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公寓里，床边的桌子上放着各种装有药丸、药片、胶囊和药水的瓶子。吃这药治这病，吃那药治那病。每天不是吃三次就是吃四次，但是开车或操作重型机械时不能吃。在饭前、饭中和饭后吃。不能喝酒，不能吃其他刺激性食物。保证不将各种药搞混。妈妈做到了这一点，却弄混了治疗肺气肿和减轻新髖关节疼痛的药，弄混了让她睡觉和让她清醒的药。可的松使她浑身肿胀，下巴长出胡子，弄得她害怕在不带蓝色塑料小剃刀的情况下出门，因为外出一会儿，也许就会有各种毛发乱长的危险。这样，她会为自己的生活羞耻。她会的，会为自己的生活羞耻。

        纽约政府派了一名女看护来照看她，给她洗澡做饭；如果她能散步，就带她去散步。不能散步的时候，她就看电视。那名女看护和她一起看，后来她说，妈妈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盯着墙上的一个污渍看，或者在孙子康纳尔打电话时，愉快地边盯着窗外边聊天，好像他就在窗外的铁栏杆上。

        政府派来的那名女看护将药瓶排列成行，警告妈妈白天要按顺序吃药。但是妈妈忘了，弄混了药，结果没有人知道她对自己干了些什么。救护车将她送到伦诺克斯·希尔医院。现在，她在那儿很出名。

        她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我从学校打电话问她怎么样了。

        啊，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呀，你不知道？

        我烦了。他往我身上扎东西，又从我身上拔走。

        然后，她小声说道：如果你来看我，能帮我个忙吗？

        我会的。什么忙？

        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我不会的。什么事？

        你能给我带一把蓝色塑料剃刀吗？

        蓝色塑料剃刀？做什么用？

        别管了。你就不能把它带来而不问问题吗？

        她语不成声。电话里传来呜咽声。

        好吧，我带。你还在吗？

        她呜咽得几乎不能说话。你来的时候，把剃刀交给护士。在她叫你之前不要进来。

        护士把剃刀拿进病房，关上门，将妈妈与世界隔开，而我在外面等着。护士出来后，小声说道：她在刮胡子。是可的松。她觉得很难堪。

        好吧，妈妈说，现在你可以进来了。如果你没有做我让你做的事，就不要问我任何问题。

        你什么意思？

        我叫你带一把蓝色塑料剃刀。你却带给我一把白色的。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了，但是你不会明白的。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你气色很好。

        我不好。我烦了，我跟你说过的，我就想死。

        哦，打住。圣诞节你就可以出院了，还能跳舞。

        我不跳。看，有些女人跑遍这个国家到处堕胎，而我却死不了。

        以上帝的名义，你和那些堕胎的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眼泪涌上她的眼睛。我现在躺在床上，要死不死的，你却用神学来折磨我。

        我弟弟迈克尔走进病房。他是从旧金山一路赶过来的。他绕着病床走过来，亲吻她，按摩她的肩膀和脚。这会让你放松，他说。

        我很放松，她说，如果我再放松点，我就死了。难道那不是解脱吗？

        迈克尔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病房。他的眼睛湿润了。妈妈对他说，他应该和妻儿一起回旧金山去。

        我明天就回去。

        好吧。不值得你来这么一趟，对吧？

        我得见见你。

        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们和阿非还有马拉奇的儿子——小马拉奇，一起到莱克星顿大道的一家酒吧喝了几杯。我们没有谈妈妈的事，而是听小马拉奇说话。他已经二十岁了，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对他说，既然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可以到以色列去当兵。他说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我坚持说他是，他有恢复身份的权利。我对他说，如果他到以色列领事馆去宣布自己想加入以色列军队，那就是他们宣传工作的成功。想象一下，小马拉奇·迈考特，这么个名字加入以色列军队，他会出现在纽约各家报纸头版的。

        他说不，他不想让那些疯狂的阿拉伯人把自己的屁股打掉。迈克尔说他不会上前线，而会到后方，被当作宣传工具用。那些颇具异国风情的以色列姑娘都会朝他扑去的。

        他还是说不。我对他说，他不肯做类似加入以色列军队而让自己发迹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却请他喝酒，真是浪费时间。如果我有一个以色列母亲，我马上到耶路撒冷去。

