴霾，我们用生命从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血光映红的岁月，在黑漆漆的绝望之夜，让我们的旗帜在村庄和城镇的上空飞扬，因为我们战斗捍卫的是正义之光！”

        沸腾的热血、土壤、烈火与钢铁令我陶醉。我一遍又一遍想象自己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我想象父母满怀忧伤与骄傲，与此同时，一点也不矛盾，在我英勇地战死后，在泪眼汪汪享受过本-古里安、贝京和尤里·兹维发布的那激动人心的悼词之后，在为自己伤心之后，在激动而哽咽地看到大理石雕像以及记忆中的赞美之诗后，我总是能够从暂时的死亡中健康而坚实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将自己升为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我的军团在血与火中去解放敌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缺乏阳刚之气、雅各似的可怜虫不敢将这一切夺回。

        梅纳赫姆·贝京，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工作将领，在那时是我童年的主要偶像。甚至在这之前，在英国托管的最后一年，无名地下将领激起了我的想象。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的形象披上了《圣经》的辉煌光晕，我想象他正待在朱迪亚沙漠的荒凉沟壑中的秘密司令部里，打着赤脚，扎着皮腰带，就像先知以利亚站在卡麦尔山的山石中一样熠熠生辉，他从偏僻的山洞里，脸上露出年轻人的那股天真，发布命令。他长长的胳膊夜复一夜伸入到英国占领军的心脏，炸毁司令部和巨石障碍，冲破一道道防御墙，轰炸弹药库，把满腔愤怒倾泻到敌人的大本营，在我父亲编写的传单上，称敌人为“盎格鲁-纳粹敌军”、“亚玛力”、“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我妈妈曾经说到英国人：“不管是不是亚玛力，天晓得我们会不会很快就会怀念他们。”）

        以色列国建立后，希伯来地下武装的最高首领终于浮出水面，一天他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下面署着他的名字：不是像阿里·本-参孙或者伊弗利亚胡·本-凯都米姆那样的英雄，而是梅纳赫姆·贝京。我大为震惊：梅纳赫姆·贝京的名字或许适合泽弗奈亚大街上一个说意第绪语的零星服饰用品商，或者盖乌拉大街上一个镶着金牙制作假发与紧身胸衣的人。而且，令我大失所望，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在登在报纸的照片上竟然显得虚弱而瘦骨嶙峋，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只有胡须表明他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但是几个月之后胡须竟然不见了。贝京先生的形象、声音、口音和发音并没有令我联想起《圣经》时期征服迦南地区的人或是犹大·马加比，而是联想到我在塔赫凯莫尼那些孱弱无力的老师们，他们也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和义愤，但是在其英雄主义的背后，时时会爆发忐忑不安的自以为是以及某种不易察觉的酸腐。

        有那么一天，由于梅纳赫姆·贝京之故，我突然不愿“献出我的热血与灵魂”，不愿“为壮丽的事业而战了”。我抛弃了“平静就像泥潭”的观点；过了一阵，我观点大变。

        每隔几个星期，耶路撒冷有一半人会在星期六上午11点钟聚集到耶路撒冷爱迪生礼堂，聆听梅纳赫姆·贝京先生在自由运动（西路特运动）集会上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爱迪生礼堂当时是市里最大的礼堂，正面贴着海报，宣布即将上演由福德豪斯·本-齐兹指挥的以色列歌剧。爷爷经常为这一特殊时刻穿上笔挺的黑西装，系上浅蓝色的缎子领带，胸前衣袋里探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像热浪中飞舞的一片雪花。我们走进礼堂时，离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他举起帽子朝四座打招呼，甚至朝他的朋友鞠躬。我走在爷爷旁边，神情庄重，梳洗整齐，身穿白色衬衣，鞋子亮晶晶的，径直走到第二排或第三排，那里给亚历山大爷爷那样的人留着的贵宾席，他们是“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创建的自由运动”的耶路撒冷委员会成员。我们会坐在约瑟夫·约珥·里夫林和埃里亚胡·梅里达中间，或坐在以色列·希伯-埃里达德博士和哈奴赫·卡来先生中间，或者坐在《自由》报编辑以撒克·莱姆巴身边。

