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托马斯嬷嬤不知怎么找到了我的新地址，给我送来一张纸条，说如果我能过去一趟，和克菜因夫人还有迈克尔说声再见，并拿走我留在床上的那两本书，那会很好。公寓楼外停着一辆救护车。楼上，玛丽·托马斯嬤嬤对克莱因夫人说，她得戴上假发。不，她不能叫拉比。她要去的地方没有拉比，最好跪下来念几遍玫瑰经，祈求宽恕。楼道的那一头，比阿特丽斯嬤嬷正对着迈克尔低声哼唱，说更美好的日子正在来临，他要去的地方有鸟有花有树，还有复活的上帝。玛丽·托马斯嬷嬷冲楼道那头嘁道：嬷嬤，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比阿特丽斯嬤嬤回应道：没关系，嬤嬤。他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犹太孩子，嬤嬷。

        他不是犹太人，嬷嬤。

        那重要吗，嬤嬤？那重要吗？

        很重要，嬷嬤。我建议你去咨询一下你的告解神甫。

        好的，嬷嬤，我会的。比阿特丽斯嬤嬤继续对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犹太人的迈克尔说着开心的话，哼唱着圣歌。

        玛丽·托马斯嬤嬤说：哦，我差点忘了你的书。在床底下。

        她把书递给我，搓了搓双手，好像要把手洗干净。她说，阿纳托尔·法朗士名列天主教教廷禁书目录，D·etext" data-note="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儿子与情人》、、等。">是个道德彻底败坏、正在地狱深处哀号的英国人。你难道不知道是上帝拯救了我们所有人吗？如果你在纽约大学读的就是这些东西，我担心你的灵魂。我会为你点根蜡烛的。

        不，嬷嬤。我是为了自己看《企鹅岛》，为一门功课看的。

        她看了看天堂。哦，傲慢的年轻人，我替你那可怜的母亲难过。

        门口有两个拿着担架穿白色外套的人，沿着楼道走向迈克尔。克莱因夫人看到他们后喊道：拉比，拉比，最后时刻帮帮我！玛丽·托马斯嬤嬷嬤把她推回椅子上。穿白色外套的人沿着楼道后退，用担架抬着迈克尔。比阿特丽斯嬤嬤轻轻抚摸着他像骷髅般的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带着爱尔兰口音说道，你无牵无挂了，现在，你可以看见天空和天上的云彩。她和他一起坐电梯下去。我想自己走，好逃离玛丽·托马斯嬷嬤，还有她关于我的灵魂和我正在看的可怕东西的言论。但我得跟穿戴整齐戴着假发的克莱因夫人说声再见。她握住我的手：照看他留下的迈克尔，好吗，埃迪？

        埃迪。因为这一切，还有关于拉帕波特和达豪洗衣房的可怕记忆，我心中一阵刺痛，不知道除了黑暗，自己还知道世上什么东西。我知道比阿特丽斯嬤嬤向迈克尔承诺的那些鸟、花、树和复活的上帝吗？

        我在军队里学到的东西在纽约大学派上了用场。不要举手，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名字，不要主动做事。高中刚毕业的十八岁的学生经常举手告诉全班同学和教授自己的想法。可教授要是看着我提问，我从来都不能用他们常用的表达方式来回答问题。哦，我听出口音了吗？自那以后，我就无法平静。只要一提到爱尔兰作家或任何有关爱尔兰的东西，大家都会转过头来看我，好像我是权威。教授似乎都认为我对爱尔兰文学和历史无所不通。如果他们说些乔伊斯或叶芝的事，就看着我，好像我是专家，应该点头证实他们的话。我总是点点头，因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我摇头表示怀疑或者反对，教授们就会进一步提问，向所有人特别是女孩们展示我的无知。

        有关天主教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我回答，他们就会听出我的口音。那意味着我是个天主教徒，要保卫自己的母教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有些教授喜欢嘲笑童贞女之子、圣三一、圣约瑟夫的立誓不婚、宗教裁判所、受神甫折磨的爱尔兰人，以此来奚落我。这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他们有权降低我的分数，让我的平均积点分受损，我就不能追寻美国梦了。而那可能将我逼到阿尔贝·加缪那样毎天考虑不要自杀的境地。我害怕高学历的教授，害怕他们让我在其他学生特别是女孩面前丢脸的做法。

        我想在这些课上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布，我忙得顾不上当一名爱尔兰人或什么天主教徒。我得为了谋生日夜打工，努力看书温习功课时，却在图书馆里睡着了。我努力用打字机写带脚注和参考书目的学期论文，可字母a和j辜负了我，我不得不重新打整篇文章，要避开字母a和j是不可能的。我在地铁里睡着了，一直睡到终点站，结果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区，只得向人们打听自己在哪里。我很尴尬。

        如果没有红眼睛和爱尔兰口音，我就是一个纯正的美国人，不忍受那些用乔伊斯、叶芝、爱尔兰文艺复兴来折磨我的教授了。他们说爱尔兰人是多么聪明机智；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绿色国家，尽管受神甫的折磨，很穷；因为清教徒似的性压抑，人口少得几乎要从地球上消失了。你对此有什么话要说吗，迈考特先生？