        那天晚上，我回到妈妈的病房。一个男人站在她的床头，禿顶，灰色胡子，穿着灰色三件套西服。他把裤子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响，对我母亲说：你知道的，迈考特夫人，你在生病的时候有权生气，你的确有表达怒气的权利。

        他转过身对我说：我是她的精神病医生。

        我没有生气，妈妈说，我就是想死，你却不让。

        她转过身面对我。你能叫他走开吗？

        走开，医生。

        对不起，我是她的医生。

        走开。

        他走了。妈妈抱怨道，他们用神甫和精神病医生来折磨她。即使她是个罪人，也已经忏悔一百次了。她生来就是做忏悔的。我想喝点东西，她说，像柠檬水那样性感的东西。

        我給她拿了一只装满浓缩果汁的人造柠檬，把果汁倒入一小杯水中。她尝了尝。我跟你要柠檬水，你给我的只是水。

        不，那是柠檬水。

        她再次泪流满面。我跟你要一件小东西，就一件小东西，你都不能替我办到。叫你帮我挪挪脚就那么难吗，嗯？它们一整天都放在一个地方。

        我想问她为什么不自己挪脚，但那只会让她流更多的泪，所以我挪了挪她的脚。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的脚。

        我的脚怎么啦？

        我把它们挪了挪。

        你挪了吗？嗯，我没有感觉到。你不给我柠檬水，不帮我挪脚，不给我带合适的蓝色塑料剃刀。哦，上帝，如果你不能让四个儿子给你挪脚，要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好了。看，我正在给你挪脚。

        看？我怎么看？我不能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看我自己的脚你能不折磨我吗？

        还有别的事吗？

        太热了。你能开开窗吗？

        但是外面冷死了。

        又是眼泪。不给我柠檬水，不……

        好吧，好吧。我打开窗户。第七十七大街上的一股冷空气吹进来，冻结了她脸上的汗珠。她闭着眼睛。当我亲吻她的时候，她的脸上没有盐的味道。

        我是应该待一会儿呢，还是一个晚上？护士们似乎不介意。我可以把这张椅子往后推推，把脑袋靠在墙上打盹。不，我还是回家的好。玛吉明天要参加普利茅斯弟兄会唱诗班的演唱。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眼睛发红、没精打采的。

        在回布鲁克林区的路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医院去，但是一个朋友正在他的酒吧“克拉克大街车站”举办开业聚会。那里有音乐和开心的聊天我站在外面。我不能进去。

        马拉奇凌晨三点打来电话的时候，都用不着说那些话。我能做的就是像妈妈在情况不对劲儿时做的那样泡杯茶，在黑暗中坐在床上。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把她，那个曾经将我们七个孩子带到这世上的灰色的血肉之躯，搬到一个更冷的地方去了。我的心情比黑暗还要暗淡。我抿了一口热茶来安慰自己，因为有一些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情感。我还以为自己知道这种场合下成年人的悲伤、完美隆重的哀悼、忧伤的心情是什么样。我真不知道，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受骗上当的孩子。

        我蜷着双腿坐在床上，眼里没有泪，只有像小海浪一样的心跳声。

        就这一次，妈妈，我的眼睛没赶上尿泡。为什么呢？

        我看着可爱的十岁女儿玛吉穿着白色礼服和普利茅斯弟兄会唱诗班一起唱着新教圣歌。此时，我其实应该去参加弥撒，为我的母亲安琪拉·迈考特——七个孩子的母亲、忠实信徒、罪人的灵魂安息而祈祷。一想到她在世上这样活了七十三年，我就无法相信万能的上帝竟然会想到让她受火刑。这样的上帝不值得我们向他问好。她的一生就是炼狱。现在，她一定和她的三个孩子玛格丽特、奥利弗和尤金一起待在更美好的地方。

        仪式结束后，我对玛吉说奶奶去世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哭。你要知道，爸爸，如果你哭，那不要紧的。

        我弟弟迈克尔已经回到旧金山。我在沃尔特·B·库克殡仪馆附近的西第七十二大街和马拉奇、阿非一起吃早饭。马拉奇点了一顿丰盛的饭菜，阿非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吃那么多东西。马拉奇告诉他：我得忍受悲痛，对不对？

