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默里克生活的那些年，我看见过人们到克鲁斯酒店或斯特拉舞厅去跳舞。现在，我自己也能去了。有了美军制服和下士军阶，和女孩在一起一点都不用害羞。如果她们问我是不是去过朝鲜，是不是受过伤，我就会微微一笑，做出不想谈论此事的样子。也许我会瘸瘸腿，这就是不能好好跳舞的绝好借口。当然，我是怎么也学不会跳舞的。不过那里至少会有一个对于我的伤很敏感、带我到桌旁喝杯柠檬水或浓烈黑啤酒的好女孩。

        但是，巴德·克兰西和他的乐队上台了。我一进来，他就认出了我，冲我做了个手势，叫我到他那儿去。你好吗，弗兰基？从战场上回来了，哈哈哈。你想让我特别演奏一曲吗？

        我叫他演奏《美国巡逻兵》。他对着麦克风说：女土们，先生们，这儿有一位从战场上回来的自己人，弗兰基·迈考特。大家都看着我，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可他们看我的时间不长，《美国巡逻兵》的乐曲一开始，他们就在地板上旋转开来。我站在乐池旁，不明白他们怎么能不停跳舞，冷落一位美军下士呢？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被人这样冷落。现在，我只好请一个女孩跳舞，以挽回面子。女孩排成行，坐在靠墙的座位上，喝着柠檬水，聊着天。当我请她们跳舞时，她们摇了摇头。不，谢谢。只有一个女孩说：好吧。当她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一条腿瘸了。这让我陷入了窘境，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该继续装瘸，免得她认为我是在嘲笑她。我不能让她一整晚都站在那儿，只好带她走入舞池。现在，每个人都在看我，因为她瘸得很厉害，那条比左腿短的右腿每向前迈一步，她几乎都要失去平衡。当你不得不和一个瘸得厉害的人跳舞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明白假装在战争中瘸了腿是多么愚蠢。我往这边跳，她往那边跳全世界都会嘲笑我们。更糟的是，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如果有话可说，可以挽回任何局面，但是我害怕说话。我是该说“为你的瘸腿感到遗憾”，还是该说“你是怎么瘸的腿”呢？可是，她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而冲我吼道：你想整晚都站在那儿傻呆呆地看吗？我只能领她到舞池，巴德·克兰西的乐队正在演奏《查塔努加火车，你快送我回家》。巴德为什么要在这位严重腿瘸、无法将一条腿放到另一条前面的女孩面前演奏快节奏的曲子？为什么他不能演奏《月光小夜曲》或者《伤感旅程》呢？这样，我就可以用上在纽约从埃默那儿学到的几个舞步了。现在，那女孩问我是不是认为这是场葬礼。我注意到她说话带有平舌音，表明她来自利默里克的贫民区。快点儿，美国佬，扭起来，她说，然后退后一步，用她那条好腿飞快地旋转起来，快得就像个陀螺。另一对舞者和我们撞到一起，他们对她说：厉害，玛德琳，厉害。你今晚超水平发挥啊，玛德琳，比琴吉·罗杰斯

        靠墙而坐的女孩们大笑。我的脸像火烧一样。我向上帝祈祷，希望巴德·克兰西能演奏《清晨三点》，这样我就可以领玛德琳回到她的座位上，从此永远不再跳舞。但是，巴德开始演奏一首慢节奏的曲子《向阳的街道》。玛德琳直起身来靠着我，鼻子抵着我的胸膛，以沉重的步子一瘸一拐地推着我在舞池里转圈。她退后一步对我说，如果美国佬就是这么跳舞，从今天起，她就会和利默里克知道怎么跳舞的男人跳舞。非常感谢你，真的。

        靠墙而坐的女孩们笑得更开心了，甚至那些没人和他们跳舞、喝酒打发时间的男人们也在放声大笑。我知道自己最好离开，出了这么个大洋相，没有人会和我跳舞了。我十分绝望，为自己感到羞愧，甚至想让他们也感到羞愧。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假装瘸腿，希望他们认为这是在战争中受的伤。但是，当我一瘸一拐地走向门口时，女孩们尖叫着，笑得歇斯底里。我一口气跑下楼梯，冲到了街上。我为自己而羞愧，真想跳到香农河里。

        第二天，妈妈对我说，听说我昨晚去舞厅了，还和芒格雷特街的玛德琳·伯克跳舞。大家都在说：她那个样子，弗兰基·迈考特都和她跳舞，他真好。上帝帮助我们。他还穿着制服呢。

