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克林区纽约社区学院一星期上九小时的课，要比在麦基职高一星期上二十五小时的课容易得多。班级规模小，学生年龄大。没了那些高中老师不得不处理的问题，例如上厕所通行证、学生对作业的抱怨、批改大量作业。这些作业都是除了创造新形式的作业就无所事事的官僚们创造出来的。我可以到华盛顿·欧文高中夜校教课或者到苏厄德公园高中和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当代课老师，以此来弥补工资的损失。

        这所社区学院的英语系主任问我是否愿意教一个教学辅助人员组成的班。我说愿意，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教学辅助人员。

        我发现第一个班里有三十六名妇女，大多是非洲裔美国人，还有少量西班牙裔美国人，年龄在二十出头到五十多快六十之间不等。她们是小学的助理教师，在政府的帮助下，现在上了大学，将获得专科的准学士学位，或许还会继续接受教育。这样，有朝一日，她们也许会成为合格的老师。

        那个晚上几乎没有什么教课的时间。在我让妇女们为下节课写一篇自传式小短文后，她们就收起自己的书，鱼贯而出了。她们心里惴惴不安，对自己、对彼此、对我都没有信心。我是教室里皮肤最白的一个人。

        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她们的情绪还是一样，除了一名趴在桌子上抽泣的妇女。我问她怎么了。她抬起头，脸上还挂着泪珠。

        我把书弄丢了。

        哦，嗯，我说，你会再得到一套书的，只要到英语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就行了。

        你是说我不会被扔出学校？

        不，你不会被扔出学校。

        我想拍拍她的头，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拍一名丢了书的中年妇女的头。她笑了，我们都笑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向她们要作文，说我会大声朗读几篇，但不会用她们的真名。

        她们的作文都很呆板。朗读作文的同时，我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常见的拼写错误的单词，建议她们改变文章结构，并指出语法错误。她们的文章都干巴巴的，而且冗长乏味。我建议女士们写作要简洁明了。下一次作业，可以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事。她们看上去很惊讶。任何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写的，我们没有任何奇遇。

        除了紧张的生活，发生在她们周围的夏日骚乱、刺杀，经常消失的丈夫，被毒品毁掉的孩子，自己日常的苦差事——家务活、工作、学校、抚养孩子——之外，她们没有什么可写的。

        她们喜欢用奇怪的单词。在一次关于青少年犯罪的讨论中，威廉斯夫人大声讲道：我的孩子不会成为那种“年经人”。

        “年经人”？

        是的，你知道的。她举起一张醒目地印着“年轻人弑母”标题的报纸。

        哦，我说。威廉斯夫人继续讲道：这些年经人，你们知道的，四处游荡，杀人，也自相残杀。我的孩子要是像那样回家，我会叫他滚出去。

        班里最年轻的妇女尼科尔将局面扭转了过来。她坐在教室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直到我问她们是否愿意写写自己的母亲。这时，她举起了手。你的母亲呢，迈考特先生？

        问题像连珠炮似的扔了过来。她还活着吗？她有几个孩子？你父亲在哪里？她是和同一个男人生的这些孩子吗？她住在哪里？和谁住在一起？她一个人住吗？你的母亲一个人住，可是她有四个儿子，怎么会这样呢？

        她们皱着眉头，表示不赞成。有四个孩子的可怜母亲不应该自己住。人们应该照顾自己的母亲，但是男人们又知道些什么呢？你永远无法告诉男人做母亲是什么感受。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美国早就分裂了。

        四月，马丁·路德·金遇刺。班级停课一星期。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侯，我原想请求她们原谅我的种族，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要她们交我布置的作文。威廉斯夫人愤怒了。看吧，迈考特先生，当他们试图烧毁你的家园的时候，你就不会坐着写什么作文了。

        六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我班上的三十六名女士搞不懂这世界到底怎么了，但是她们一致认为得坚持下去。教育是通向心智健全的唯一道路。谈起自己的孩子，她们喜形于色，而我就和她们的谈话无关了。我坐在讲台旁，她们说得热火朝天。现在她们上了大学，就有权检查孩子是不是做作业了。

        六月最后一次夜校上课进行了期末考试我看着那些俯在试卷上的黑脑袋，那二百一十二个孩子的母亲。不论她们在卷子上写了什么或者是什么也没写，没有人会不及格。

        她们做完了。最后一份卷子收上来，但是没有人离开。我问她们是不是还有课。威廉斯夫人站起来，咳嗽着说：啊，迈考特先生，我必须说，我是说我们必须说，上大学，学了那么多关于英语和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件美妙的事。我们送给你这个小东西，希望你能喜欢。

        她坐下来，哭了。我想：这个班以眼泪开始，以眼泪结束。

        礼物被传了上来，一瓶装在红黑两色盒子里的须后润肤乳。我闻了闻，差点被熏倒，但还是兴致勃勃地再次闻了一下，并对这些女士说，为了纪念她们，纪念这个班，纪念她们的“年经人”，我会永远留着这个瓶子。

        下课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坐地铁来到了曼哈顿区西第九十六大街，在街头电话亭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你想吃点心吗？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离你那儿几个街区。

        为什么？

        我碰巧到了这儿。

        来看马拉奇？

        不，看你。

        我？为什么来看我？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是我母亲。我就是想请你到外面吃点心。你想吃点什么？

        她听上去很是怀疑。嗯，我喜欢中餐馆里的大虾。

        好吧，我们就吃大虾。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吃到大虾。还是到希腊餐馆吃色拉吧。

        好吧。我们那儿见。

        她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餐馆。当我亲吻她的脸颊时，尝到了汗的咸味。

        她说她得坐上几分钟，然后才能想要吃什么。要是还没有戒烟，现在她就死了。

        她点了羊奶酪色拉。我问她是不是喜欢，她说喜欢，她可以靠这个过活。

        你喜欢那种奶酪吗？

        什么奶酪？

        山羊奶酪。

        什么山羊奶酪？

        这种白色的东西，羊奶酪，这是山羊奶酪。

        不是。

        是的。

        嗯，如果知道这是山羊奶酪，我就不会碰它了，因为我以前在利默里克的乡下被一头山羊追过。我永远都不会吃任何追过我的东西。

        这是件好事，我对她说，你从来不会被大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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