        吃完饭，我们在殡仪馆里见到了马拉奇和阿非的妻子，戴安娜和琳达。我们在葬礼顾问的桌子旁围成半圆坐下。他戴着一枚金戒指、一块金表、一个金领带夹、一副金边眼镜，挥舞着一支金笔，闪现出一个令人安慰的金色微笑。他把一本巨大的书放到桌子上，告诉我们第一口棺材是非常精美的一款，还不到一万美元，真的很不错。我们没有停留，叫他继续翻书，直到他指到最后一款，一口不到三千美元的棺材。马拉奇问：最低价格是什么？

        嗯，先生，是土葬，还是火葬？

        火葬。

        在他答话之前，我对他和我的家人讲了一星期前我和妈妈之间的对话，试图活跃气氛。

        你去世后，想让我们拿你怎么办？

        哦，我想让你们送我回去，葬在利默里克我的家人身边。

        妈妈，你知道运送像你这样块头的人要花多少钱吗？

        好吧，她说，把我缩小。

        葬礼顾问没有被逗乐。他说八百美元，含防腐处理、整容和火化。马拉奇问，既然无论如何都要火化，为什么我们还要付棺材钱呢？那人说这是法律规定。

        然后，马拉奇说，为什么我们不把她放到一个大的赫夫蒂垃圾袋里拿到外面让人收走呢？

        我们都笑了，而那人不得不离开一会儿。

        阿非注意到：一个油特别多的生命离开了。当那人回来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大笑很是困惑。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母亲的遗体将在棺材里放一天，这样孩子们就可以看看去世了的奶奶，和她说声再见。那个人问我们愿不愿意雇一辆中型客车去火葬场，但是没有人愿意，除了打算去新泽西州北伯根的阿非外。但是，他甚至也改变了主意。

        妈妈在利默里克有一个朋友叫玛丽·彼得森。她曾经说过：你知道吗，安琪拉？

        不知道，什么呀，玛丽？

        我经常对自己死后是什么样子很好奇。你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吗，安琪拉？

        我不知道，玛丽。

        我根据圣弗朗西斯第三修道会的习惯，穿上灰色礼服。你知道我接下来又干了什么吗，安琪拉？

        我不知道，玛丽。

        我躺倒在床上，床头放了面镜子，然后在手上缠上玫瑰经念珠，两手交叉，闭上眼睛。你知道我接下来又干了什么吗，安琪拉？

        我不知道，玛丽。

        我睁开眼睛，看了看镜中的自己。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安琪拉？

        我不知道，玛丽。

        我看上去很安详。

        没有人能说我母亲在棺材里神情安详。她一生的苦难都写在那张因药物而浮肿的脸上，那儿甚至还有零星几缕从塑料剃刀下逃生的胡子。

        玛吉跪在我身边，看着奶奶，她十年来见到的第一具尸体，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宗教，没有祈祷，那是另一种悲伤。她只能看着奶奶说：她现在在哪里，爸爸？

        如果有天堂，玛吉，她就在那儿。她是天堂的女王。

        有天堂吗，爸爸？

        如果没有，玛吉，我就不能理解上帝的行为了。

        她不理解我的胡言乱语，我自己也不能理解，因为眼泪涌了出来。她又一次对我说：哭吧，没关系的，爸爸。

        我的母亲去世了，我不能悲伤地坐着回忆她的美德并接受朋友和邻居的吊唁。我得和我的弟弟们，马拉奇和阿非，还有马拉奇的儿子——小马拉奇、康纳尔、科马克一起站在棺木前。我们得手挽手，唱母亲喜爱的歌和痛恨的歌，因为那是唯一可以确定她已经去世的方法。我们唱道：

        我们还唱：

        再见，亲爱的约翰尼，你在远方的时候

        客人们互相看了看，我知道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儿子和孙子们在可怜母亲的棺材前唱歌跳舞，这是什么哀悼仪式呀？他们难道不尊敬自己的母亲吗？

        我们亲吻她。我在她胸前放上很久以前从她那儿借来的一先令硬币。当我们沿着长廊走向电梯时，我回头看了看棺材里的她，灰色廉价棺材里我那灰色的母亲。那是乞丐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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