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弟弟阿非打来电话，说贝尔法斯特表弟那儿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我们的父亲马拉奇·迈考特那日凌晨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去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阿非用了令人伤心这个词，这无法描述我的心情。我想到了艾米莉·狄更生的诗句：巨痛后的肃穆。

        我肃穆，但是没有巨痛。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我成了孤儿。

        长大后的阿非曾出于好奇、爱，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去看过我们的父亲。他想见见那个在我十岁、他还不到一岁时就将我们抛弃的父亲。现在，阿非说，他要乘当天晚上的飞机去参加第二天的葬礼。他在电话里暗示你不来吗？

        那比“你来吗”要温柔，少了点命令的语气，阿非明白自己和三个哥哥——弗兰克、马拉奇、迈克尔那纠缠不清的情感。

        来吗？为什么我要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参加一个到英格兰工作却将每一分钱都用来喝酒的人的葬礼呢？如果我母亲还在世，她会去参加一个让她贫困潦倒的人的葬礼吗？

        不，她或许不会亲自去参加，但是她会叫我去。她会说不论他对我们做过什么，他的缺点是种族的诅咒，而父亲只死一次，只葬一回。她会说他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父亲。我们怎么能去评判呢？那是上帝的事。出于善心，她会点根蜡烛，为他祈祷。

        我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希望自己能明白为什么要去。

        我们开车从机场经过贝尔法斯特混乱的街道：装甲车，军事巡逻车，被拦住推到墙边搜身的年轻人。表弟说现在平静了，但随便什么地方都会有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扔的炸弹，你会以为自己身处世界大战。没有人还能记得正常情况下上街是什么样了。如果出去买磅黄油，你可能就会少条腿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有一次，他们说最好不要再谈这个了，有朝一日会结束的，他们都可以悠闲地出去买黄油，或者只是散散步。

        我表弟弗朗西斯迈克罗里带我们去看我们的父亲。他躺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棺材里。我们驱车来到殡仪馆，我意识到自己是长子，是主悼者，所有的表弟表妹都在看我。有些人我几乎记不得了，有些人从来都不认识，这些姓迈考特、迈克罗里、福克斯的人。父亲还健在的三个姐妹，玛吉、伊娃和科莫格尔嬤嬤——她成为修女之前名叫莫亚——也在场。另一个姑姑维拉生病了，无法从牛津赶过来。

        阿非和我，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的幼子和长子，跪在祈祷椅上。姑姑和表弟表妹们看着这两个远道而来参加葬礼的人，当然想弄明白我们是不是伤心。

        父亲蜷缩在棺材里，牙齿没了，脸耷拉着，身上穿着一件他生前不屑穿的黑色高级西服，系着一个生前不屑系的白色丝质蝶形小领结，这怎么能让人伤心？这些让我突然觉得在看一只海鸥，不禁暗自发笑，身子开始摇晃。我晃得那么厉害，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阿非）一定认为我伤心得无法自控。

        一个表弟碰了碰我的肩膀。我想说谢谢，但是我知道如果把手从脸上移开，就会放声大笑，而且笑得很厉害，所有人都会震惊，把我永远逐出这个家族。阿非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站了起来。我忍住笑，擦干笑出来的眼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站起来面对这间死人的小房子周围那些伤心的表情。

        殡仪馆外面，贝尔法斯特的夜晚，我抱着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的姑姑们，流泪了。哦，弗朗西斯，弗朗西斯，阿非，阿非。他爱你们，他真的爱你们。哦，真的。他一直念叨你们的事。

        哦，他真的爱我们，伊娃姑姑，玛吉姑姑，科莫格尔嬤嬤姑姑，他在三个国家多次为我们举杯。不是我们想在这个时候哭哭啼啼，抽抽搭搭，毕竟，这是他的葬礼。如果我能当着父亲，那只棺材里的海鸥的面忍住不笑，就一定能在三个可爱的姑姑和众多表弟表妹们面前保持点尊严。

        我们四处转悠了一下，准备驱车离开，但是我得回到父亲那儿，为了让自己高兴，也是为了告诉他，如果我不冲着海鸥暗自发笑，堆积成山的往事就会让我的心脏爆裂。他离开家，让我们满怀希望地相信钱很快就会从英格兰寄来的那一天的情景；母亲守在火炉边等着那永远不会寄来的钱，不得不向圣文森特保罗协会乞讨的往事；弟弟们问可不可以再来一片烤面包的记忆，所有这些都是你干的，爸爸。虽然我们，你的儿子们，摆脱了困境，但是你让我们的母亲遭受了一生的不幸。

        我只能再次跪在他的棺木前，回忆利默里克那些炉火燃烧的清晨。他轻柔地说着话，担心吵醒我的母和弟弟们，对我讲爱尔兰的苦难，以及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伟大事迹。那些清晨时光都是无价之宝，现在变成了棺木前的三声“万福马利亚”。

        第二天，我们将他葬在一座俯瞰贝尔法斯特的小山上，神甫做祈祷。当他把圣水洒在棺木上的时候，城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了枪声。他们又打起来了，有人说。

        我们的表妹特里萨·福克斯和丈夫非尔在家里举行了聚会。大家谈到了白天发生的事。电台报道说三个试图穿过英军路障的爱尔兰共和军军人被士兵开枪打死了。在另一个世界，我父亲艳羡不已的人，三个爱尔兰共和军军人为他保驾护航。他会忌妒他们离开人间的方式。

        我们喝茶，吃三明治。菲尔拿出一瓶威土忌，开始讲故事唱歌，因为在埋葬逝去亲人的那一天，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父亲去世那一年，一九八五年的八月，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到她最后的安息地，利默里克市郊芒戈雷特大教堂的墓地。我弟弟马拉奇和妻子戴安娜，以及他们的儿子科马克在场。我十四岁的女儿玛吉也在场，还有利默里克的老邻居以及纽约的朋友们我们轮流把手伸进从新泽西火葬场带来的锡质骨灰瓮，将安琪拉的骨灰撒在希恩、吉尔福伊尔和格里芬家族的墓地上，看着微风将她那白色的骨灰吹散，在祖先灰色的坟墓周围扬起旋涡，穿过黑暗的大地。

        我们说了声“万福马利亚”，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已经脱离了教会，但知道对于她和我们自己来说，在神甫的祈祷下葬在这个古老的大教堂是种安慰和尊严，是对一个七个孩子的母亲恰当的追思。

        我们在通往巴里那库拉的一家路边小酒馆吃午饭。看着我们吃饭、喝酒和大笑的样子，你绝不会知道我们刚把母亲的骨灰撒了。她曾经是温布里剧院一名伟大的舞蹈家，因为唱了一首好歌而一举成名。哦，要是她能喘过气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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