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嗜好崇高，而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我父亲热切崇拜亚伯拉罕·林肯，崇拜路易士·巴斯德，还崇拜丘吉尔的演说，“鲜血、汗水和泪水”，“从来也不欠这么多”，“我们在陆上和他们作战”。妈妈脸上露出拉海尔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温柔微笑，“我不向你歌唱我的土地，或用英雄主义壮举来赞美你的盛名，只是脚踏实地……”我父亲，站在厨房的洗涤槽旁，突然出其不意、激情澎湃地朗诵起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人将会崛起/将会打碎铁锁链/一双双明亮的眼！”有时也会朗诵杰伯廷斯基的诗：“……约塔帕塔，马萨达/还有征服了的贝塔/将会有力而辉煌地再度崛起！/啊，希伯来人——无论穷人，/奴隶，还是流浪者/你是天生的王子/头戴大卫的王冠。”精气神十足时，父亲会用某种令死者胆寒的不堪入耳的声音怒吼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句：“啊，我的国家，我的土地，山石覆盖的高地！”直至妈妈提醒他住在旁边的伦伯格或其他邻居布赫夫斯基和罗森多夫两对夫妇一定听到了他的朗诵，正在笑他，父亲才局促不安地停下来，好像偷糖吃似的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

        至于我妈妈，她喜欢整个晚上坐在伪装成沙发的床上，两只赤脚蜷在身下，低头看膝盖上的一本书，在屠格涅夫、契诃夫、伊瓦什凯维奇、安德烈·莫洛亚和格涅辛故事中的秋日花园小径上几个小时流连忘返。

        我父母在19世纪直接来到耶路撒冷。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主要接触的是歌剧般的浪漫主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渴望战争的浪漫主义（民族初期，狂飙突进），其杏仁蛋白奶糖的顶端撒了一层粉末，像香槟飞溅，带有某种尼采似的男子汉的疯狂。而我妈妈却靠其他浪漫主义准则生存，它带有内省、忧郁，又有点孤独，沉湎于令人心碎、感情深切的弃儿的痛苦中，充满了世纪末颓废派艺术中那种朦胧的秋天气息。

        我们的居住区凯里姆亚伯拉罕，出没着沿街叫卖的小贩、店主、地位卑微的经纪人、卖小商品的，以及意第绪语主义者，出没着拖着哭腔唱颂的虔敬派教徒，出没着离开家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偏执的世界改革家，没有人对这里感到满意。我们家总有一种搬到好一点的比较有文化的街区居住的梦想，比如说哈凯里姆区，或者克里亚特施莫埃拉区，倘若不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拉哈维亚，不是马上就搬，而是有朝一日，在将来，当具备了可能性，当我们有了一些积蓄，当孩子长大一点，当父亲设法立足于学术界，当妈妈有了固定教职，当环境好转，当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英国人已经离去，当建立了希伯来国家，当这里的未来已经明朗，当情形最终对我们稍微容易一些时。

        “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父母年轻时经常这么唱，当时她在罗夫诺，他在敖德萨和维尔纳，像20世纪初数十年间东欧数以千计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们所有希望终将实现/那里我们生活我们创造/生活纯粹而自由。”

        但是所有希望指的是什么？我父母想在这里寻找的是怎样一种“纯粹而自由”的生活？

        也许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他们会在更新了的以色列土地上找到某种少点小资的犹太人的、多一点欧洲的现代的东西，某种少点残酷的物质主义多点理想主义的东西，某些少点狂热与易变多些安定与节制的东西。

        我母亲也许梦想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一个乡村学校过教师生活，边读书，边创作，闲暇之际写写抒情诗，或写感伤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说。我想她希望和难于捉摸的艺术家建立某种平和的精神联系，某种推心置腹显示真正心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她母亲那吵吵嚷嚷飞扬跋扈的束缚，逃离令人窒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可怜的个人品位以及可鄙的物质主义，在她所生活的地方这些东西显然非常猖獗。