        这不要紧。我不会再穿制服出去了，穿便服就不会有人想看我是不是有大屁股了。如果去舞厅，我会站在吧台旁，和那些在女孩们说“不”的时候假装不在乎的男人们一起喝酒。

        休假还剩十天，可我却希望它是十分钟，这样我就可以回到伦格里斯，花一磅咖啡和一条香烟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妈妈说我看上去闷闷不乐，但我无法解释在经历了艰难的童年生活和现在舞厅里的丢脸的事后，我对利默里克的这种奇怪的感觉。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对玛德琳·伯克和她的瘸腿好，这不是我回利默里克的原因。在没看清她们的双腿是否一样长之前，我永远不会再和任何人跳舞。看看她们往厕所走去的样子，很容易能判断出她们的腿是否有问题。从长远角度看，和巴克、拉帕波特甚至韦伯一起送寝具到达豪容易多了。

        但是，我不能对母亲讲这些。很难对任何人讲任何事，尤其是这些来来往往的事。你不得不适应纽约这种大地方，有人死在床上很多天，房间里发出一股奇怪的臭味才会引起别人注意。你来到军队，不得不习惯来自美国各地、各种肤色、各种身材的人。来到德国，看着街上和啤酒馆里的人们，你也不得不习惯。他们看似普通，但你想凑到旁边桌子的那群人中，问：这儿有谁杀过犹太人吗？当然，在军队情况介绍会上，我们被告知要闭上嘴巴，要将德国人看作这场战争中的盟友，但是，纯粹出于好奇，你还是想问问或者想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这些事情中，最难的部分就是利默里克。四处走走，看着大家艳羡我的制服和下土军阶。如果不是在这儿长大的话，我一定很愿意这么做。但太多的人认识我，因为我曾在这儿送过电报，为伊森斯干过活儿。现在，我得到的就是：啊，上帝啊，弗兰基·迈考特，是你吗？你看上去真棒。你那可怜的眼睛怎么了？你那可怜的母亲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么棒过，弗兰基。

        我可能会穿将军制服，但对他们而言，我就是弗兰基·迈考特，那个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可怜母亲、眼睛结满痂的送电报的男孩。

        在利默里克，最好的事情就是跟阿非和迈克尔一起四处走走，尽管迈克尔通常忙于应付那个迷恋着他的女孩。女孩都迷恋一头黑发、蓝色眼睛、笑容腼腆的他。

        哦，麦基·约翰，她们说，他很帅吧。

        如果她们当着他的面这么说，他就会脸红，这让她们更爱他。母亲说他舞跳得很棒，她也是听人说的。《四月下雨的时候，他们与你不期而遇》这首歌，没有人能比他唱得更好。一天，正在吃饭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艾尔·乔森 去世的消息，他哭着站起来，不吃饭就走了。一个男孩不吃饭就走，是件很严肃的事情。这证明迈克尔是多么喜爱艾尔·乔森。

        迈克尔这么有才，他应该到美国去。他会去的，我会让这变成现实。

        有那么几天，我一个人穿着普通衣服上街。我看着那些曾经住过的地方，仿佛身处通往过去的隧道中，我很高兴能从隧道的另一端走出来。我站在自己曾经接受教育（好坏且不说）的利米学校外，旁边是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母亲曾经为了不让我们挨饿去过那里。我在街道上溜达，从一个教堂逛到另一个教堂，到处都是回忆：各种声音、唱诗班、圣歌、在忏悔过程中说教或窃窃私语的神甫。我看看利默里克每一条街上的大门，知道自己曾经给每一家送过电报。

        我遇到了利米国立学校的老师。他们对我说，我是个不错的男孩，尽管他们忘了，当我记不起《教理问答》的正确答案，或爱尔兰悲伤而悠久的历史上的日期和姓名，他们是如何用棍子和手杖狠揍我的。斯坎伦先生对我说，去美国没什么用，除非我能发迹。校长奥哈洛伦先生停下车询问我在美国的生活，提醒我记住希腊人曾经说过的话：学无坦途。他说他会吃惊，如果我抛弃书本，成为一个世间商贩，在沾满油渍的钱箱里乱摸。然后，他带着那罗斯福总统般的微笑，开车走了。

        我遇到了我们本教堂——圣约瑟夫教堂和其他教堂的神甫。我可能曾到那里去忏悔过或者送过电报，但现在他们从我身边走过。你得有钱，才能得到神甫的一个点头，除非他是一名圣方济各会

        我坐在寂静的教堂里，看着圣坛、布道坛、忏悔室，想知道自己参加了多少次弥撒，被多少次布道吓得魂不附体，在彻底放弃忏悔前有多少个神甫被我的罪孽吓到。我知道自己这样死定了，但我会向一个和蔼的神甫忏悔，如果能找到的话。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新教徒或者犹太人，因为他们了解得并不多。当你拥有真实的信仰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借口了。你就被套住了。

