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那年，我和艾伯塔·斯莫尔结婚，开始在布鲁克林大学攻读英语文学专业的文学硕士学位，这个学位可以帮助我获得提升、赢得尊重、增加工资。

        为获得学位，我写了一篇关于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的论文。他是一名医生、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智者、运动员、牛津的喝酒高手、传记作家、参议员、詹姆斯·乔伊斯（主要）的朋友。詹姆斯·乔伊斯在中把他塑造成巴克·马利根，从而使他闻名全球。

        我的论文题目是“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评论性研究”。论文本身没什么可评论的。我选择戈加蒂是出于对他的崇拜。如果我读过他的作品并撰写关于他的文章，他的某些魅力、天赋和学识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我也许会拥有他的某些干劲和才能，还有他那浮华的神态。他是都柏林人，我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样，成为一个温文有礼、嗜酒如命、擅长写诗的爱尔兰人。我会成为一个纽约人。我会在喧闹声中支张桌子，用歌曲和故事掌控格林威治村的酒吧。在狮头酒吧，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威士忌，让自己有勇气变得引人注目。酒保建议我喝慢点。朋友们说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们把我拖出酒吧，塞进计程车，付给司机钱，并告诉他径直将我送到我位于布鲁克林的家。我试着用戈加蒂式的诙谐口吻和艾伯塔交谈，但是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安静点。我想成为戈加蒂式人物的努力带给我一种非常痛苦的后遗症，以至于我跪下来请求上帝将我带走。

        朱利安·凯教授接受了我的论文，尽管它“风格啰唆、一本正经，并且和戈加蒂这个主题相冲突”。

        在布鲁克林大学，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喜欢的教授，是研究叶芝的学者莫顿·欧文·塞登。他戴着蝶形领结，可以连着三个小时讲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或乔叟或马修·阿诺德。这些材料他都烂熟于胸。他讲课以给大脑空空的学生灌输知识。不管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到他的办公室见他。他不会浪费课堂时间。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关于叶芝的博士论文，还有一本名叫《仇恨的悖论》的书。在书中，他认为犹太人的性行为是德国反犹主义的一个主要起因。

        我听了他讲授的英国文学史一年，从《贝奥武甫》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勇者到发愁者。你会发现他希望我们知道并理解英国文学和英语如何发展变化。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像医生了解人体那样了解文学。

        他所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闻，这就是无知和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好处。我对英国文学只有零星的了解，但是和塞登一起真是扣人心弦。我们一个作家接着一个作家、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走过来，中途停下来仔细看一看乔叟、约翰·斯克尔顿、克里斯托弗·马洛、约翰·德莱顿、启蒙运动、浪漫主义作家、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一直到二十世纪。塞登朗读经典段落，解释英语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中古英语再到现代英语的发展过程。

        听了这些课后，我为地铁里的人们感到遗憾。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的东西。我急着想回到自己的教室，告诉我的学生几个世纪以来英语的演变轨迹。我试着通过阅读《贝奥武甫》里的篇章来证明英语的变化，但是他们说：不，那不是英语。你以为我们是傻瓜吗？

        我试着模仿塞登优雅的风格给我那班水暖工、电工和汽车技工讲课，但是他们瞪着我，好像我神经错乱了似的。

        教授们可以在教室里尽情地讲课，从不用担心遭到反驳或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我羡慕那种生活。他们从来不需要叫人坐下，打开你们的笔记本，不，你不能获得出入证。他们从来不需要劝架。必须按时完成作业。没有借口，先生或女士，这里不是高中。如果你觉得不能跟上课程，你可以退课。借口是给孩子们用的。

        我羡慕塞登，羡慕大学教授。他们一周上四节或五节课，我得上二十五节；他们有绝对的权威，我得自己去争取权威。我对妻子说：明明可以过大学教授那种轻松生活，我为什么要和这些喜怒无常的少年较劲呢？以那种随意的方式步入教室，点点头认可他们的存在，对着教室后面的墙或者窗外的树讲课，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些难以辨认的板书，宣布下一篇要写的文章（七百字，关于狄更斯《荒凉山庄》中金钱的象征意义），这样难道不是很惬意吗？没有抱怨，没有挑战，没有借口。

        艾伯塔说：哦，不要嘀嘀咕咕的，快去拿个博士学位吧，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大学小教授。可以去哄哄大学二年级女生。