        大厅里始终坐满伊尔贡的支持者，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梅纳赫姆·贝京的崇拜对象，绝大多数是男人，我在塔赫凯莫尼许多同学的父亲们都在里面。但是有一条不易察觉的纤细分界线，大厅前三四排贵宾席留给一些杰出人士：知识分子、民族阵线斗争中的老兵、修正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前伊尔贡首领，多数人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余座位则坐满了一群群西班牙裔犹太人、布哈拉人、也门人、库尔德人以及阿勒颇犹太人。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群充斥着走廊和通道，挤靠在墙壁上，拥满了门厅和爱迪生大厅前面的广场。在前排，他们谈论民族主义革命，渴望取得辉煌的胜利，并引用尼采和马志尼的话，但是主要是一副谦恭有礼的小资产阶级神态：帽子、西装领带、礼仪以及某种华而不实的沙龙程式，即使在那时，在50年代初期，这种程式已经散发出某种霉菌和樟脑球的气息。

        在这个内部圈子之外却是激情澎湃信仰者构成的汪洋大海，一个由商人、小店主、工人组成的忠实人群，其中许多人头戴小帽，直接从犹太会堂赶来，倾听他们的英雄，他们的领袖贝京先生讲话，身穿破旧衣裳、工作勤勉的犹太人为理想主义震颤，他们热心，脾气火爆，易激动并产生共鸣。

        在集会开始，他们高唱贝塔歌曲，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唱运动进行曲和国歌《希望之歌》。讲台上装饰着一面面以色列国旗，挂有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一幅照片，齐刷刷的两排贝塔青年身穿制服，打着黑领带，令人瞩目——我多么希望长大一点后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呢——富有感召力的标语，比如说“约塔帕塔，马萨达，贝塔！”，“耶路撒冷啊，假如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以及“朱迪亚在血与火中倒下去，朱迪亚将在血与火中站起来！”

        耶路撒冷支部委员做了几个“热身”演说之后，大家突然离开了讲台。就连贝塔青年也走开了。爱迪生大厅陷入了深沉、虔诚的宁静中，仿佛机翼发出静静的嗡嗡声响。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空空荡荡的舞台，所有的心都在等待。这种期待中的沉寂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讲台背后有些动静，丝绒帘幕拉开一条缝，一个身材矮小单薄的男人独自优雅地走向麦克风，站在观众面前谦卑地低垂着头，仿佛被自己的羞怯所左右。那种充满敬畏的沉默大概持续了有几秒钟后，观众中才响起犹豫不决的掌声，仿佛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他们每次都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贝京不是一个口中喷火的巨人，而是一个身材瘦小近乎脆弱的男人，但一旦他们开始鼓掌，来自后面的掌声与喝彩声很快就会变成激情澎湃的吼叫，这吼叫几乎从始至终伴随着贝京的演讲。

        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上两秒钟，低垂着头，耷拉着肩膀，似乎在说：“这样的荣誉让我承受不起。”或者是：“我的灵魂在众人厚爱之下屈服。”接着他伸出双臂，似乎在向众人祝福，羞怯地微笑，请他们安静下来，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怯场演员，犹犹豫豫地开始说话：“兄弟姐妹们，犹太同胞们，我们永远的圣城——耶路撒冷的父老乡亲们，安息日快乐。”

        他停下来，又突然平静、伤感、近乎悲悼地说：“兄弟姐妹们，我们所热爱的年轻国家现在正面临艰难的岁月，极其艰难的岁月，令我们大家都感到可怕的岁月。”