        我父亲的妹妹——艾米丽姑妈来了封信，说我的奶奶希望我能在去德国之前到北爱尔兰看看他们。我父亲和他们住在一起，在突姆 当一名农场工人。过了这么多年，他也想见见我。

        我不介意到北爱尔兰看奶奶，但不知道该和父亲说什么。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在慕尼黑和利默里克闲逛、看过街道上的孩子们之后，我知道自已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从他们身边一走了之的父亲。我十岁时，他就离开我们到英格兰工作，给我们寄钱。但正如母亲所说，在酒瓶和孩子之间，他选择了酒瓶。妈妈说我应该到北部去，因为奶奶身体很虚弱，可能等不到我下一次回来。她说有些事你只能做一次，最好这一次就做。

        母亲和父亲带着四个小孩子从美国回来时，曾受到冷遇。经历了这些事以后，她能如此对待奶奶，真是令人吃惊。这世上她痛恨两件事：积怨和欠钱。

        如果坐火车去北爱尔兰，我应该穿制服，这样能得到人们的赞赏。但我如果带着利默里克口音开口，人们就会转身走开或埋首于书报。我可以假装操美国口音。我试过这样和母亲说话，但她歇斯底里地大笑，说我听上去像溺水的爱德华·G·鲁宾逊

        如果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或者假装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心里很难受。

        一切都是空想。战争后期以来，爱尔兰人对美国士兵的来来往往已经习以为常。在前往都柏林和后来到贝尔法斯特的火车车厢里，我几乎成了个隐形人。没有任何好奇，也没有人问：你是从朝鲜回来的吗？那些中国人可怕吗？我甚至不想再假装瘸腿了。瘸腿就像一个谎言，你得牢记着要圆谎。

        祖母说：啊，你穿上制服真是棒极了。

        艾米丽姑妈说：啊，你是个大人了。

        父亲说：啊，你来了。你母亲怎么样？

        她很好。

        你的弟弟马拉奇和迈克尔……还有你的小弟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阿非。

        啊，是的，阿非。你的小弟弟阿非怎么样？

        他们都很好。

        他笑了笑，啊，又叹了口气，那就好。

        他想知道我想不想喝酒。祖母说：好了，马拉奇，打住吧。

        啊，我只是想警告他酒馆里有些坏人。

        这就是在我十岁时离开我们，将挣的每一个便士都花在考文垂酒馆里的父亲。那时，德国飞机在四周扔炸弹，而他在利默里克的家人快要饿死了。现在，他脸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优雅神情。我想他被人头朝下摔过，以及患有脑膜炎的故事没准儿是真的。

        被人头朝下摔过或者患有脑膜炎也许是酗酒的借口，但德国炸弹不是借口。不管有没有炸弹，利默里克还是有人从考文垂寄钱回家。甚至有人和英国女人混在一起，可还是往家里寄钱，尽管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到最后一分也没有了。她们那三四个流着鼻涕的英国小孩围着要香肠和土豆泥的时候，英国女人就不想让她们的爱尔兰男人供养家乡的那个家了。为此，她们的名声很臭。战争结束时，很多爱尔兰人陷在爱尔兰和英国的两个家之间不知如何选择，只能跳上开往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轮船，从此杳无音讯。

        我父亲不会那样做。如果他和母亲有七个孩子，那也只是因为她在床上尽了做妻子的责任。英国女人绝不那么简单，不会忍受一个仗着几杯酒的勇气就跳到她们身上的爱尔兰男人。这就意味着考文垂的街道上不会有四处乱跑的迈考特家的小杂种。

        看着他浅浅的微笑，听着他回答“啊，是的”，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和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说话，还是和一个被人头朝下摔过或者患有脑膜炎的人说话。当他站起来，将手插到裤袋里，吹着《莉莉·玛莲》的旋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又怎么和他说话呢？艾米丽姑妈小声说道，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酒了，这不容易。我想对她说，对我母亲来说，养活我们更不容易，但我知道他得到了全家人的同情。毕竟，纠缠于过去又有什么用呢！她告诉我，我母亲和她表哥之间不光彩的事让他很痛苦；他们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这件事传回了北爱尔兰。我父亲在炸弹横飞的考文垂听说了，他那么伤心，整日整夜地待在酒馆里。从考文垂回来的男人们说，我父亲在空袭时冲到街上，冲着纳粹德国空军挥舞双臂，请求他们朝他那可怜的饱受折磨的头上扔颗炸弹。

        奶奶点了点头，同意艾米丽姑妈的说法。啊，是的。我想提醒他们，我父亲早在到达利默里克之前就已经酗酒了，那时我们在布鲁克林区的酒馆里四处找他。我想对他们说，只要他寄钱，我们就可以待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不会被人赶出来，也不会被迫和妈妈的表哥住在一起。

