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悠然自得地走进心理学课的教室时，教授惊得合不拢嘴。他使劲地抓着根粉笔，直到捏碎了为止。他说：对不起，小姐。她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而他只是对她笑。对不起，小姐，他说，我们是按字母顺序排座位的，我得知道你的名字。

        艾伯塔·斯莫尔，她说。他指了指我后面的一排座位。即使她花一整天走到她的座位前，我们也一点都不在意，因为我们都在尽情欣赏她的金发碧眼、性感双唇、诱人犯罪的胸脯和惹火的身材。走过几排座位后，她小声说：对不起。学生们站起来让她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在她走过的地方出现了一阵混乱和骚动。

        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名学生，站起来让她经过，从身边擦过并碰到我。

        下课的时候，我想设法让她走过过道，这样就可以看着她走来，看着她以那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身姿离去。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浅浅的微笑。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仁慈，让我得到了纽约大学最漂亮女孩的一个微笑。她金发碧眼，一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一个美人部落。我希望自己能对她说：嗨，你想去喝杯咖啡，吃份烤奶酪三明治，讨论一下存在主义吗？但我知道那永远都不会发生，尤其是在我看到楼道里和她见面的那个人之后。那是一个有着山一样的块头、夹克上印着纽约大学橄榄球队字样的学生。

        下一次心理学课上，教授问我一个关于荣格和集体无意识的问题。一开口，我就知道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好像在说：这个带着爱尔兰口音的家伙是谁？教授说：哦，是爱尔兰口音吗？我只得承认。他对全班同学说，当然，天主教会传统上对心理分析一直有敌意。那没错吧，迈考特先生？我觉得他是在指控我。为什么他要提天主教会，仅仅因为我在回答他关于集体无意识的问题吗？我应该为天主教会辩护吗？

        我不知道，教授。

        利默里克的一位至圣教主会神甫曾在星期天早上布道的时候大声宣讲，谴责弗洛伊德和荣格，预言他俩的结局就是下到地狱的最底层。对教授说这些是没用的。如果我在班上发言，没人会听我说了些什么。他们只会听我的口音。有时候我希望把手伸到嘴里，将自己的口音连根拔起。即使在我尝试美式发音的时候，人们也很迷惑，说：我听出爱尔兰口音了吗？

        下课的时候，我等着那位金发美女从身边经过，但她停了下来，蓝色的眼睛冲我微笑，说：嗨。我的心怦怦直跳。她说：我叫迈克。

        迈克？

        嗯，事实上我叫艾伯塔，但他们叫我迈克。

        外面没有橄榄球运动员。她说离她上下一节课还有两个小时，我愿意到洛基咖啡馆喝一杯吗？

        一分钟后，我还有课。但我不愿意失去和这个每个人都盯着看的女孩、这个在世上所有人中单单跟我打招呼的女孩相处的机会。我们得飞快地走到洛基咖啡馆，这样就不会碰上那个橄榄球运动员鲍勃。如果他知道她和另一个男孩喝一杯，会不高兴的。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称所有男性为男孩。我二十三了。

        她说她和鲍勃可以说是订婚了，或定情了。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她说一个已经定情的女孩就是订婚了。当一个女孩的项链上挂着男朋友的高中毕业戒指时，你就知道她已经定情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戴鲍勃的戒指。她说他给了她一条刻着她名字、表明她名花有主的金手链，但她没戴，因为波多黎各女孩才这么做。她们太俗艳了。得到那手链之后才能得到订婚戒指，而她会等着订婚戒指的。非常感谢你。

        她告诉我她来自罗得岛，从七岁起就由祖母抚养。母亲生她时只有十六岁，她的父亲二十岁，你可以猜测发生了什么。奉子成婚。战争来临时，他被召入伍，派往西雅图。那就是婚姻的终结。虽然迈克是个新教徒，但她毕业于一所位于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天主教女隐修会学校。她笑着说起毕业那年夏天，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去赴不同的约会。她也许在微笑，但我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怒气和忌妒。我想杀了那些和她一起吃爆米花，或许在汽车影院里亲吻她的男孩。现在，她和父亲还有继母一起住在河滨大道。她祖母暂时住在这儿，直到她安顿下来，适应这座城市为止。当她说起她喜欢我的爱尔兰口音时，一点也不害羞。她甚至喜欢在上课时看着我的后脑勺。我的头发又黑又鬈。那些话让我听了脸红。虽然洛基咖啡馆里光线很暗，但她能看到我脸红了，觉得很可爱。