        与之相对，我的父亲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成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学者，一位拥有希伯来复兴精神的勇敢先驱，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在光明之子反对黑暗势力的文化军旅中充当一名英勇的官员，是与漫长而辉煌的学者王朝相称的后继者，这一王朝始于没有子嗣的克劳斯纳，通过他视如己出的忠诚侄子得以延续。像他著名的伯伯，无疑在他的启迪之下，我父亲能够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学术著作。他在维尔纳和耶路撒冷大学读书（后来甚至在伦敦撰写博士论文。无论邻里还是陌生人都将其称作“博士先生”，而后，在年届五旬之际，他终于拥有了真正的博士学位，而且是伦敦的博士），他还学习了基本上是自学古代史和现代史、文学史、希伯来语言学和总体语文学、《圣经》研究、犹太思想、考古学、中世纪文学、哲学、斯拉夫研究、文艺复兴历史和罗曼语研究。他具备资格，并准备成为一名助教，并继续升到高级讲师，最后做一名教授，做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最终，在每周六下午，真的坐到桌子正座，向由崇拜者和忠诚者组成的惊奇万分的观众接连发表长篇大论，像他令人尊敬的伯伯一样。

        但是无人需要他，无人需要他的学术成就。于是这个特烈普列夫只得靠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做图书管理员来维持可怜的生计，夜间用余力撰写中篇小说史和文学史的其他题目，而他的海鸥在地下室的一套住房里度日，做饭，洗衣服，清洁，烘烤，照看一个病恹恹的孩子，她不看小说时，就站在那里凝视窗外，而她手中的茶已经变冷。只要有机会，她就教点家教课。

        我是独子，他们二人都把自己所有失望的负荷放在我幼小的双肩上。首先，我得好好吃饭，多睡觉，适度洗漱，以便长大后能够改善机遇，实现父母年轻时候的愿望。他们希望我甚至在没到上学年龄时就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相互争吵，用甜言蜜语贿赂我让我学习字母（没有必要，因为字母令我神魂颠倒，自动找上门来）。我刚一开始读书，那年我五岁，他们就都急不可待地向我提供既有品位又有养分的读物，富含文化维生素。

        他们经常与我谈论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在其他家庭看来当然是儿童不宜的。妈妈喜欢给我讲巫师、小精灵、食尸鬼、森林深处魔法小屋的故事，而且也认真地向我讲述犯罪、各种各样的情感、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人生和痛苦、精神疾病以及动物的内心世界（“倘若你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主要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使其与某种具体的动物，一只猫、一头熊、一只狐狸或者一头猪相像。人的形体特征也显示出与之最为接近的动物形体特征。”）。与此同时，父亲向我介绍了神秘的太阳系、血液循环、英国人的白皮书、进化、西奥多·赫茨尔及其惊人的人生经历、堂吉诃德的冒险、书写和印刷史、犹太复国主义准则（“在大流散中，犹太人生活艰辛，而在这里，在以色列土地上仍非易事，但是不久将会建立希伯来国家，之后一切将会好转，充满生机与活力。整个世界将会认为犹太人在这里创造了一切。”）。

        我父母，还有我的祖父母，家里多愁善感的朋友们、好心的邻居们、穿着华丽俗气的姑姑阿姨婶子大妈们，紧紧地拥抱我，不断因从我嘴里蹦出的词语而震惊不已：这个孩子这么聪明绝顶，这么有独创性，这么敏感，这么特殊，这么早熟，他这么善于思考，他什么都知道，他有艺术家的眼光。

        而我呢，我对他们的震惊感到震惊，以至于最终对自己感到震惊。毕竟，他们是大人，换句话说是什么都懂、永远正确的造物，要是他们总说我聪明，那么当然我一定是聪明的喽。要是他们觉得我有意思，我则自然而然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说法。要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敏感、有创造性的孩子，还很什么，还相当什么（都用的是些洋文），还这么有独创性，这么超前，这么聪明，这么合乎逻辑，这么可爱，等等，那么……

        我在成人世界与既定价值面前，墨守成规，毕恭毕敬，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来抗衡周围对我的个人崇拜，我别无选择。只有谦卑而彻底地对成人对我做出的评价点头称是。

