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塔回来了。她给我打电话，叫我看在往日时光的分上到洛基咖啡馆见面。她穿着浅色的春装外套，围着对我说晚安而不是再见时围的那条淡紫色围巾。这次见面一定是她蓄谋已久的。

        洛基咖啡馆里的所有男人都盯着她看。女伴们盯着他们看，意思是不要看其他人，看她们。

        她脱下外套，肩上披着那条淡紫色围巾坐了下来。我心跳得厉害，都不会说话了。她要了杯不加冰加柠檬皮的马提尼酒，而我要了杯啤酒。她对我说，和别人一起私奔是个错误，但是他成熟并打算安顿下来，而我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住在格林威治村里简陋小屋的单身汉。可是，很快她就意识到她爱的人是我。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异，但是我们们可以消除这些差异，特别是我们安顿下来并结婚的话。

        当她提到婚姻，我心里有一种别样的刺痛，担心自己将永远不能再拥有那种在纽约四处看看的自由生活，那种坐在巴黎咖啡馆喝酒写小说，和渴望激情的别人的妻子，以及美丽富有的美国女人睡觉的生活。

        如果我和艾伯塔说这些，她就会说：哦，快点长大吧。你都二十八，快二十九了，已经不是他妈的垮掉的一代了。

        当然，我们谁也不会在重修旧好的时候这么说，特别是在我不安地觉得她没有错，我可能真的像我父亲那样是一个流浪汉的时候。虽然当老师已经一年了，我还是忌妒那些能坐在咖啡馆和酒馆里参加各种聚会的人。聚会上有艺术家和模特，还有在角落里从容而低声地演奏的小型爵士乐队。

        和她讲任何有关我的自由梦的事没有用。她会说：你是个老师，你下船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就不该再做梦了。继续吧。

        有一次在罗得岛，我们为了某件事争吵。佐伊奶奶说：你们都是好人，但在一起时就不是了。

        她不会来我在冷水公寓的那个简陋小屋，也不让我到她那儿去。她父亲因为和妻子斯特拉之间的裂痕得在她那儿待上一小段时间。她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我们使劲地看着对方，她流泪了，我却为她看到我的红眼睛和眼屎而羞愧。

        去地铁的路上，她说几星期后学期结束，她要到罗得岛和奶奶住上一段时间，同时梳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她知道天空中传来一个问题：我会被邀请吗？答案是不。这个时候，我不受奶奶欢迎。她和我吻别，说会很快给我打电话。当她消失在地铁里后，我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徘徊在对她的渴望和自由生活的梦想之间。如果我不适应她想要的生活方式：干净、有条理、受人尊敬，我就会失去她，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样的人了。在爱尔德国或者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向我投怀送抱。我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讲我在慕尼黑度过的那些周末，在那儿，我和德国最下等的妓女交往过；也不能讲自己十四岁半那年在利默里克一张绿沙发上和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寻欢作乐的事。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秘密和羞耻。艾伯塔能和我发生关系，真是个奇迹。如果我还有什么信仰，就该去忏悔，可是上哪儿找一个能听完我的罪孽而不厌恶地举起双手，将我送到主教那儿或梵蒂冈某个为倒霉蛋预留的地方的神甫呢？

        受益金融公司的人说：我听出口音了吗？他告诉我他父母来自爱尔兰的哪个地方，还说他计划亲自到那儿去看看，尽管带着六个孩子，会很困难。哈哈。他母亲来自一个拥有十九个孩子的家庭。你能相信吗？他说。十九个孩子。当然，死了七个，但是天哪，故国早先时候就是这样。他们拥有的孩子和兔子一样多。

