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许多年来，我父亲生活在享有“世界声名”的伯伯的巨大阴影下。（我父亲在提到世界声名时声音里怀着虔诚的宁静。）许多年来，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梦想着追随约瑟夫·格达尔雅胡·克劳斯纳教授的脚步，克劳斯纳著有《拿撒勒的耶稣》、《从耶稣到保罗》、《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希伯来文学史》和《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我父亲在内心深处，甚至梦想有朝一日继承无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学的外语并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语少，因此他夜晚蜷缩在桌子旁边，周围堆起一堆堆小卡片。当他某天开始对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绝望时，他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把火炬传给我，他会在那里观看。

        我父亲有时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无关紧要的门德尔松，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松，其命运就是充当著名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和伟大的作曲家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父亲。（“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曾经自嘲地说。）

        尽管是在开玩笑，尽管他正出于某种发育不良的慈爱情感拿我打趣，但父亲从我很小时候起就叫我“殿下”、“阁下”。只有很多年以后，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恼怒的玩笑背后，隐藏着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于平庸，把愿望隐藏起来，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去实现某种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实现已经离他而去的目的。

        我母亲，在孤独与阴郁中，给我讲光怪陆离的事件、恐惧和幽灵，也许与寡妇奥斯给小培尔·金特在冬夜里讲的故事大同小异。我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亲奥斯的约翰·金特，培尔的父亲，希望他成就“大业”。

        “基布兹，”父亲伤心地说，“也许并非不足挂齿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强体壮的体力劳动者。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无疑不一般。我不想对基布兹恶语中伤，因为基布兹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明显优势，但是你在那里得不到发展。结果，恐怕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就这样吧，商量完了。”

        自母亲去世，他一年左右后再婚以来，我和他几乎只谈论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学发现或者伦理价值以及道德理论。（现在我们住进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号，在热哈维亚区，他多年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她的死，她的缺失，这些话题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望母亲的姐妹哈娅和索妮娅，或者去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家里，父亲给我车费，外加几块钱，“因此你用不着跟那边任何人要钱了”，“别忘了告诉那边什么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说“请记着问问那边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屉里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让你下次带过去”。

        “她的”一词掩盖了对我母亲的记忆，如同没有碑文的纪念碑。“那边任何人”或者“那边什么人”等词表明他与母亲的家庭割断联系，那联系永远没有恢复。他们责怪他。母亲在特拉维夫的姐妹们相信，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给我母亲的生活布下了一层阴云。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对着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这一指责令父亲深为震惊，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对于我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态度就像阿拉伯国家在那个抵制拒绝的年代，对中立人士访问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不能阻拦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请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要跟我们说。好坏都不要说。不要跟他们谈起我们。我们不想听，也没兴趣知道。总之，你要保证别让你的护照上盖上不受欢迎的印章。

        我母亲自杀后三个月，该为我举行成人礼了。没有举行庆祝宴会。他们为应付此事，让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凯莫尼犹太会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读上每周定期读的内容。整个穆斯曼家族从特拉维夫和克里亚特莫兹金来到此地，但是他们待在犹太会堂的一个角落，尽量远离克劳斯纳家族。两大阵营相互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茨维和布玛，我的姨父们，也许略微、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点头。我像一个晕头晕脑的小狗，在两座军营之间来回奔跑，尽量让自己装出快乐孩子的样子，模仿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父亲始终憎恨沉默，为片刻沉默而责备自己，感到有责任驱逐沉默。

        只有亚历山大爷爷毫不犹豫地穿过铁障，亲吻我从海法来的外婆和我妈妈两个姐妹的双颊，采用俄国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劲把我搂在他的体侧，高兴地大叫：“咳，那什么，一个迷人的孩子，不是吗？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而且非常有才华！非常非常有才华！非常！”

        我父亲再婚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致遭到开除学籍的警告。（我母亲死后一年多，我被从塔赫凯莫尼转到热哈维亚中学。）我父亲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勃然大怒，想尽各种办法惩罚我。逐渐，他开始觉察到，这是我发动的游击战争形式，直到迫使他让我到基布兹去，才会停止。他予以还击：我每次走进厨房，他都会起身离去，不说一句话。但是一个星期五，父亲超出常规陪我去雅法路中央的老埃格德公共汽车站。在我就要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时，他突然说：“要是你愿意，就问问他们对你想去基布兹有什么看法。不用说，他们的看法不会约束我们，不会让我们特别在意，但是这一次我不反对听听他们觉得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性。”