        艾伯塔参加教师资格证书考试时遇到了艾琳·达尔伯格，并把她带回家吃晚饭。艾琳踢掉鞋子，坐在长沙发上，边喝酒边和我们谈她和丈夫爱德华的生活。他们住在马略卡，但是她时不时回到美国教书赚钱以维持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她说爱德华很有名，但是我没说话，因为我记得只在埃德蒙·威尔逊关于工人阶级作家的随笔中见过他的名字。艾琳说他将在几个月后从西班牙回来，到时她将邀请我们过去喝一杯。

        第一眼见到爱德华·达尔伯格，我就不喜欢他，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对见到作家、对进入美国文学界的社交圈很紧张。

        艾伯塔和我前去拜访的那个夜晚，他坐在靠窗角落里的一把很大的扶手椅上，面对着半圈崇拜者。他们谈论图书，询问他对于各个作家的看法。他挥了挥手，简单地讲了讲二十世纪的每一个作家（他自己除外）：海明威写的是“幼儿语”，福克纳“一堆烂泥”，乔伊斯的是“都柏林粪便中的跋涉”。他要求每个人回家看一些我从没听说过的作家写的书：索伊托尼厄斯、阿纳赞格罗斯、托马斯·布朗爵士、尤斯比厄斯、沙漠之父、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和伦道夫·伯恩。

        艾琳介绍了我：这是弗兰克·迈考特，来自爱尔兰。他教高中英语。

        我伸出手，但是他就让它悬着：哦，还是个高中生，是吗？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真想给这个没礼貌的狗杂种一拳，但是我什么也没做。他笑了笑，对艾琳说：我们的朋友给聋哑人教英语吗？在达尔伯格家族中，教书只是女人干的活。

        我很困惑地退回椅子边。

        达尔伯格有个大脑袋，几缕灰色的头发粘在秃秃的脑门上。一只眼睛在眼眶里一动不动，另一只快速转动，干着两只眼睛的活儿。他有一个大鼻子和一撮性感的小胡子。他笑起来的时候，白色的假牙一闪，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

        他意犹未尽，转过一只眼睛看着我：我们的高中生读书吗？他读些什么书呢？

        我满脑袋搜索最近读过的东西，一些可能取悦他的著名的东西。

        我在读肖恩·奥卡西的自传。

        他让我痛苦了一会儿。他用手捂着脸，嘟囔着说：肖恩·奥卡西。请给我念一段。

        我的心怦怦乱跳。那半圈崇拜者在等着。达尔伯格抬了抬头，好像在说“好吗”。我口干舌燥。我无法从奥卡西的自传中找到可以和达尔伯格引用过的古代大家们的巨作匹配的段落。我含糊地说：嗯，我喜欢奥卡西，因为他用很自然的方式描写自己在都柏林的成长经历。

        他冲着他的崇拜者微笑，再次让我痛苦了一番。他冲我点点头：我们的爱尔兰朋友说他自然的写作方式。如果你崇拜所谓的自然写作，你可以仔细查看一下公共厕所的墙壁。

        崇拜者笑了。我的脸一阵发烫。我脱口而出：奥卡西从都柏林的贫民窟一路奋斗而来。他是个半盲人，他是……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他在任何时候都和你一样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肖恩·奥卡西，谁听说过你？

        为了做给崇拜者看，他摇了摇头。他们也一致摇了摇头。他对艾琳叫道：让你的高中生离开我的视线。他在这儿不受欢迎，尽管我欢迎他那迷人的妻子留下。

        我跟着艾琳到卧室取回外套。我为自己惹了麻烦而向她道歉，又为自己的道歉而瞧不起自己，但是她一直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客厅里，达尔伯格亲昵地抚摸艾伯塔的肩膀，对她说他毫不怀疑她会是个好老师，并希望她能再次来访。

        我们俩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地铁回布鲁克林。我很困惑，弄不明白达尔伯格为什么那样做。他想让陌生人丢脸吗？为什么我不能忍受呢？

        因为我连鸡蛋壳般的自信也没有。他六十岁，我三十岁。我像是一个来自野蛮世界的人，在文学界从来不会放松情绪。我很茫然，又太无知，不属于那一堆称达尔伯格为文学界名人的崇拜者。