        那么，回到贷款申请上来。你想借三百五十美元回故国一趟，嗯？你已经，嗯，六年没有见到你的母亲了？那个人祝贺我能想到去看自己的母亲。现在，太多的人忘记自己的母亲了。但不会是爱尔兰人。不，不会是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母亲。忘记母亲的爱尔兰人不是爱尔兰人，应该被开除，他妈的。对不起，迈考特先生，我说脏话了。我知道你是个老师。为此，我崇拜你。那一定糟糕得难以忍受，班级很大，收入不高。是的，我只能看看你的申请，知道你收入很低。真不知道靠那点收入你怎么生活。我很抱歉地告诉您，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导致这份申请出现障碍的问题所在：低收入和没有任何担保品，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总公司那些人会对这份申请摇头，但是我会促成它，因为你有两大优势：你是一个想到故国看母亲的爱尔兰人，你是一个将全部精力都扑在职业高中工作上的老师。正如我所说，我要为你反复斟酌这份申请。

        我对他说，七月我会到仓库排队等待分配工作，以替代休假的员工，但这对受益金融公司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有证据证明工作的稳定性。那个人建议我不要说寄钱给我母亲的事，出现任何可能威胁我每月还贷的情况，总公司的人都会摇头。

        那个人祝我好运。他说，和自己的同胞交往，真开心。

        贝克尔和威廉斯仓库的平台领班看上去很吃惊。上帝啊，你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当了个老师或什么该死的。

        是的。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需要钱。老师的工资不能和贵族的俸禄相比。

        你应该待在仓库或者开卡车什么的，就会赚钱，不用和那些他妈的毫不在乎的孩子较劲了。

        接着，他问道：你过去没和帕迪·麦戈文那个家伙混吗？

        帕迪·阿瑟？

        是的。帕迪·阿瑟。太多帕迪·麦戈文了，他们得换个名。你知道他都出了什么事吗？

        我不知道。

        那个笨家伙在第一二五大街的A线地铁站台上，哈莱姆区，你知道的。他到底在哈莱姆区干什么呢？找一些黑鬼。所以，和其他人一样，他在站台上站烦了，决定到铁轨上去等地铁。在那该死的铁轨上，要避开第三条铁轨。站在第三条铁轨上，你就会被杀死。他点了根烟，脸上挂着那愚蠢的微笑站在那儿，直到A线地铁到来，结束了他的烦恼。我听到的就是这些。那个笨家伙到底是怎么了？

        他一定喝酒了。

        他当然喝酒了。该死的爱尔兰人总是在喝，但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爱尔兰人会在铁轨上等地铁。你的朋友帕迪总说他还要回去，他会攒够钱回到故生活。看看发生了些什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你是怎么想的？

        有些人应该待在原来的地方。这个国家会让你发疯。它让生在这儿的人发疯。你怎么没疯？也许你是疯了，嗯？

        我不知道。

        听我说，孩子。我是意大利人，也是希腊人。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是我对年轻的爱尔兰人的建议就是：离酒远点。这样你就不会到铁轨上等地铁了。你明白我的话了吗？

        我明白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在以前小酒馆厨房的洗碗工中见到了一个人：安迪·彼得斯。他看到了我，对我说：等会儿，尝尝肉糕和土豆泥。一会儿他就下班了，坐在我旁边的柜台高凳上，问我觉得肉汁怎么样。

        不错。

        耶，我做的。这是我实习时做的肉汁，其实我是这里的洗碗工，但是厨师喝醉了，让我来做肉汁和色拉，尽管这儿点色拉的人不多。码头和仓库里的人认为色拉是给奶牛吃的。到这儿洗碗，我就可以思考，完成那该死的纽约大学的课程。我需要清理一下头脑。我喜欢做一份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的工作。我一家家酒店走过去，提出干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的活儿，但总是要填表格，要该死地调查我的过去，泄露我曾因没有和一头绵羊交媾而不光彩地从部队退役这件事，扼杀用吸尘器打扫卫生这份工作。你在法国一条壤沟里拉屎，你的人生就毁了，直到碰到一个重回美国最底层生活的伟大方法：洗碗。看看我的速度，哥们儿，我会成为洗碗工的领袖。他们会惊讶地眨着眼睛，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之前，我就成了色拉工。我是怎么做到的？从城外餐馆的厨房里学习来的。我被提升为色拉工，助理厨师。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调味汁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调味汁啊，调味汁可是法式大餐中他妈的最伟大的成分。美国人痴迷它。所以，看看我的风格，弗兰基男孩，扬起双眉惊讶地看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安德烈·皮埃尔，正确的法语发音，调味汁师傅之神，锅、盘和球型搅拌器行家，在各种电视脱口秀节目中侃侃而谈。如果我把每一头法国绵羊都操了，也没有人会在乎。特级餐馆里，人们发出“嗬”、“啊”的感叹声，恭维大厨，也就是我。我将应邀来到他们的餐桌旁，这样他们就可以神气十足地对待戴白帽子系围裙的我。当然，我会不小心说出自己离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只有一步之遥。住在派克大街的女人们会邀请我去做客，咨询调味汁的制作方法和意义。男人们在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我却在和他们的妻子一起练习做调味汁。