        在纽约，我得习惯于他们说可爱的方式。在爱尔兰，如果你说一个人可爱，就是在说他狡猾、鬼鬼祟祟。

        我在洛基咖啡馆和这个几乎是从银幕上走下来的女孩，另一个弗吉尼亚·梅奥一起喝啤酒，觉得自己身处天堂。我知道自己是洛基咖啡馆里每个男人和男孩忌妒的对象。在街上也是这样。他们转过头，不明白和纽约大学甚至曼哈顿区最漂亮的女孩待在一起的我到底是谁。

        两个小时后，她得去上下一节课了。我想像电影里那样帮她拿书，但她说：不，我最好在这儿待会儿，以免碰上鲍勃。见到她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会不高兴的。她笑了，提醒我他块头很大。谢谢你请的啤酒，下星期上课见。然后，她走了。

        她的杯子还在桌子上，上面有粉红色的口红印。我把杯子拿到嘴边，体会她的气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亲吻那双唇，又把杯子贴在脸颊上。想到她亲吻那个橄榄球运动员，我的脑海里就乌云密布。如果她和他可以说是订婚了，为什么还要和我一起坐在洛基咖啡馆里呢？在美国就是这样的吗？如果你爱一个女人，就应该一直对她忠诚；如果不爱她，和另外一个人在洛基咖啡馆喝啤酒也没事。如果她和我一起到洛基咖啡馆，那么她就是不爱他。这让我感觉好些了。

        是不是她为我的爱尔兰口音和红眼睛感到可惜呢？她能猜到对我来说，和女孩子说话不容易吗？（除非她们先和我说话。）

        在美国，到处都有男人走到女孩面前说：嗨。我是永远不会那么做的。我觉得先说“嗨”很愚蠢，我不是伴着它长大的。我得说“你好”或其他适合成年人的表达方式。即便是有人跟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从来没有上过高中，在爱尔兰的贫民窟长大。我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只能撒谎。

        英语写作课老师卡利特里先生让我们写一篇关于童年时代一件重要物品的文章，可以写家里的东西。

        我的童年里没有任何我想让人知道的物品我不想让卡利特里先生或班上任何人知道我们和那些住在罗登巷的家庭共用贫民窟的厕所。我可以编造，但想不出其他同学谈论的那些东西：家庭汽车、爸爸的旧棒球手套、带给他们很多欢乐的雪橇、旧冰箱、做作业用的餐桌。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和三个弟弟共用的那张床，却为自己不得不写它而羞愧。如果我编造一些令人尊敬的好东西，而不写那张床，又会深受折磨。卡利特里先生将是唯一一个读它的人。我会很安全。

        我在利默里克长大，那时，我母亲不得不到圣文森特保罗协会去看看能否为我和我弟弟——马拉奇、迈克尔和还不大会走路的阿非——弄张床。圣文森特保罗协会里的人说，可以给她一张凭证。她可以拿着这张凭证到爱尔兰城镇一个卖二手床的地方去。我母亲问他，我们就不能得到一张新床吗？谁知道旧床里会有些什么，可能会有各种病菌。

        那个人说乞丐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母亲不应该那么挑剔。

        但是她不放弃，她至少想知道是否有人死在那张床上。当然，这不算问得太多。她不想晚上躺在自己的床上，想着四个小儿子睡在一张死过人的床上。那个人可能发过烧或者得过肺结核。

        圣文森特保罗协会的那个人说：夫人，如果你不想要那张床，就把凭证还给我。我会给一个不那么挑剔的人。

        妈妈说：哦，不。她回家拿阿非的婴儿车，用来运床垫、弹簧和床架。爱尔兰城镇那家卖二手床的商店想给她一张倒毛、到处是污渍的床垫，我母亲说她都不会让一头母牛睡在这么一张床上，那边角落里不是还有一张床垫吗？那个人咕哝了几声，说：好吧，好吧。耶稣作证，这年头接受施舍的人都变得很挑剔了。他站在柜台后面，看着我们把床垫拖到外面。

        我们推着婴儿车沿利默里克的街道来回跑了三趟，运送床垫和铁床架的不同零件：床头、床尾、支架和弹簧。我母亲说她为自己的生活感到羞愧，想在晚上运。那个人说他很同情她的困境，但六点整要关店门，即使是圣家庭来买床，他也不会开门。

        推婴儿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后轮总是想自己走路。而被压在床垫下的阿非哭喊着要妈妈，推起来就更困难了。

        我的父亲把床垫拖上楼，帮我们把弹簧和床架支起来。当然，他不会帮我们将婴儿车从两英里外的爱尔兰城镇推回来，那场景会让他感到羞愧。他来自北爱尔兰。那儿的人一定有办法将床垫弄回家。