        逐渐，他克服了自己的伤感，集聚全部力量继续，他仍然平静，但是带有控制力，仿佛在宁静面纱的背后，潜伏着某种克制然而非常严肃的警告：“我们的敌人再次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因为我们在战场上使其遭受了可耻的失败而图谋报复我们。列强又在策划邪恶事端。没什么新鲜的。人们世世代代起来反对我们，企图将我们灭绝，但是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再次勇敢地面对他们。过去，我们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抵抗他们，我们要满怀勇气与忠诚去抵抗他们，高昂着我们的头。他们永远，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个民族卑躬屈膝。永远不会，直到最后一代人！”

        在说“永不，永不”等词时，他抬高声音，那是发自内心的响亮呐喊，充满痛苦的震颤。这一次观众们没有喊叫，而是发出怒吼。

        “永久的以色列，”他声音平静而威严，仿佛他刚刚从永久以色列磐石的司令部军事行动会议上赶来，“以色列的磐石”将会再度崛起，把我们敌人的阴谋诡计挫败并粉碎！

        现在群情激奋，他们用节奏铿锵的吟诵表达感激与爱戴之情：“贝京！贝京！”我也跳起来，竭尽全力吼叫他的名字，声音已经变了调。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说话人庄严地说，声音几近严厉，他举起手，接着停顿一下，仿佛仔细思量这一条件，不知是否该向观众和盘托出。整个大厅里一片死寂。“唯一关键性的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条件。”他再次停顿一下。他垂下头，好像可怕的条件压得他抬不起头。听众如此专心致志，我可以听到高高的大厅顶上传来电风扇的嗡嗡声响。

        “只要我们的领袖，兄弟姐妹们，是民族领袖，而不是一群诚惶诚恐的隔离区犹太人，连自己的影子都怕，只要软弱无能、不堪一击的失败主义者、卑鄙的本-古里安政府立即给令人骄傲勇敢无畏的希伯来政府腾出地盘，希伯来政府是一个紧急政府，懂得如何让敌人闻风丧胆，就像我们的光荣军队，以色列军队，其英名令所有以色列的敌人心惊胆战！”

        全体听众听到这里群情激愤，好像炸开了锅。提到“卑鄙的本-古里安政府”，哪一方都嗤之以鼻，义愤填膺，极度蔑视。有人从走廊里粗嘎地大喊“打死叛徒！”从大厅的角落里传来粗野的唱颂“贝京当总理，本-古里安回家去！”

        但是讲话人让大家安静下来，就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指责自己的学生，缓慢而冷静地宣布：“不，兄弟姐妹们，那不是办法。叫喊和暴力不是正确的途径，而是要通过和平、令人尊敬的、带有民主色彩的选举。不要用那些暴力的方式，不要用欺骗和流氓行径，而是要用我们从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那里学来的正直而尊严的方式。我们很快就会让他们卷铺盖走人，不是用兄弟相煎的恨，也不是用暴力动乱，而是用冷冰冰的蔑视。对，我们将让他们卷铺盖走人。那些贩卖我们故乡土地的人，那些出卖灵魂的人，那些自吹自擂的基布兹马弁，那些妄自尊大、优越感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以色列总工会暴虐之徒，所有的小日丹诺夫以及所有的江洋大盗，都让他们滚蛋！他们不是一直在自鸣得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从事体力劳作、清除沼泽吗？好啊，非常好，我们非常尊重地送他们去从事一些体力劳作。他们早就忘记劳工一词是什么意思了，看看他们谁还拿得动锄头会很有意思！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将从事清除沼泽积水的伟大工作——很快，我的兄弟姐妹们，很快，要沉住气——我们要把劳工运动这片沼泽永永远远清除出去！永永远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将不可改变地清除它，永远不能让它回归！现在，我的百姓，跟我一起，像一个人那样，清清楚楚地大声说出这庄严的誓言：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得回归！不得回归！不得回归！”