        于是乎，出于无意识，我在四五岁时变成了一个小炫耀物，父母和其他大人在我身上投注了大量财产，并慷慨助长我的傲慢自大。

        有时在冬天的晚上，我们三人习惯于在晚饭后围坐在厨房饭桌旁聊天。我们说话声音轻柔，因为厨房又小又窄，我们从来也不打断对方的谈话（父亲认为这是进行任何谈话的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谈论盲人或外星来客怎样看待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自己基本上就像盲外星人？我们谈论中国和印度儿童，谈论贝督因和阿拉伯农民儿童，隔离区里的儿童，非法移民儿童，以及基布兹儿童。基布兹里的儿童不属于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这个年龄，他们已经独立过上集体生活，需要履行个人义务，轮流值日打扫房间，通过投票决定什么时候关灯睡觉。

        即使在白天，破厨房里也点着昏黄的灯。晚上八点，或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或仅仅出于习惯，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狂风在冬夜中呼啸。它吹得屋外垃圾箱的盖子格格作响，恐吓柏树和野狗，用它黑漆漆的手指检测悬挂在厨房栏杆上的洗衣盆。有时从黑暗深处，会传来几声枪响，或是低沉的爆炸声。

        吃过晚饭，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好像列队行进，先是父亲，后是母亲，再后是我，面对着给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和煤油炉熏黑的墙壁，背朝房间。父亲在洗涤槽前弯着腰，一只接一只清洗盘子，并将它们漂洗干净，放到沥水板上，妈妈从沥水板上拿起盘子，擦干后放到一边。我负责把饭叉饭勺擦干，并将其按照大小分类，放进抽屉里。从我六岁起，他们开始允许我把餐刀擦干净，但是严禁我动切面包刀和切菜刀。

        对他们来说，我只做到聪明、理性、听话、敏感、具有创造力、善于思考和拥有艺术家的眼光，还远远不够。此外，我还得做富有洞察力的人，预知未来，做某种家庭神使。毕竟，大家都知道孩子更接近自然，接近神秘的造物怀抱，尚未遭到谎言的腐蚀，尚未遭到自私自利之念的毒害。

        于是我就得承担传达德尔斐神谕者或圣愚的角色。当我爬上院子里那棵可能患上肺痨的石榴树，或是从一面墙跑到另一面墙，没有在铺路石当中走出一条直线，他们就命令我给他们或者他们的客人说出一些上天的自然暗示来帮助他们平息争端，如：是否到基布兹克里亚特阿纳维姆看望他们的朋友，是否买（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带四把椅子的棕色圆桌，用年久失修的船把幸存者偷偷运到以色列土地是否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是否请鲁德尼基夫妇安息日晚上来吃晚饭。

        我的任务是说出一些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想法，不合我这个年龄地说出一些依据我从成人们那里听来的令人震惊并负有煽动性的思想片断组合成的句子，某些莫衷一是的东西，某些可以做任何解释的东西。要是可能，还应该包括某种隐隐约约的微笑，或是特别要夹进“在生活中”之类的词语。比如说，“每次旅行都像拉开一个抽屉。”“在生活中有早晨，有夜晚，有夏有秋。”“做出一点点让步就像避免踩到小生物一样。”

        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出自一个吃奶孩子之口”，让我的父母激情澎湃，他们眼睛放光，他们翻来覆去说我的话，在里面寻找对自然本身那纯洁而无意识的智慧所做的神谕似的表达。

        听到这样美妙的语言，这些我总是得在惊讶不已的亲朋好友面前一遍遍重复与再生产的箴言，妈妈会热情地把我紧紧抱在胸前。我很快便学会应我那激动万分的观众们的要求，按顺序大量生产这样的言论。我从每一则寓言中都能成功地提取不止一次而是三次的快感。快感之一，看到我的观众那充满渴望的目光集中在我的双唇，激动地等待着要说出来的话语，而后专注于大量的矛盾重重的解释。快感之二，坐在成人群体中像所罗门断案时那种令人眩晕的体验。（“你听见他怎样对我们说做一点点让步了吗？那么你怎么还坚持说明天不该去克里亚特阿纳维姆？”）快乐之三最为秘密，最为惬意，就是我慷慨大方。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体验给予的快乐。他们渴望，他们需要，我给予他们之所需。他们有了我是多么的幸运！没有我，他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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