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卡利特里先生的缘故，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录下了一些关于利默里克的记忆，列出了一些街道、老师、神甫、邻居、朋友和商店的名单。

        自从那篇文章之后，我相信卡利特里先生班上的人看我的神情都变了。女孩们或许在窃窃私语，她们永远不会和一个在可能死过人的床上度过童年的人约会。后来，迈克·斯莫尔告诉我，她听说过那篇文章，它打动了班上那么多的男孩和女孩。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但现在她想看那篇文章。看后，她两眼泪汪汪的，说：哦，我从来都不知道，哦，那一定很可怕，让我想起了狄更斯。我不知道怎么会让她想起狄更斯，他的作品总是结局很美好。

        当然，我不会对迈克·斯莫尔说这些话，担心她可能以为我在和她争辩。而她可能会调转脚跟，回到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鲍勃的身边。

        现在，卡利特里先生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逆境、黑暗时刻、障碍的家庭生活方面的文章。虽然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母亲身上发生过一件值得写的事。

        战争爆发时，在爱尔兰，食物按定量分配。政府为贫困家庭提供了利默里克城外的一些地。每个家庭可以获得一英亩的十六分之一，将地清理之后，就可以种一些自已喜欢的蔬菜。

        我父亲申请了罗斯布莱恩路边上的一块地，政府借给他一把铁锹和一个铁耙。他带着我和弟弟马拉奇一块儿干。我弟弟迈克尔看到铁锹，哭着也想去。可他只有四岁，只会帮倒忙。父亲说：嘘，我们从罗斯布莱恩回来给你带浆果。

        我问父亲我可不可以拿铁锹。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罗斯布莱恩离利默里克有几英里的路程。马拉奇已经拿着铁耙出门了，但父亲把铁耙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因为他甩着铁耙，几乎要将别人的眼睛给敲掉。马拉奇哭了，父亲说让他在回家的路上拿铁耙。弟弟见到一条狗，很快就把铁耙忘了，拿了一根木棍逗那条狗。那条狗追着木棍跑了几英里，最后累得口吐白沫，爪子抓着木棍躺在路上看天。我们只得丢下它。

        父亲看到那块土地的时候，摇了摇头。岩石，他说，岩石和石头。那天，我们只是沿着路边的矮墙堆起石堆，父亲用铁锹不停地挖岩石。虽然我只有九岁，但注意到旁边地里有两个人在交谈。他们看着父亲，悄悄地笑。我问父亲为什么。他自嘲了一番，说：利默里克人得到黑土地，北爱尔兰人得到石头地。

        我们一直干到天黑，饿得实在不行了，没有力气再捡石块。如果父亲能拿铁粑和铁锹，我们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希望他能背我们。他说我们是大男孩，是好工人，母亲会为我们感到骄傲，会准备茶和面包。他大步走在前面，直到离家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你们的弟弟迈克尔，他说，我答应给他带浆果，得回到路边的灌木丛里去。

        我和马拉奇抱怨太累，迈不动步了。父亲让我们回家，要自已去采浆果。我问他为什么不能明天去采。他说他答应过迈克尔今晚给他带浆果，而不是明天。他肩扛着铁锹和铁耙走了。

        迈克尔看见我们，哭了起来。浆果，浆果。我们告诉他：爸爸在罗斯布莱恩的路上给你采浆果，所以你不哭，让我们吃煎面包喝茶好吗？他就不哭了。

        我们俩就能吃掉一整块面包，但母亲说：给你们的父亲留点。她摇了摇头。他真是个傻瓜，又回去采浆果。她看了看迈克尔。他正站在门口看着小巷，希望能看到父亲的身影。母亲轻轻地摇了摇头。