        人群失去了控制，我也是，仿佛我们都成了一个庞大身体上的细胞，愤怒地冒火，愤怒地喧腾。

        就在那时出了件事，我一落千丈，被逐出伊甸园。贝京先生继续讲述一触即发的战争，以及在整个中东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然而，贝京先生讲他那代人的希伯来语，显然没有意识到语言用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二十五岁左右在以色列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二十五岁以上的一代人或者是从书本上学希伯来语的那代人之间，具有明显的分界线。一个词，贝京先生与他那代人和党派成员认为指“武器”或者“装备”之意，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则指男性性器官，此外别无他意。而“武器”“装备”的动词形式，在我们看来则表明阳具进行的相应行动。

        贝京先生抿了两小口水，仔细环顾一下听众，频频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表示赞同，或者是为自己感到遗憾，他用一种刺耳、责难的声音，如同一个公诉人严厉地列举一系列无可辩驳的指控，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装备纳赛尔政权！”

        “布尔加宁正在装备纳赛尔！”

        “盖伊·摩勒和安东尼·艾登正在装备纳赛尔！”

        “整个世界正在夜以继日装备我们的阿拉伯敌人！”

        停顿。他声音里充满了愤懑与蔑视：

        “可是谁来装备本-古里安政府呢？”

        大厅沉浸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沉默中，但是贝京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提高声音，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呼：“如果今天我是总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装备我们！所——有——的人！”

        坐在前排的上年纪的阿什肯纳茨稀稀拉拉拍了几下手，但是大多数人犹豫不决，显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他们大为吃惊。在那令人难堪的寂静时分，只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孩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政治上一直坚定到头发根，他是贝京忠实的信徒，身穿白衬衣，鞋子擦得锃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笑。

        这个孩子竭尽全力试图控制住笑声，他真想当场含羞死去，但是他那畸形而歇斯底里的笑声却遏制不住，那笑声哽咽，近乎在流泪，粗嘎中夹杂着刺耳的叫喊，近乎呜咽与窒息。

        恐惧和惊愕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来，集中在孩子身上。四面八方的数百只手放在嘴唇上，好像在向他发出嘘的声响，要他不要做声。奇耻大辱！真丢脸！周围要人怒气冲冲谴责恐惧不已的亚历山大爷爷。孩子似乎听到，远在大厅后面传来难以驾驭的大笑，在呼应他的笑声，接着又是一阵。但是那些笑声，即便存在，也是在民族外围的边缘地带，而他自己却夹在第三排当中纵声大笑，那里尽是贝塔老兵和以色列工会的显贵要人，均为大名鼎鼎令人尊敬之人。

        现在，说话人注意到他了，停止了演说，他耐心地等待着，脸上挂着宽容、老练的微笑，而亚历山大爷爷满脸通红，震惊无比，内心极度恼怒，仿佛周围的世界已经崩塌。他一把抓住孩子的耳朵，气急败坏地把他提拉起来，当着整个第三排人的面，当着耶路撒冷一大批热爱故乡人们的面，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拽出来，一边使劲儿地拖拉，一边不顾一切地咆哮。（也许爷爷自己当年让令人生畏的奶奶揪着耳朵，拽到纽约的拉比面前就是这副模样，爷爷当时已经和奶奶订了婚，但是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他突然爱上了另一位女士。）

        恼羞成怒的拽人者，边呜咽抽泣边纵声大笑的被拽者，还有那只现已经红得像甜菜根一样的可怜耳朵，三者一起来到了爱迪生大厅外，爷爷举起右手，朝我右脸扇了一记耳光，接着又举起左手，带着他对左派的全部愤恨扇了我另半边脸，因为他是个极右分子，不愿意打了左边就完事，于是他又往我的右脸扇了一记耳光，不是给我一记带有可怜虫约瑟精神的、软弱无力卑躬屈膝的大流散耳光，而是一记大胆无畏“鹰派”爱国者的耳光，骄傲，壮观并愤然。

