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最影响我起床干活的就是双眼感染严重，我甚至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将眼睑扒开，恨不得抠掉那硬硬的黄眼屎，但如果这样做，眼睫毛也会被弄掉，眼睑会又红又疼，比以前更糟糕。可以站在淋浴喷头下，让热水冲洗双眼，直到感觉双眼既暖和又干净，可它们还是红得扎眼。我试图用冰冷的水消除红肿，但一直没能见效，冷水身只会让眼球疼。眼球不疼的时候走进巴尔的摩酒店大堂就够糟糕了，更别说眼球疼的时候了。

        如果眼睛不发炎不红也没有黄眼屎，我可以忍受眼球的疼痛。至少人们不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看着个麻风病人。

        穿着勤杂工的黑色制服在棕榈庭走来走去就够丢人的了，这意味着在世人眼中，我仅比波多黎各洗碗工级别高一点，就连行李搬运工的制服上都有少许金饰品，而看门人看上去就像海军上将。工会商店服务员埃迪吉利根说我应该庆幸自己是爱尔兰人，否则就得到下面厨房和“湿背”们共处了。这是个新词，“湿背”。从他说这个词的神情来看，他不喜欢波多黎各人。他告诉我凯里先生很照顾自己人，所以我是个穿制服的勤杂工，而不是系着围裙整天在下面和波多黎各人一起唱歌、喊着“看哪，看哪”的洗碗工。我想问他，洗碗时唱歌，觉得好玩儿时喊“看哪，看哪”有什么不对。但我对问问题很谨慎，担心自己犯傻。至少波多黎各人在下面敲着锅碗瓢盆唱歌，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中。他们还在厨房里跳舞，直到领班叫他们停下来。有时候，我到下面厨房去，他们会给我一些残羹剩菜，叫我弗兰基：弗兰基，爱尔兰男孩，我们教你西班牙语。埃迪·吉利根说我一星期比洗碗工多挣两美元五十美分，有获得提升的机会。可他们永远不会有，因为他们不想学英语、赚够钱回到波多黎各、坐在树下喝啤酒、拥有一个大家庭，他们只擅长喝酒骂人，直到妻子精疲力竭，死在他们前头。他们的孩子在街上撒野，时刻准备着到纽约来洗碗，又重复一遍该死的人生。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得支援他们，你和我。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东哈莱姆区的门廊里弹该死的吉他，从纸袋里掏出啤酒来喝。那就是“湿背”们，孩子。你可千万记住。离厨房远点，因为他们想都不想就会在你的咖啡里撒尿。他说曾亲眼见过他们在咖啡壶里撒尿，而那咖啡壶是要送到为“大英帝国的女儿”这家慈善构召开的盛大午宴上的。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永远都不会想到她们喝了波多黎各人的尿。

        埃迪先是微笑，然后大笑，最后被烟呛到，因为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他认为波多黎各人对大英帝国女儿们的所作所为很了不起。现在他称他们为波多黎各人，而不是“湿背”，因为他们采取了爱尔兰人应该先想到的爱国行动。明年，他也会在咖啡壶里撒尿。看到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喝着掺了波多黎各人和爱尔兰人的尿的咖啡，他都要笑死了。他说很遗憾，大英帝国的女儿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切。他想爬到十九层舞厅的阳台上，公开宣布：大英帝国的女儿们，你们刚才喝的是掺了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尿的咖啡。在你们对爱尔兰人作威作福八百年后，那种滋味怎么样啊？哦，那一定是个滑稽可笑的场面：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互相搀扶着，在舞厅里吐得一塌糊涂，而爱尔兰爱国者们神情严肃地在他们的坟墓里跳着吉格舞。那一定很好玩，埃迪说，真的，那一定很好玩。

        现在，埃迪说波多黎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坏。他不希望他们娶自己的女儿，也不希望他们搬到自己家附近住，但是你得承认他们有音乐天赋，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棒球选手。你得承认这些。你下到厨房里，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像孩子般快乐。他说：他们像黑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不像爱尔兰人，我们对什么都有所谓。

        大堂里，最糟糕的日子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男孩和女孩彼此见面、喝酒谈笑。他们的脑海里除了大学和浪漫故事（夏天航海，冬天滑雪，结婚，将来孩子也会来巴尔的摩酒店做同样的事），就没有其他东西。我知道，他们甚至没有看见身穿勤杂工制服、手拿簸箕和笤帚的我。我很高兴他们没看见，因为有些日子我的眼睛红得厉害，看上去血乎乎的。而我很害怕有女孩说：请问，洗手间在哪儿？你很难用笤帚指着方向，却将头扭到一边说：过了电梯就是。我试过这样和一个女孩说话，但她向服务生总管投诉，说我很无礼。现在，我得正视每一个问问题的人。当他们盯着我看时，我的脸红得很厉害，和眼睛一样红。有时候，脸红纯粹是因为生气。我很想冲那些盯着我看的人大吼一声，但是如果那样，我就会被当场开除。

        他们不应该盯着我看。父母花钱让他们接受教育，他们应该懂得更多。如果无知到要盯着刚下船、眼睛红红的人看，那些教育又有什么用？我本以为教授们会站在学生面前告诉他们，如果到巴尔的摩或任何一家酒店的大堂，都不应该盯着红眼睛或只有一条腿或有任何缺陷的人看。

        但是，女孩们还是盯着我看。男孩们看我的表情更恶劣。他们微笑着，推搡着，传递着一些让大家发笑的话。我真想用簸箕和笤帚打他们的头，直到鲜血喷涌而出，他们乞求我住手，并保证再也不议论别人红肿的眼睛。

        有一天，一个女大学生一声尖叫。服务生总管冲了过来。她哭了，总管动了动她面前桌子上的东西，看了看桌子下面，然后摇了摇头。他隔着大堂喊道：迈考特，马上过来。你收拾过这张桌子吗？

        我想是的。

        你想是的？该死！对不起，小姐。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先生。

        你拿了一张餐巾纸？

        我打扫干净了。我把烟灰缸倒了。

        在这儿的一张餐巾纸，你拿了吗？

        我不知道。

        好吧，让我告诉你，迈考特，这位年轻女士是在我们酒店租了一个大场子的交通俱乐部主席的女儿。她有一张餐巾纸，上面写着一个普林斯顿男孩的电话号码。如果找不到那张纸，你的屁股就要当心了。对不起，小姐。你把那些垃圾扔哪儿去了？

        倒进厨房边的大垃圾桶了。

        好吧。快去找那张餐巾纸。找不到就别回来。

        丢了餐巾纸的女生呜咽着告诉我，她的父亲在这儿很有影响力。如果我找不到那张餐巾纸，她就不活了。她的朋友们看着我，我觉得自己的脸和眼睛都火辣辣的。

        总管又在斥责：快去找，迈考特，然后回来汇报。

        厨房边的垃圾桶里堆满了垃圾。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从那一堆咖啡渣、面包屑、鱼骨头、鸡蛋壳、葡萄皮里找到一张小纸条。我跪在地上，拿着厨房里的叉子扒拉着、分拣着。波多黎各人正在厨房里唱歌、大笑、敲罐子，这让我弄不明白自己跪在地上干什么。

        所以，我站了起来，走进厨房。波多黎各人冲我喊道：弗兰基，弗兰基，爱尔兰男孩，我们教你西班牙语。我没理他们，找到一张干净的餐巾纸，在上面胡乱写了个电话号码，沾了沾咖啡，把它交给了服务生总管。服务生总管交给女孩。女孩的朋友在她周围欢呼。她谢了谢服务生总管，还给了他小费，整整一美元。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她拨打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我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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