        但是奶奶的身体很虚弱，我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紧绷着脸，脑海里乌云密布。我只能站起来告诉她们，我父亲这些年来一直在喝酒：孩子出生时喝，孩子死了时喝，他喝酒是因为他已经喝上了酒。

        她说，啊，弗兰西斯，又摇了摇头，好像不同意我的话，又好像在为我父亲辩护。这让我火冒三丈，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提起行李袋走下楼梯，出了屋子来到通往突姆的路上。艾米丽姑妈在篱笆旁喊：弗兰西斯，啊，弗兰西斯，回来，你奶奶想和你说话。但我没有停下脚步，尽管我很想回去。虽然父亲很坏，但至少我想了解他。奶奶只是做了一件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做的事：为她那个被人头朝下摔过或者患有脑膜炎的儿子辩护。或许我会回去，但一辆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愿意送我到突姆的公共汽车站。一旦上了车，我就回不去了。

        我没有心情说话，但得对那个人有礼貌，即使他说“一文不名的迈考特这家人不错，尽管他们是天主教徒”。

        尽管他们是天主教徒。

        我真想叫这个人停下，让我带着行李袋下车。但如果我那么做，就会停在通往突姆的半路上，忍不住走回奶奶的房子去。

        我不能回去。在这个家里，过去是不会过去的。他们一定会再次谈论我母亲和她的大罪。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我又会拖着行李袋来到通往突姆的路上。

        那个人让我下车。我说谢谢，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七月十二日和其他新教徒一起敲鼓游行 ，但他很面善。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想象他敲鼓。

        前往贝尔法斯特的公共汽车上，还有从贝尔法斯特到都柏林的火车上，我一路都在想着回到也许再也见不着面了的奶奶身边，想看看自己能否越过父亲那浅浅的微笑和“啊，是的”那道坎。但是一旦上了前往利默里克的火车，我就回不去了。我的脑海里充斥着父亲、艾米丽姑妈和奶奶的形象，还有他们在七英亩亳无价值的农场里生活的悲惨情形。后来，我脑海里又出现了母亲在利默里克的情景：四十四岁，带着七个孩子，三个已经死了。正如她说，她想要的只是些许宁静、轻松和舒适。我又想到了迪克斯要塞的邓菲下士和伦格里斯的巴克的悲惨生活。他们两个在军队找到了家，因为不知道如何应付外面的世界。如果一路都这么想，我担心自己会流泪，会在这节车厢里蒙羞。车厢里的五个人呆呆地望着穿制服的我想：上帝啊，这个在角落里哭泣的美国佬是谁呀？我母亲会说，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但车厢里的人可能会说：这就是在战场上进行肉搏战的家伙吗？

        即使车厢里没有其他人，我也得控制情绪，因为一丁点眼泪里的盐分都会让我的眼睛更红。我不想带着两只雪地里的尿坑般的眼睛走下火车，走在利默里克的街道上。

        母亲开了门，双手抓着胸前的衣服，说：上帝啊，我还以为你是个幽灵呢。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是的，你不是昨天早上刚走吗？头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

        我不能告诉她，我回来是因为他们在北爱尔兰如何评论她和她那可怕的罪孽；不能告诉她，他们如何因为父亲的遭遇，几乎将他当作圣人。我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想被过去折磨，也不想受困于北爱尔兰、南爱尔兰、突姆和利默里克。

        我不得不撒谎，对她说父亲还在喝酒。她的脸色再次变得煞白，鼻子变得尖尖的。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惊讶，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她说，希望他或许已经戒酒了，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愿意与之交谈的父亲，即使他在北爱尔兰。她希望迈克尔和阿非去看看他们几乎不认识的父亲，不希望他们见到处于疯狂状态的他。他清醒的时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总会唱首歌，讲个故事，或对世界形势发表评论。那一切都让她开怀大笑。但一切都被酗酒毁了。恶魔来了，上帝帮助我们。没有他，孩子们会过得更好。现在，她自己有几英镑的收入，生活宁静轻松和舒适，过得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一杯好茶，去了趟北爱尔兰，我一定累坏了。

        剩下的日子，我在利默里克能做的就是四处走走。我知道自己不得不踏上前往美国的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回来了。我跪在圣约瑟夫教堂第一次忏悔的小屋子旁，走到圣坛栏杆前，看看主教在坚信礼上拍我脸颊、让我成为一名教会战士的地方。我闲逛着向前，来到了我们生活多年的罗登巷，不明白那些家庭怎么还能住在那儿共用一个厕所。唐尼斯的家只剩了个空骨架，这表明除了贫民窟，还是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唐尼斯先生从英格兰举家迁来，而这座宅子就是他辛苦工作、不将应该交给妻子和孩子的工钱用来喝酒挣来的。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像唐尼斯先生那样的父亲，但是我没有，而抱怨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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