        他停了一会儿，问我在做什么。

        教书。

        我曾经害怕教书。我还以为你想当个作家呢。

        我想当作家。

        那？

        我得谋生。

        你掉入那圈套了。我求你，不要掉入那圈套。我自己差点掉进去。

        我得谋生。

        你永远无法边教学边写作。教学是个坏女人记得伏尔泰吗？完善自我。

        我记得。

        卡莱尔呢？赚钱，忘了这世界。

        我正在谋生。

        你快要死了。

        一个星期后，他离开了那家小酒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靠着受益金融公司的贷款和仓库的工资，我能够到利默里克待上几个星期。飞机下降，沿香农河港到达机场，心情依旧和从前一样。河水泛着银光。除了太阳晒到的地方呈现翠绿色，绵延的田野一片暗绿。这时我最好坐在窗户边，以防自己流泪。

        母亲在机场，还有阿非和一辆租来的车。前往利默里克的路上，早晨的空气凊新而湿润。她告诉我马拉奇带着妻子琳达回来过。他们开了一个多么疯狂的聚会啊！马拉奇跑到田野上骑回来一匹马，想把马牵进屋。大家对他说房子不是给马住的。那天晚上大家喝了很多啤酒，不光是啤酒，还有私酿的威士忌。那是从乡下一个人那儿拿来的。全仗好运，警察没有靠近那房子，私藏私酿威士忌酒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把你投入利默里克监狱。马拉奇说她和阿非或许可以在圣诞节期间到纽约玩玩。那不是很棒吗？我们都在一起了。

        他们在街道上迎接我，说我看上去不错，总是更像一个美国佬。艾丽斯·伊根辩解道：弗兰基·迈考特一点也没变，一点也没有。没错吧，弗兰基？

        我不知道，艾丽斯。

        你一丝美国口音都没有。

        利默里克的朋友都不在了，要么去世了，要么移民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我可以整天在母亲的房子里看书，可是为什么我要一路从纽约赶过来坐在这儿看书呢？我可以整晚坐在酒馆里喝酒，但是在纽约，我也可以这么做。

        我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走到父亲曾经不停走过的乡村。人们都很有礼貌，但是都在工作。他们有家庭，而我是个来访者，一个回家的美国佬。

        是你吗，弗兰基·迈考特？

        是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上星期。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下星期。

        真棒。相信你可怜的母亲一定很高兴见到你回家。希望到时候天气不错。

        他们说：我想你注意到利默里克的变化了吧？

        哦，是的。汽车多了，流鼻涕和膝盖结痂的人少了。没有光着脚的孩子了。没有披着方形披巾的妇女了。

        上帝，弗兰基·迈考特，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他们会观察我，看我是不是摆架子，如果是，就会修理我。可是我没什么可显摆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个老师时，他们似乎很失望。

        只是个老师。上帝在上，弗兰基·迈考特，我还以为你现在是个百万富翁了呢。你弟弟马拉奇不是带着他那当模特的漂亮妻子到这儿来过吗？他不是演员吗？

        飞机冲着西边的太阳飞去。金黄色的阳光照亮了香农河。虽然我很高兴能回纽约，却几乎不知道自己属于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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