        我们把旧外套铺在床上，因为圣文森特保罗协会不给我们领床单和毯子的凭证。我母亲点燃了炉火。我们坐在床边喝茶，她说至少我们都不用坐在地板上了，上帝真的是很仁慈。

        第二个星期，卡利特里先生坐在讲台边，从包里拿出我们的文章，对全班同学说：文章写得不错，有些多愁善感了，但有一篇文章我想念给你们听，如果作者不介意——。

        他冲我扬了扬眉，好像在说：你介意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尽管想告诉他：不，不，请不要告诉全世界我来自哪里。但我的脸已经通红了，只能冲他耸耸肩，好像不在意似的。

        他读了。我感觉全班人都在看我，很羞愧。我很高兴迈克·斯莫尔不在这个班上。要不然，她永远不会再看我一眼。班上有些女孩也许觉得应该离我远点。我想告诉她们这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卡利特里先生正在那儿讲这个故事，向全班解释为什么给了它一个A。风格很直接，主题内容很丰富。说到丰富的时候，他笑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他说。他对我说，我应该继续挖掘我丰富的过去，然后又笑了。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为自己写了那张床而难过，担心大家会可怜我，把我看成一个接受施的人。下一次英语写作课，我会让家人住在郊区一所舒适的房子里，把我父亲变成一个领薪水的邮差。

        下课时，同学们微笑着冲我点点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同情我。

        迈克·斯莫尔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和她的橄榄球运动员，也许来自美国不同的地方，但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没什么不同。他们在星期六晚上约会。男孩得到女孩家接她，当然，她不会在门口等，那显得她太心急，会引起流言飞语，余生她就得孤独地度过每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了。男孩得在起居室里等着，而一位沉默的父亲将头埋在报纸里，脸险上总是一副不满的表情。他明白自己过去在约会时的所作所为，知道这个小子要对自己的小女儿干些什么。母亲会大惊小怪，想知道他们要去看什么电影，什么时候回家，因为她的女儿是个好女孩，晚上需要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去教堂就会容光焕发。看电影时，他们手拉着手。如果男孩走运，可能会得到女孩的一个吻，不小心碰到她的胸部。女孩飞快地看他一眼，那意味着肉体要留给蜜月的。看完电影后，他们到冷饮小卖部吃汉堡包和奶昔。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别的高中生：男孩剃平头，女孩穿着裙子和刚过脚踝的短袜。他们会伴着自动唱机唱歌，女孩们为弗兰基大声尖叫。如果女孩喜欢男孩，可能会在自家门口给他一个长长的吻，也许是一个舌吻。但如果他不想让她的舌头离开，她就后退一步，跟他说晚安。玩得很开心，谢谢你。那是肉体要留给蜜月的另一个暗示。

        一些女孩会让你碰，让你摸，让你吻，但不会对你毫无保留。她们是百分之九十者。百分之九十者还有些希望，但毫无保留的女孩名声就不怎么样了。镇上没有人会娶她们，她们是那些某一天要整理行囊到纽约去的人。在那里，大家什么事都干。

        这就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或在军队里从来自各地的美国大兵那里听到的。如果你有辆车和一个对你说是、愿意和你一起到汽车影院的女孩，就知道她想要的不止是爆米花和看电影。仅仅为了一个吻而去汽车影院没什么意义，在普通电影院就可以。汽车影院是你可以将舌头伸进她嘴里、把手放到她胸前的地方。如果她让你碰她的奶头，噢，她就是你的了。奶头就像是一把分开双腿的钥匙。如果你们没有和另外一对恋人在一起，那就到后座上去吧。谁会在意那该死的电影呢？

        美国大兵们说起一些搞笑的夜晚。你可能进展顺利，但你的朋友在后座上和女孩出了问题，那女孩正坐在那儿看电影呢。也可能正好反过来。你的朋友进展顺利，而你得不到满足，都要泄在裤子里了。有时候，你的朋友已经完事了，而他的女孩也愿意接纳你。噢，那就是天堂了。你在做爱，拒绝你的那个女孩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假装看电影，但其实是在听后座上你的动静。她也许会忍耐不住，爬到你身上，你在后座上和两个女人纠缠在一起。妈的。

        军队里的人说，事后，你不会尊重那个对你亳无保留的女孩，你只会对百分之九十者有点敬意。当然，你会完全敬重那个说不、坐着看电影的女孩。那是个完美无暇的纯洁女孩，你想让她成为你孩子的母亲。如果你娶了一个乱搞的女孩，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呢？

        我知道，如果迈克·斯莫尔去汽车影院，就是那个坐着看电影的女孩。任何其他事都会令我痛苦得不愿去想，尤其是她甚至在自家门口亲吻那个橄榄球运动员，而她的父亲就在门内等待。