        我很气馁，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发誓再也不见那个人了。我要放弃这份没有前途、不会赢得人们尊敬的教书工作。我要干一份兼职工作，用一生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书，参加类似的聚会，引用并背诵文章，和达尔伯格及其崇拜者之类的人比个高低。艾琳邀请我们回去，现在达尔伯格很有礼貌，而我有足够的谨慎和智慧听从他的话，开始适应追随者的角色。他总是问我在读什么书，而我动不动就提到希腊人、罗马人、神甫、米盖尔·德·塞万提斯、伯顿的《忧郁的剖析》、爱默生和梭罗，当然还有爱德华·达尔伯格，好像我现在什么也不做，只是整天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读啊读，等着艾伯塔为我端上晚饭并按摩我可怜的脖子。要是谈话变得沉闷或者危险，我就会从他的书中引用些词句，直到他面露喜悦、脸色变得柔和起来。一个掌控着聚会并四处树敌的人能够这么轻易就听信阿谀奉承，这让我很吃惊。我有足够的智慧想出一个不让他在椅子上抓狂的策略，这也让我很惊讶。我正学着保持缄默，接受他的虐待，因为我认为自己也许会从他的学识和智慧中有所获益。

        我羡慕他作为作家的生活。我太胆小了，不敢冒险做这样的梦。我崇拜他或者任何走自己的路并坚持自己立场的人。即便我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可是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刚下船的新移民。当他抱怨作家的艰难生活和每天伏案工作的痛苦时，我想说：哦，我才痛苦呢！达尔伯格。你所做的就是上午坐在那里敲几个小时打字机，余下的一天就是看书，而艾琳会守候在近旁，关照你的每个需求。你一生中从未干过一天苦力。给一百七十个少年上一天课就会让你跑回平静的文学生活。

        我偶尔同他见面，直到他于七十七岁那年在加州去世。他会邀请我吃晚饭，让我带上我的母猎狗。字典上说我的母猎狗就是我的女人。我意识到他对我的女人的兴趣要大过对我本人。当他建议我们夏天一起开车周游全国时，我知道他想干什么，那就是和艾伯塔一路纵情玩乐。这个聪明人会想办法把我支开去办件微不足道的事，而他就会像蛇一样伸开盘着的身体，从他的树下游出来。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他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吃晚饭。得知我们那晚没空，他说：我的好爱尔兰朋友，我该怎么处理已经买来的食物呢？我说：吃了它吧。不管怎么说，那是你的一贯行为。

        这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回答，但却是最后的话语。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我在麦基职高任教八年。期间的每年六月，英语部的老师都会在一间教室里集会，阅读、评估并批改纽约州英语校务委员会出的试卷。麦基职高仅有一半学生能通过这项考试，另外一半则需要帮助。我们试图将不及格者的分数从五十多分提到及格分，也就是委员会批准的六十五分。

        对于答案非对即错的多项选择题，我们无能为力。但在关于文学和普通话题的问答题上，我们帮得上忙。孩子们只要参加考试就可以得分。当然，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来，他可能会在别的某个地方惹上麻烦或打扰别人。他露了面，展示了无私的品行，理应得到三分。他的文章清楚易读吗？是的。再给两三分。

        这个孩子在班上惹老师生气吗？嗯，也许偶尔有一两次。是的，但那可能是受人挑拨。另外，他父亲，一个反抗犯罪集团、后因种种困难而去了戈瓦纳斯运河的码头工人去世了。再给这个父亲在戈瓦纳斯运河去世的孩子加两分。我们让那分数及格了，是不是？

        这个学生运用段落了吗？哦，是的，看看他如何缩格书写，这孩子是首行缩格的专家。这儿显然有三个段落。

        他的段落中有主题句吗？嗯，你知道，你可以说第一个句子就是主题句。好了，因为主题句再给他三分。那么，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六十三分？

        他是个好孩子吗？哦，那当然。在班里乐于助人吗？是的，他为社会研究课的老师清理黑板擦。在楼道里有礼貌吗？总是说“早上好”。看看这个，他的文章题目是“我的国家；对或错”。这不是很有道理吗？文章题目选择得相当脱俗。我们难道就不能因为他选择爱国题材而给他提三分吗？就不能因为他用了分号（即便在那个地方应该用冒号）而给他提一分吗？那真的是分号吗？还是纸上落了个脏东西？这个学校的有些孩子甚至不知道有冒号，而且也不在意。如果你站在那儿告诉他们冒号和它的小表弟分号之间的区别，他们就会提出要出入证。

