毎天早上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坐地铁就容易多了。《纽约时报》帮了大忙，有了它人们就不会认为我是那种看《每日新闻》或《镜报》的漫画的乡巴佬了，而会认为这是个穿西服、能用大词汇的人，正要去保险公司办公室做一份重要的工作。

        我也许正穿着西服，看着《纽约时报》，招来羡慕的目光，但每天还是情不自禁要犯一桩大罪：忌妒。我看见大学生。他们手里拿的书皮上写着哥伦比亚大学、福德姆大学、纽约大学、城市学院。想到自己永远也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心里就空落落的。我想走进一家书店，买些可以在地铁上炫耀的大学书皮，只是知道自己会被人发现，让人笑话。

        帕格里奥先生给我们介绍蓝十字会不同的健康险单：家庭险、个人险、公司险、寡妇险、孤儿险、老兵险、伤残险。他上课的时日候很兴奋，对我们讲：人们只要上了蓝十字会的保险，即使生病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在夏日午后，我们坐在一间小屋子里，没有窗户，烟雾腾腾，身边还有因保险费而激动不已的帕格里奥先生，我们很难头脑清醒。每个星期五，他都要考我们一下。星期一令人极为痛苦，那时，他会表扬得高分的学员，而对我这样的低分学员皱眉头。我的分数低是因为我对保险不上心。我不知道埃默是不是精神失常了，和一个保险推销员订婚。她其实可以和一个曾在欧洲司令部工作、训练过德国牧羊犬、晨报打字速度最快的人在一起。我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加入了保险行业。我都要疯了。这么待我，她开心吗？如果她没有伤透我的心，我可以依旧在港口仓库干活，享受着肝泥香肠和啤酒。我想给她打电话，但害怕她会很冷淡，而那会逼得我到布兰夫尼酒吧寻求解脱。

        汤姆在布兰夫尼酒吧。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喝杯酒，让伤口愈合。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件难看的西服？受蓝十宇会和埃默的折磨已经够糟糕了，西服还被人嗤笑。我叫汤姆滚蛋。他笑着对我说，我不会死。他正要从家庭旅馆搬出来，搬到昆斯区伍德塞德的一个小公寓。如果我愿意同住，租金是每星期十美元，伙食自理。

        我又一次想给埃默打电话，告诉她我在蓝十字会的重要工作，还有我即将在昆斯区拥有的公寓。但是她的脸庞正在从我的记忆里消退，脑海里有个地方告诉我，我很高兴自己在纽约还是个单身。

        如果埃默不要我，从事保险行业又有什么用？每天待在一个没有新鲜空气的屋子里，我都快要窒息了，每次打瞌睡的时候，帕格里奥先生都很不友善。当他对我们说，一个已婚男子的首要责任就是训练自己的妻子成为一名寡妇时，我真的无法再坐在那儿了。我幻想着帕格里奥夫人听到这场寡妇演说时的反应，帕格里奥先生是在餐桌给她发表这场演说呢，还是坐在床上？

        最重要的是，穿着西服在那儿坐了一整天，我已经没有胃口了。买根肝泥香肠的话，我会把大部分都扔给麦迪逊公园里的鸽子。

        我坐在那公园里，听穿白衬衫打领带的人谈论他们的工作：股市、保险业。我不知道，如果明白了这就是一直要干到头发花白的工作，他们是不是还这样心满意足。他们互相说着如何数落老板；他如何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嘴就像这样，你知道，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老板，让人来数落他们。他们怎么会喜欢这样？有些时候，我愿意放弃一切，沿着香农河畔或者穆尔卡河散散步，甚至到伦格里斯后面的山上爬爬山。

        一个在蓝十字会接受培训的人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从我身边经过。

        唷，迈考特。两点了。你来吗？

        他说唷，是因为他曾在朝鲜的一个骑兵部队开过坦克。那部队还有马匹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说话。他说唷，是因为那声表明他不是一名普通步兵。