        我想您是对的，教授。

        哦，他认为我是对的。那么，卡茨先生，你对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想我没有异议，教授。我对爱尔兰的东西了解得不是太多。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必须考虑迈考特先生和卡茨先生刚才说过的话。现在，凯尔特人和希伯来人有了交集，那就是通融和妥协。没错吧，迈考特先生，卡茨先生？

        我们点了点头。我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点头与对一匹盲马眨眼同样好。我想和教授说这句话，但又不能冒冒犯教授的风险。他有权阻止我追寻美国梦，让我在全班特别是女孩面前显得很傻。

        秋季学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上午，米德尔布鲁克教授讲英格兰文学。她登上小讲台，坐下，将厚厚的教材放在桌子上，阅读，发表评论，偶尔在提问的时候看看班上的学生。她从《贝奥武甫》开始，以约翰·弥尔顿结束。她说约翰·弥尔顿才华出众，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点受冷遇，但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学生们看报纸，做填字游戏，互相传递纸条，看其他课程的书。上了整晚夜班，做了各种不同的工作之后，我很难保持头脑清醒。当她向我提问的时候，布莱恩·麦克菲利普斯用胳膊肘捅了捅我，小声说了问题和答案。我结结巴巴地向她复述了一遍。要是她对着教材嘟嘟囔囔，我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那会让我在学期结束时得个C。

        因为我迟到、旷课，还上课睡觉，我知道自己应该得个C。我想对教授说自己是多么惭愧。如果她不让我及格，我不会怪罪她。我想解释说即使自己不是模范学生，她也应该看到我对待英格兰文学教材的态度：我一直兴致勃勃，在纽约大学图书馆里看，在地铁列车里看，甚至吃午饭时在码头和仓库平台上看。她应该知道，我也许是这世上唯一因为一本文学书而和仓库平台上的人争执的学生。那些人讥笑我：嘿，看看那个大学生，了不起得都不和我们说话了，嗯？当我对他们讲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中的奇怪之处时，他们说我是个笨蛋，那根本就不是英语。你他妈以为自己在跟谁开玩笑呢，小子？他们说自己没上过大学，但不会被一个刚从爱尔兰船上下来的笨蛋蒙骗。明明整页该死的纸上没有一个英语单词，这个白痴却说这就是英语？

        他们不再和我说话。平台领班将我调到室内开起重机。这样，那些人就不会和我恶作剧了，例如扔货物让我的胳膊脱臼，或者假装开叉车一路追我。

        我想和教授讲讲我对教材里的作家和诗人的看法，问自己愿意和其中哪一位到格林威治村酒馆喝一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乔叟。我愿意在任何时候请他喝酒，听他讲关于坎特伯雷朝圣者的故事。我想告诉教授自己是多么喜爱约翰·多恩的布道，多么想请他喝酒。只是他是一个新教牧师，并不是因坐在小酒馆里喝酒而出名。

        我不能说这些话，因为在班里举手说自己多么喜爱某样东西很危险。教授会带着怜悯的浅笑看着你，全班同学都会看见。那怜悯的浅笑会传遍整个教室，直到你觉得自己是那么愚蠢，满脸通红。你要么发誓在大学期间绝不再喜爱任何东西，要么就将喜爱的东西留在心里我和坐在旁边的布莱恩·麦克菲利普斯说这些，但坐在我前面的人转过头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偏执狂？

        偏执狂。这又是一个得查字典的词，纽约大学里的每个人都会用。这个同学看着我，那神气活现的左眉毛几乎要碰到发际线了。从他的神态中，我只能猜测他是在指控我精神错乱。在弄清楚那个词之前，答复他没有用。布莱恩·麦克菲利普斯一定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他正忙着和坐在左边的乔伊斯蒂姆帕内里说话。他们总是微笑着互相对视，那意味着有些事在发生。我不想用偏执狂这个词来打搅他们。我应该带本字典。任何人向我扔来一个怪词的时候，就可以当场查看，机灵地回击，击溃那神气活现的眉毛。

        或者，我可以运用在军队里学会的沉默，走自己的路。这最棒了，因为走你自己的路，用怪词折磨别人的人就不喜欢那个词了。

        上哲学概论课的时候，安迪·彼得斯坐在我旁边，告诉我布罗德大街上的制造商信托银行有份工作，处理个人货款申请。我可以选择下午四点到午夜的班或者午夜到早上八点的班。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干完活儿后就可以离开，没有人干满八个小时。

        有个打字考试，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军队不让我训狗，却让我成了一名连队打字员。银行说：不错。我可以上四点到午夜的班，这样就可以上午上课，晚上睡觉。星期三和星期五，我没有课，可以到仓库和码头排队等待分配当天的工作，多挣点钱，为弟弟迈克尔退役、母亲抚养费终结的那一天作准备。我可以把星期三和星期五挣到的钱存到一个单独的账户里，到时候，她就不用跑到圣文森特保罗协会去要食物或鞋子了。