        很快，迈克尔看到了父亲。他跑进小巷，喊着：爸爸，爸爸，你采到浆果了吗？我们听到：等会儿，迈克尔，等会儿。

        爸爸把铁锹和铁耙立在墙角，掏空了外套口袋，倒在桌子上。他带来的浆果是在孩子们够不着的灌木丛顶端和背后找到的多汁的大黑莓，在罗斯布莱恩的黑暗中采来的浆果。我嘴里口水直流，问母亲可不可以吃一颗。她说：去问迈克尔，那是他的。

        不用我去问。他递给我一颗最大汁最多的浆果，还递给马拉奇一颗。他还给了母亲和父亲，但他们说不，谢谢，那是他的浆果。他又给了我和马拉奇一颗，我们收下了。如果我有那样的浆果，就会自己留着。但迈克尔不一样，也许他懂得不多，他只有四岁。

        从那以后，除了星期天，我们每天都到地里去，将地里的石头清理干净，直到露出泥土。我们帮着父亲种土豆、胡萝卜和卷心菜。有时候，我们离开他，在路上走来走去找浆果。我们吃得太多，都拉稀了。

        父亲说很快我们就可以收获了，但他不能在这儿等着收割。利默里克没有工作，英格兰的兵工厂正在招人干活。英格兰人对我们做出那一切之后，他很难为他们工作，但钱很诱人。只要美国人介入了战争，那就一定是项正义的事业。

        他和上百个男人女人一起前往英格兰。大多数人都寄钱回家，但他把钱花在考文垂的酒馆里，忘了还有个家。母亲不得不向外婆借钱，向凯瑟琳·奧康纳杂货店赊东西，向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或任何能得到食物的地方乞求。她说等到我们挖了土豆、胡萝卜，收割了可爱的卷心菜后，就会轻松许多，就会得救了。哦，我们得好好地吃上一顿。如果上帝仁慈，可能会送给我们一块不错的火腿。生活在爱尔兰的火腿之都——利默里克，这不是过分的要求。

        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母亲把新生儿阿非放到婴儿车里，向隔壁的汉农先生借了一个煤袋子。我们会装满它的，她说。我拿着铁耙，马拉奇拿着铁锹，这样他就不会用铁耙把别人的眼睛敲掉。母亲说：不要甩工具，否则我会好好抽你们一嘴巴。

        抽嘴巴，就是掴耳光。

        我们到达罗斯布莱恩的时候，已经有其他妇女在地里挖菜了。地里要是有个男人，肯定已经上了年纪，不能到英格兰工作。母亲隔着矮墙和妇女们打招呼，而她们并没有应答，她就说：她们弯着腰，一定都聋了。

        她把阿非放在矮墙外的婴儿车里，叫迈克尔看着孩子，不要去找浆果。马拉奇和我跳过墙，但她只能坐在墙上，迈过腿，从另一边跳下。她坐了一分钟，说：世上再也没有比新土豆配盐和黄油更好的东西了。为了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拿起铁锹和铁耙，来到地里，但还不如待在家里——地刚被人翻过，土豆、胡萝卜和卷心菜曾经待过的坑里爬着白色的虫子。

        母亲对我说：是这块地没错吧？

        没错。

        她走到地的另一头，又走回来。其他妇女们都忙着弯腰从地里捡东西。我看出她想对她们说点什么，也看出她知道那没有用。我走过去拿起铁锹和铁耙。她冲我吼道：放下，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它们也没用了。我想说点什么，但她的脸色那么苍白，我担心她会揍我。我退了开去，翻过了墙。

        她自己翻过墙，坐在墙上，迈过腿，还坐在墙上，直到迈克尔说：妈妈，我可以去找浆果吗？

        可以，她说，你去吧。

        如果卡利特里先生喜欢这个故事，也许会让我念给全班同学听。他们会翻翻眼睛，说：更多的苦难。女孩们可能会因为那篇文章同情我，但那就够了。如果我继续描写我苦难的童年，他们就会说：打住，打住，生活够难的了，我有自己的麻烦。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写关于我们家搬到利默里克郊区的故事。那儿的人吃得好，每星期至少洗一次澡，都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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