        约塔帕塔、马萨达和围困中的贝塔已经失败，它们也许会在辉煌与力量中再度崛起，但是没有我。至于自由运动与利库德党派，他们那天上午失去了一个人，他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成为一个小继承人，一个激烈雄辩的演说家，也许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国会议员，甚至一个不带公文包的副部长。

        我再也不会高高兴兴地融入欣喜若狂的人群，或是成为巨型超人身体内一个盲目的分子，相反，我对人群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平静就是泥潭”一句话现在在我眼里意味着一种流传甚广的危险疾病。在“血与火”这一短语中，我能够品尝到血腥，闻到烧焦的人肉味。就好像“六日战争”期间在西奈北部平原，“赎罪日战争”期间在戈兰高地熊熊燃烧的坦克里。

        我在撰写克劳斯纳家族历史时，从克劳斯纳教授、约瑟夫伯伯的自传中撷取了许多材料，那本自传题为《我通往复活与救赎之路》。在那个星期六，当心地善良的亚历山大爷爷、约瑟夫伯伯的弟弟揪着我耳朵，把我拽到外面，发出酷似恐惧与疯狂的呜咽的强烈噪音，我似乎就开始逃避复活与救赎。而今仍然在逃避。

        但是，我不仅仅逃避复活与救赎。那个地下室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在他们二人和那堆书之间，还有野心、压抑、拒绝承认的对罗夫诺和维尔纳的怀念，对欧洲的怀念，具体表现为黑色茶具车、闪闪发光的白餐巾，人生在世不称意给他造成的压力，她的伤痛、失败，我默默地承担起适时将其转化为胜利的责任，凡此种种压迫着我，我想逃避它。在有些时候，年轻人离开父母的家，前去寻找自我——或者丧失自我——在埃拉特或者西奈沙漠，之后到纽约或者巴黎，再后来——到印度高僧的静修处或者南美丛林，或者在喜马拉雅山（在我的书《一样的海》中，独生子里库在母亲去世后去了喜马拉雅山）。但是，在50年代初期，反对家长压迫的极点是去往基布兹。基布兹，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在黑黝黝的山岭那边”，在加利利，在沙龙平原，在内盖夫或者山谷——于是我们那时在耶路撒冷想象——一个能够吃苦耐劳的新型拓荒者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强壮、执着但并不复杂，说话简洁，能够保守秘密，既能在疯狂的舞蹈中忘乎所以，也能独处、沉思，适应田野劳作，睡帐篷：坚强的青年男女，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困苦，然而却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情绪敏感而从容。我愿意像他们那样，而不愿意像我父母或者充满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忧郁苦闷的逃难学者。过了一段时间，我报名参加童子军运动，那时的童子军成员打算从学校毕业后，在边境一带参加专门创建新基布兹的军事部队“纳哈尔”，从事“体力劳动，保护并居住在基布兹内”。我的父亲不太高兴，但是因为他向往成为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便心满意足地对我说：“童子军运动，好啊，行，加入吧。为什么不呢，但是基布兹？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它并不那么发达。”

        妈妈那时已经远离了我们。她已经背弃了我们。

        我同意爸爸的说法。因此我强迫自己多吃一倍东西，通过跑步和锻炼来强健自己的体魄。

        过了三四年，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之后，我在胡尔达基布兹，在星期六早晨四点半钟，我把贝京和武器装备一事告诉了埃弗拉姆·阿弗耐里。我们早早起来是因为被分派去摘苹果。我那时十五六岁。埃弗拉姆·阿弗耐里像胡尔达的其他创建者一样，四十五岁左右，但是我们称他和他的朋友为“老伙计”，就连他们自己也彼此这么称呼。