        为什么不再给他提三分呢？他是个好孩子。他哥哥斯坦在越南。他父亲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在轮椅上度过一生。哦，为这个孩子拥有一个坐轮椅的父亲和一个在越南的哥哥而再给他一分。

        这样，他就六十八分了。六十八分不太可能引起那些在奥尔巴尼审查这些试卷的人的怀疑。当上千份卷子从全州各地蜂拥而至时，他们不可能每一份卷子都看。另外，即便有问题，我们老师也会肩并肩地保卫我们的评分系统。

        让我们去吃午饭吧。

        辅导员比伯斯坦先生说，如果我对付孩子时有困难，就告诉他，他会处理。他说在这种制度下，新老师被人瞧不起，或者更糟。你得靠自己在人世间沉浮。

        我从未告诉过他我与学生打交道中遇到的任何困难。学生们之间传着这么一句话：嘿，那个新老师，迈考特先生。他会把你送到辅导员那儿去。接下来，他就会给你爸爸打电话。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比伯斯坦先生开玩笑说我一定是个好老师，和孩子们相处得那么好，以至于我从来没往他的办公室送一个人。他说那一定是因为我的爱尔兰口音。你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女孩子喜欢你的口音。她们告诉我这个，所以可别把它荒废了。

        当我们和新的工会（教师联盟）一起罢课时，比伯斯坦先生、托夫森先生和艺术老师吉尔菲妮小姐越过了纠察线。我们冲他们大喊：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但他们过去了，吉尔菲妮小姐哭了。越过纠察线的老师比站在纠察线内的年纪大。他们可能曾经是老的教师工会的成员。那个工会在麦卡锡政治迫害年代被解散了。他们不愿意再次被人迫害，即便我们罢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工会得到认可。

        我同情那些年纪较大的老师。罢课结束后，我想为我们冲他们大喊大叫的方式向他们道歉。在我们的纠察线内，至少没有一个人像其他学校的人那样喊“工贼”。可是，在麦基高中，还是出现了紧张的气氛和分裂的局面。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和那些越过纠察线的人做朋友。在当老师之前，我曾和酒店工人工会、卡车司机和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一起冲击纠察线。我还因为仅仅和工会组织者说了句话而被一家银行解雇。有很多警告，没有人敢于不理睬这些警告。越过这条线吧，伙计。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我们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儿上学。

        在老师的纠察线内，我们绝不会说那样的话。我们是专业人员：老师、大学毕业生。罢课结束后，我们在教师自助餐厅冷冷地对待工贼。他们在餐厅的另一头一起吃饭。有一段时间，他们基本上不去餐厅，我们这些教师联盟的忠实成员完全占据了那个地方。

        在楼道里相遇时，比伯斯坦先生很少对我点头示意，也不再提出要帮我解决难对付的孩子。有一天，他叫住我，怒气冲冲地说：芭芭拉·萨德勒是怎么回事？我大吃一惊。

        你什么意思？

        她到我办公室说你鼓励她上大学。

        没错。

        没错？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建议她上大学。

        我要提醒你，这是所职业技术高中，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这些孩子要投身各行各业，孩子。他们没有为上大学作好准备。

        我对他说，芭芭拉·萨德勒是我五个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她写得一手好文章，读了很多书，参加班级讨论。如果我这个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领执照老师都可以上大学，她为什么不能这么想呢？没有人说她必须成为美容师、秘书或别的什么。

        年轻人，你在给孩子们灌输一些他们不应该拥有的想法。在这儿，我们都很现实，而你带着些疯狂而愚蠢的念头闯了进来。我要和她谈谈，纠正她的想法。如果你能放弃你的原有观点，我会不胜感激。教你的英语吧，把辅导工作交给我。他转身离开，但又扭过头来。这和芭芭拉是个漂亮的金发女孩无关，是不是？

        我真想说些脏话。工贼这个词在脑海中冒了出来，但是我保持沉默。他从我身边走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这是因为罢课吗？还是真的因为芭芭拉？

        他在我的信箱里放了张贺卡：

        “一个人能做到的一定比他知道的多，但是你最好先确认他知道什么。不要制造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祝好！弗格斯·比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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