        嬷嬤们告诉我，克莱因夫人因为酗酒失去了理智，不理睬可怜的迈克尔。她们要带他们去一个可以照看他们的地方——天主教徒之家，尽管最好不要对任何人提到迈克尔，以防有些犹太组织来索要他。玛丽·托马斯嬷嬷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她不想失去迈克尔那样的珍贵灵魂。

        玛丽·奥布莱恩家庭旅馆的一名房客回了爱尔兰，在他父亲五英亩的农场里安顿下来，娶了一个偏远地区的女孩。于是，我拥有了他的床位，每星期付十八美元，早上自己到冰箱里弄吃的。其他的爱尔兰房客在码头和仓库干活，带回罐装水果或整瓶的朗姆酒和威土忌，都是在卸船时不小心掉下来的。玛丽说，当你说想要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在第二天整箱地不小心掉到码头上。那不是很好吗？星期天早上，我们不怕麻烦做早饭。在厨房里，在菠萝片上抹上厚厚的糖浆，就着整杯的朗姆酒咽到肚子里，我们是那么开心。玛丽提醒我们去参加弥撒，但有了菠萝和朗姆酒，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很快，蒂姆·科因就嚷着要唱歌了，即使这是个星期天早上。他在商业冷藏公司干活，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带回家一大扇牛肉，是唯一对参加弥撒上心的人。尽管他保证会马上回来吃菠萝喝朗姆酒，可这些东西一会儿就没了。

        弗兰基和丹尼·列农是对双胞胎，爱尔兰裔美国人。弗兰基住在另一个公寓里，丹尼是玛丽的房客。他们的父亲约翰住在街上，棕色的纸袋里装着一瓶酒，四处闲逛，帮忙打扫玛丽的公寓。作为交换，他可以洗个澡，吃块三明治，还可以喝点酒。他的儿子们笑着唱道：“噢，我的爸爸，他对我是那么好。”

        弗兰基和丹尼在城市学院上课。那是美国最好的学院之一，而且是免费的。他们虽然在学习会计学，但一直对文学课程有兴趣。弗兰基说他见到一个女孩在地铁里看詹姆斯·乔伊斯，就迫切地想坐到她身边，讨论乔伊斯。从第三十四大街到第一八一大街这一路上，他好几次离开自己的座位朝她走去，但没有勇气和她说话，每次都把自己的座位留给另一个乘客。最后，地铁驶入第一八一大街，他弯下身对她说：了不起的书，是吧？她从他身边跳开，大喊起来。他想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但门已经关上了。他站在站台上，车厢里的人瞪着他。

        双胞胎喜欢爵士乐。在起居室里，他们就像两个疯狂的教授，把唱片放到留声机里，合着节拍打响指，对我讲本尼这张该死的唱片里那些伟大的音乐家：吉恩·克鲁帕、哈里·詹姆斯、莱昂內尔·汉普顿，还有本尼本人。他们告诉我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爵土音乐会，黑人第一次被允许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听听他，听听菜昂内尔·汉普顿，都是轻柔的滑音。听听，本尼来了。听，哈里来了，送来几个音符，告诉你要小心：我要飞，我要飞。克鲁帕的节奏，嘣—嘣—嘣_嘟—嘣—哒—嘣，拍手，跺脚，唱唱唱。整个该死的乐队都疯狂了，噢，疯了。观众，听听观众，都发疯了，噢，都精神错乱了。

        当贝西伯爵敲击那些单音时，他们就扮演伯爵，笑着用手指四处指。他们扮演艾灵顿公爵，在起居室里打着响指来回走动，时不时停下来对我说：听，听听这个。我听了，以前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现在，我听到了。音乐家们将音符变成乐曲，再将乐曲上下里外拆开，重新组合，好像在说，看，我们暂时借用一下你的小音符，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演奏一下，但别担心，这就还给你。你可以哼唱了，宝贝，你来演唱那个母亲，伙计。听到这儿时，我和列农兄弟一起大笑起来。

        爱尔兰房客们抱怨这是些噪音。帕迪·阿瑟·麦戈文说：当然，鼓捣那玩意儿，你们根本就不是爱尔兰人。在那机器上放些爱尔兰歌曲怎么样？来一些爱尔兰舞曲怎么样？

        列农兄弟笑了笑，说他们的父亲很早以前就离开了爱尔兰的沼泽地。丹尼说：伙计，这是美国，这是音乐。但帕迪·阿瑟把艾灵顿公爵的唱片从留声机上拽下来，放上弗兰克李的再见同乐会乐队的唱片。我们围坐在起居室里，听着音乐，轻轻打着拍子，一动也不动。列农兄弟笑了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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