        埃弗拉姆听了这个故事后微微一笑，但是那一刻他似乎难以理解事情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也属于把“装备”理解为坦克和枪支的那类人。过了一会儿，他说：“啊，对了，我明白了。贝京说的是‘装备’武器，而你却从俚语方面来理解。确实挺好笑的。但是听我说，我年轻的朋友——”我们正站在一棵树两旁的梯子上，一边摘苹果，一边说话，但是中间有树叶挡着，因此看不到对方。“在我看来你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贝京和他那伙瞎吵吵的人的可笑之处，不在于他们使用‘装备’这个词，而在于他们用词的总体方式。他们把一切都划分成‘卑躬屈膝的大流散犹太人’和‘有男子汉气概的希伯来人’。他们没有注意到，大流散犹太人也在划分自己。他们幼稚地迷恋军事检阅、空洞的大男子汉气概和武器，完全是受隔离区影响。”

        接着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又补充说：

        “那个贝京基本上是好人。他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一点不假，但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不是战争贩子，绝对不是，相反，他是个相当温和的人。比本-古里安要温和上千倍。本-古里安如花岗岩一样坚硬，而贝京则是用薄纸板做的。贝京，那么因循守旧，那么不合时宜，某种离经叛道的经学院学生，他相信，如果我们犹太人开始扯着嗓门叫喊，我们就和过去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不是待宰的绵羊，我们不是苍白无力的弱小动物，而是与之相反，我们现在是危险分子了，我们现在是令人害怕的群狼了，而后，所有真正的狩猎者将会惧怕我们，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会让我们拥有整个领土，他们会让我们掌管整个圣地，吞并外约旦，并且让整个文明世界尊重并羡慕我们。他们，贝京及其好友，一天从早到晚谈论武力，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武力，武力是怎么构成的，武力的弱点何在。毕竟，武力对于那些操纵它的人来说，也有着可怕的危险成分。那个斯大林不是曾说过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吗？嗯，听听我这个小老头怎么说吧：我告诉你，武力是统治阶级的鸦片。不光是统治阶级，武力是整个人类的鸦片。如果我相信恶魔，我要说，武力对恶魔具有诱惑力。实际上，我真有点相信。呢（那）个，我们说到哪里了？”（埃弗拉姆和他的一些加利西亚老乡总是发不好这个音。）“我们正在谈论贝京，谈你笑个没完。那天你笑他的理由不对，我年轻的朋友。你笑他是因为‘装备’一词还有不同的用法。呢个，那也罢了。你知道你真正应该笑什么吧？笑到地板坍塌？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应该笑‘装备’，因为显然梅纳赫姆·贝京确实相信，如果他当总理，所有人，整个世界，会立即抛弃阿拉伯一方，站到他这边来。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原因何在？因为他眼睛长得漂亮？因为他咬文嚼字？没准儿，是为了纪念杰伯廷斯基？你应该狂笑不已，因为那的确是政治，东欧犹太村落里那些游手好闲之徒颇为喜欢。他们习惯于终日坐在书房的火炉旁边，谈论那种政治。他们习惯于像塔木德老师那样挥动着大拇指：‘朽（首）先嘛，我们向沙皇尼古拉派一个代表团，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和他进行友好会晤，向沙皇承诺，为他安排俄国最最需要的地中海通道。’而后，我们请求沙皇作为交换，他该为我们向他的朋友威廉皇帝说句好话，于是我们的沙皇该让这个威廉皇帝转告他的好友——土耳其苏丹立即，无需争论，把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整个巴勒斯坦全部交给犹太人。只有当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全部救赎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根据感觉决定法尼亚（我们是这么称呼沙皇尼古拉的）值不值得我们信守诺言，让他拥有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嗯，咱们去把篮子里的苹果倒进箱子里，挪到下一棵树前。路上，我们可以看看埃里克或埃里尤什卡记没记住拿一罐水来，还是我们得前去向沙皇尼古拉投诉。”

        一两年后，我们班已经在胡尔达轮流值夜班了，我们在准军事培训中学会了使用手枪。正值1956年西奈战争爆发前，埃及游击队在那些夜晚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几乎每天夜里，埃及游击队都要袭击一个小村子，一个基布兹，或一个城市郊区，炸掉有人住的房屋，朝人们的窗子里投掷手雷，在他们身后布设地雷。