        早在母亲去世前，从她开始生病，甚至生病之前，我住在特拉维夫的姨妈就把我父亲视为一个自私自利、也许有点专横跋扈的男人。她们确信，自从她死后，我一直饱受他的奴役，在他的压迫下痛苦呻吟，自从他再婚后，继母也在虐待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就像故意惹我姨妈们生气，在她们耳边述说父亲和他妻子的好处，他们如何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我什么也不缺，姨妈们一个字也不听，她们生气，她们发火，仿佛我正在为阿卜杜拉·纳赛尔及其政权大唱赞歌，或者是为阿拉伯游击队员辩护。我一开始大肆赞扬父亲，她们二人就会让我闭嘴。哈娅姨妈说：“够了。请不要说了。你让我心痛。他们好像给你好好洗过脑子了。”

        索妮娅姨妈在这种时候不会谴责我，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在她们审度的目光下，事实开始为自己说话：我看上去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紧张不安，没有清洗得干干净净。他们那边一定是不管我，如果不是更糟。脸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他们没给你看医生吗？这件破套头衫，这是你唯一的行头？他们上次给你买内裤是什么时候？回去的路费呢？他们忘记给你了吗？没有？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兜里塞几块钱，为安全起见呢？

        我一到达特拉维夫，姨妈们便扑向我度周末带来的行李包，拿出衬衣、睡衣、袜子、内衣、备用手帕，无言地啧啧不已，判处这些东西要全部清洗，用开水烫，在阳台上彻底晾晒两个小时，拼命熨烫，偶尔坚决予以毁灭，好像她们正在免除瘟疫之灾，或者是把我所有的个人财产送去接受再审查。第一件事总是让我去洗澡，第二件事是坐在阳台上晒半小时的太阳，你脸色煞白得像墙壁一样，你吃串葡萄吗？吃个苹果？吃些生胡萝卜？然后我们去给你买些新内衣，或一件体面的衬衫，或一些袜子。她们都给我吃鸡肝、鳕鱼肝油、果汁和许多新鲜蔬菜，仿佛我直接从隔离区来到此地。

        关于我想去基布兹的问题，哈娅姨妈立即宣称：“当然可以。你应该和他们拉开点距离。在基布兹，你会长得又高又壮，你会慢慢地过上比较健康的生活。”

        索妮娅姨妈搂住我的肩膀，伤心地建议说：

        “到基布兹试试看，对。要是——但愿不要这样——你在那里也不开心，只管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九年级就要结束之际（热哈维亚学校五年级），我突然放弃了童子军，基本上不再去上学。我终日穿着内衣仰面躺在自己的房间，吞噬一本本书和一堆堆糖果，那时我除了糖果几乎什么也不吃。我那时已经恋爱，遏制着泪水，没有丝毫机会，爱上了某位班花。不是像在书中读到的年轻人那种又苦又甜的爱，书中描写道，灵魂因爱情而痛苦，但仍然振奋，生机勃勃，而我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更为糟糕的是，那一阵子，我的肉体贪得无厌，猥亵地在夜晚，甚至在白天，不停地折磨我。我想摆脱，永远从肉体与灵魂这两大敌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想变成一片云，变成月球表面的一块石头。

        我每天晚上起来，走出家门，在大街上，或在城外空旷的田野里游荡两三个小时。有时，将城市一分为二的带刺铁丝网和雷区吸引着我，一次，我在黑暗中大概闯进了某个无人区，冷不丁踩到一个空罐子，罐子发出的响声犹如山崩地裂，说时迟那时快，黑暗中响了两枪，近在咫尺，我拔腿就逃。然而，第二天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夜晚，我又回到无人地带，仿佛一切已经让我厌倦。我甚至走到偏僻的干河谷，直到看不到任何亮光，只有影影绰绰的山形和稀稀落落的星星，还有无花果、橄榄树和夏日饥渴的土地散发出的气息。我十点钟，十一点钟，或半夜，回到家里，不肯说出我去了哪里，也不管就寝时间，尽管父亲已经把就寝时间从九点延迟到了十点。我对父亲的埋怨不予理睬，他犹犹豫豫用让人起腻的笑话努力打破我们之间的沉寂，而我则不做回应：“如果允许，请问阁下在哪里度过这个夜晚，快半夜才回来？你去约会了吗？和某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殿下没被邀请去参加示巴女王王宫里的狂欢吗？”