        有七个女人和四个男人在银行上四点到午夜的班我们要拿着成堆的个人货款申请，给申请人发通知，告诉他们申请获批了还是被拒。安迪·彼得斯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里对我说，如果我看见一个朋友的申请被拒，就可以换成获批通知。有一个白天审批贷款人员使用的小代码，他告诉我怎么改变这代码。

        夜复一夜，我们见到了上百份贷款申请。人们为新生儿、假期、汽车、家具、债务合并、医院开销、葬礼、装修公寓申请贷款。有时候还附有信件。如果有一封写得不错的信，我们就会停下打字，反复阅读。有些信让女人们看了以后大哭起来，男人们看了也想哭。孩子死了，有些开销，银行能帮忙吗？丈夫跑了，申请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向哪儿求助，她这辈子从来没工作过，带着三个孩子，又怎么能找到工作呢？她需要三百美元撑到找到工作和一个要价不高的保姆为止。

        一个男人承诺，如果银行贷给他五百美元，就可以在余生每个月抽他一品脱血。他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因为他的血型很少见。现在他还不想张扬，但如果银行帮助他渡过难关，就能得到和世上最佳担保品——黄金一样宝贵的血液。

        这个男人被拒了。安迪打了拒绝通知，但他改动了那个带着三个孩子、身处绝境，却因没有担保品而被拒绝的妇女的代码。安迪说：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贷款给那些想到该死的泽西海滩躺上两个星期的人，却拒绝一名带着三个孩子、命悬一线的妇女。我的朋友，这就是革命开始的地方。

        安迪每天晚上都要改动几份申请，来证明银行是多么愚蠢。他说他知道白天那些笨蛋贷款审批员审核申请时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哈莱姆区的地址？黑人？扣分。波多黎各人？扣很多分。他告诉我，纽约有很多波多黎各人以为自己是因为信用良好而获批，但那是一直同情他们的安迪·彼得斯干的。在波多黎各社区，周末到外面擦车是一件大事。他们哪儿也不去，重要的是擦车。弯腰驼背的老家伙们看着别人擦车，喝着从小杂货铺买来的装在夸脱瓶里的啤酒，看人行道上扭着屁股的女孩们。收音机里，提托·普提在拼命地唱着。噢，活着就是这样。噢，活着就是这样。你还想要些什么呢？

        安迪一直都在谈论波多黎各人，说他们是唯一知道如何在这个他妈的小气城市里生存的人。是该死的荷兰人和英国佬而不是西班牙人沿着哈德逊河上行，这真是个悲剧。我们要午休，伙计，我们要色彩，不要《一袭灰衣万缕情》。如果他有办法，就会贷款给每一个申请汽车贷款的波多黎各人。这样，你就会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看到他们擦洗自己的新车，从棕色纸袋里拿出啤酒来喝，欣赏提托，和人行道上扭着屁股、穿着透明宽松大领衬衫、圆形耶稣图案栖息在乳沟间的女孩们调情。这难道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吗？

        办公室里的女人们嘲笑安迪说话的样子，叫他安静，因为她们想干完活儿后赶快离开，家里还有丈夫和孩子等着呢。

        要是能早点干完活儿，我们就去喝啤酒。他告诉我为什么自己三十一岁了还在纽约大学学习哲学。他打过仗，不是在朝鲜，而是欧洲的大战役。因为一九四五年春战争结束前不光彩的退伍，他不得不在这该死的银行上晚班。这难道不让人不快吗？

        拉屎，他就是这么说的，在法国壕沟里好好地静静地拉泡屎。都擦好屁股准备扣扣子了，可该死的中尉和军士来了。中尉什么也没做，径直走到安迪面前，指控他和那只几英尺外的绵羊发生了变态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安迪承认中尉有权匆忙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在提上裤子之前，安迪那玩意儿硬了起来，使得他很难提起裤子。虽然他痛恨任何军官，但还是觉得解释一下会有所帮助。

        嗯，中尉，我也许操了那只绵羊，也许没操，但有趣的是你特别关心我，还有我和那只绵羊的关系。现在是战争期间，中尉。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在法国壕沟里拉泡屎。在视线水平高度处，有一只绵羊。我十九岁了。自从高中班级舞会以来，我就没有做过爱。一只绵羊，特别是一只法国绵羊看上去很有诱惑力。如果我看上去像是要跳到那只绵羊身上，你是对的，中尉。我是想，但我没有。你和军士打断了一场美丽的关系。我以为中尉会笑，但他说我是一个该死的撒谎者，我身上写满了绵羊。我倒是希望自己满身都是绵羊，做梦都这么想，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他的话是那么不公平，我推了他一下。我没有打他，只是推了他一下。接下来，天啊，他们用各种防身武器打我的脸：手枪、卡宾枪、M1来复枪。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被送到了军事法庭。法庭上，一个喝醉了酒的上尉为我辩护。他在私下里告诉我，我是个让人讨厌的绵羊嫖客，为自己不能站在另一方指控我而难过。他父亲是来自蒙大拿州的巴斯克人，那儿的人敬重绵羊。我至今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因为对军官进行人身侵犯还是操了一只绵羊而蹲了六个月的军队监狱，出来后的结局就是不光彩的退伍。发生了那么一件事之后，你最好还是到纽约大学学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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