        每隔十天，轮到我看守基布兹的篱笆墙，离以色列——约旦在拉通的休战线只有三里远。我每隔一个小时都要偷偷潜入空无一人的俱乐部会所，听收音机广播。这是违规的。在一个遭围困的社会里，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言论在那些广播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基布兹教育也是如此：称他们为“恐怖分子”、“阿拉伯突击队”、“敌人”或者是“渴望复仇的阿拉伯难民”。

        一个冬天的晚上，碰巧我和埃弗拉姆·阿弗耐里一起执勤。我们脚蹬皮靴，身穿破旧的士兵工作服，头戴扎手的毛帽子。我们正踩着淤泥沿小卖部和牛棚后面的篱笆行走。发酵橘子皮被制成青贮饲料散发着臭气，与堆肥、烂草、羊圈里热气腾腾的气流、鸡笼里纷飞的鸡毛散发出的各种农业气息混杂在一起。我问埃弗拉姆他是否参加过“独立战争”，是否在30年代遇到过什么麻烦，是不是射杀过某个凶手。

        我在暗中看不到埃弗拉姆的脸，但他沉吟片刻后回答时，声音中含有某种颠覆性的反讽，一种奇怪而挖苦的忧伤。

        “凶手？可你又能期待他怎么样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并擅自进入他们的领土，逐渐接管了其中一部分，而我们却向他们保证，我们来到这里向他们慷慨施与各种精华——为他们治疗癣病和沙眼，将他们从落后、愚昧和封建压迫下解救出来——我们巧取豪夺攫得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土地。呢个，你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应该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走出家门，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他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们狠狠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怎么，你希望他们和我们同庆，祝我们好运吗？”

        我大吃一惊。即使我已经与“自由”派和克劳斯纳家族的辞令拉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依然是犹太复国主义培育出来的温顺成果。在那年月，这种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我目瞪口呆，我含着挖苦的口吻问：“如果真是那样，你在这里拿枪又为哪桩？你干吗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枪到他们那边去打仗？”

        我在黑暗中可以听见他悲戚的笑：

        “他们那边？但是他们那边并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哪儿也不要我们，任何人也不要我们。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似乎在哪个国家都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拿着一杆枪，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把我从这里赶走。但是你不会看到我用‘凶手’一词去形容失去村庄的阿拉伯人。至少，不太容易。对于纳粹，我会说。对于所有偷窃他人领土的人，也会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是窃取别人的土地？但是我们不是两千多年前就住在这里吗？我们不是被武力驱逐到这里的吗？”

        “是这样，”埃弗拉姆说，“真的非常简单。如果这里不是犹太人的土地，哪里还是呢？在大海下？在月球上？还是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不值得拥有一小块自己土地的民族？”

        “我们从他们那里拿了什么呢？”

        “呢个，也许你碰巧忘了1948年他们试图把我们全部杀光？后来在1948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们自己为双方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打赢了，从他们手中夺来了土地。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要是他们在1948年把我们给打败了，更没有值得炫耀之处，他们不会让一个犹太人活下来。确实没有一个犹太人如今生活在他们的辖地上。但关键在于：因为我们1948年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就什么也不能再从他们手中索取。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和你们贝京先生的整个区别：要是我们有朝一日从他们手里夺取更多，既然我们已经拥有，那就是极大的犯罪。”

        “要是过一会儿，阿拉伯突击队员来了怎么办？”

        “要是他们来，”埃弗拉姆叹了口气，“呢个，我们只能卧倒在泥水里射击。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比他们射得又快又好。但是我们开枪，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杀人的民族，而只是因为我们有权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只是他们。因为你，我现在觉得自己像本-古里安了。要是你能原谅，我想到牛棚里赶快抽支烟，我不在时，你在这里好好放哨。为我们二人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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