        我的沉默比黏在身上的棘刺或者停学事实本身更令他惊恐。当他意识到，发火与惩罚不起作用时，他就使用小小的挖苦。他微微点了点头，咕哝着：“要是殿下你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吧。”或者“我像你这个年龄时，都快从高级中学毕业了。不是你那样带有娱乐色彩的中学，经典的高级中学！具有铁一般的军事纪律！上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课！我读欧里庇得斯、奥维德和塞内加的原作！你在干什么？仰面朝天一躺就是十二个小时读垃圾文字！低级小报！下流杂志！和《战俘集中营》！这种令人作呕的读物，只有人渣才读呢！想想克劳斯纳教授的侄孙最终竟成了一个二流子，小混混！”

        最后，这种挖苦转化为伤心。早餐桌旁，父亲那双忧伤、宛如狗样的棕色眼睛在我身上逗留片刻，立刻又转移视线，埋头看报。仿佛他迷失了方向，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

        终于，我父亲心情沉重，做出妥协。加利利斯代尼海米亚基布兹的一些朋友愿意让我到那里住上几个月，度过一个夏天，我可以亲手干农活，看看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否适合住集体宿舍。如果表明这种夏天体验让我觉得够了，我就得答应回到学校，用应有的认真态度对待学业。但要是暑假结束时，我还没有幡然醒，那么我们二人会再次坐下来，进行一场真正的成人谈话，尽量想出我们二人都同意的解决方案。

        约瑟夫伯伯本人，老教授，自由党那时提名他为国家总统候选人，与中间派和左派候选人海姆·魏兹曼教授分庭抗礼，听说我要加入基布兹这一令人痛苦的打算，大为震惊。他把基布兹当成民族社会精神特质的威胁。于是他邀请我去他家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人谈话，面对面的谈话，不是在我们某次安息日朝觐时，而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在工作日中谈。我忐忑不安，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甚至匆匆写下了三四个要点。我会提醒约瑟夫伯伯，他始终声明：逆流而上。坚定的个人必须始终勇敢地维护他煞费苦心的信仰，甚至要面对来自那些最亲近之人的反对。但是约瑟夫伯伯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邀请，因为突发了紧急事件，令其义愤填膺。

        因此，没有他的祝福，没有大卫和歌利亚的交锋，我在暑假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走向雅法路的中心汽车站。父亲比我早起了半个小时，我的闹钟响过之后，他已经给我做了两个厚奶酪夹西红柿三明治，连同一些削了皮的黄瓜，一个苹果和一片香肠用防油纸包好，外加一瓶水，瓶盖拧得紧紧的，这样就不会在旅途上漏水了。他在切面包时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所以我在出发前给他包扎。在门口，他犹豫着抱了我一下，接着又抱了一下，比较用力，低下头说：“要是近来我伤害了你，我请你原谅。我也过得不易啊。”

        突然，他改变主意，迅速穿上西装外套，系上领带，和我一起走向公共汽车站。我们二人抬着装有我尘世全部家当的行囊，穿过黎明前空空荡荡的耶路撒冷大街。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讲述一个个老笑话和诙谐的双关语。他谈到“基布兹”一词的哈西德教派词源，意思是“聚集”，基布兹理念与希腊的koinonia，社区思想，源于koinos，意思是“共同”，有近似之处。他指出，koinonia是希伯来语“勾结”的词源，或许音乐术语“卡农”也源于此。他和我一起登上开往海法的汽车，和我争论该坐哪个座位，再次告别，他一定忘了这不是我到特拉维夫姨妈家里过安息日，因为他祝我安息日快乐，尽管这天是星期一。下车前，他和司机开玩笑，让他开车时尤为小心，因为他带着一个大宝贝。而后，他跑去买了一张报纸，站在站台上找我，朝另一辆车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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