        我们朝保险公司大楼走去。我知道自己不能迈过那个“教堂大门”，自已不是做保险的料。

        唷，迈考特，快点，要迟到了。帕格里奥会他妈发火的。

        我不进去了。

        什么？

        不进去了。

        我沿着第四大道走了。

        唷，迈考特，你疯了吗，伙计？你会被解雇的。操，我得走了。

        我在七月明媚的阳光下走着，一直走到联合广场，在那儿坐下，搞不懂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他们说，如果你辞去了大公司的工作或被大公司解雇，其他公司都会得到消息，就业的大门会永远对你紧闭。蓝十字会是个大公司，我不如放弃到大公司找份好工作的念头。但与其等到申请表上的谎言被揭穿，现在就辞职还是好事。帕格里奧先生对我们说过，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说谎不仅会被解雇，还会被要求偿还培训课程中得到的工资。最重要的是，名字会被寄到其他大公司，信的上方有面警告他们的小红旗。这面小红旗，帕格里奥先生：说，意味着你将永远不会被美国公司雇用，还不如搬到俄罗斯去。

        帕格里奥先生喜欢那样说话。我很高兴自己离开了他，离开联合广场，沿着百老汇和似乎无所事事的纽约人一起闲逛。很容易就能看出有些人的名字上贴着小红旗：留着胡子带着首饰的男人和披着长发穿着拖鞋的女人，他们是永远被美国公司拒之门外的人。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纽约的一些场所：市政厅、远处的布鲁克林大桥、一座新教教堂、圣保罗大教堂，那里有为爱尔兰而被绞死的罗伯特的弟弟——托马斯·阿迪斯·埃默特的墓，沿着百老汇向前，还有正对着华尔街的三一教堂。

        再往前，在斯塔滕岛停靠渡船的地方有一家酒吧——豌豆罐酒吧。在那儿，我摘掉领带，把西服挂在椅背上，美美地吃了一整根肝泥香肠，喝了一杯啤酒。带着贴有小红旗的名字逃离，我感到心里一阵轻松。吃肝泥香肠时，有个声音对我说，我永远失去埃默了。如果她听说了我和美国公司之间的麻烦事，也许会为我流下同情的眼泪。但从长远角度看，她很庆幸自己和那个布朗克斯区的保险推销员确定了关系。她会没有顾虑的，知道自己什么都保了险，每一步都保了险。

        坐斯塔滕岛渡船需要五美分。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岛提醒我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一个清晨，我乘坐“爱尔兰橡树”号驶入纽约，沿着河流穿过城市，当晚在波基普西市停靠，第二天从奥尔巴尼，坐火车到纽约。

        那是大约四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坐在斯塔滕岛的渡船上，领带塞在披在肩上的西服口袋里。我没有工作，女朋友走了，名字上还飘着小红旗。我可以回到巴尔的摩酒店，重新开始自己以前的活儿：打扫大厅、擦马桶铺地毯。但是，不，一个当过下士的人不能再次跌到那么低的地位。

        看着埃利斯岛和那艘在两栋楼之间慢慢腐烂的木质老渡船，我不禁想起那些在我之前、在我父亲和母亲之前来过这里的人，那些逃离爱尔兰饥荒的人；从欧洲各地而来的人。他们提心吊胆，担心可能染上疾病被遣送回去。想到这些，仿佛一声巨大的呻吟从埃利斯岛周围的水域穿过。不知道那些被遣送回去的人是否会带着孩子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那样的地方。那样被遣送回去的人是历史上最痛苦的人，比我这样眼睛不好、有小红旗，但有美国护照仍然安心的人，处境糟多了。

        渡船入港后，就不能待在那里了。得花上五美分，进去，等下一班渡船。在那里等渡船，还不如到码头酒吧喝杯啤酒呢。我不停地想着二十五年前驶入这个港口的父亲和母亲。来来回回坐了六次渡船，每次停靠都喝上杯啤酒。我不停地想着那些因为疾病而被遣送回去的人，这让我伤心得离开了渡船，给在港口仓库的汤姆·克利福德打了个电话，叫他到豌豆罐酒吧接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回到昆斯区的小公寓了。

        他到豌豆罐酒吧接我。我对他说这儿的肝泥香肠三明治很好吃，他说他已经不吃肝泥香肠了。他要向前看。然后他笑了笑，对我说，我一定吃了不少，说肝泥香肠这个单词时，舌头都有问题了。我对他说，不，这一天我经历了帕格里奥、蓝十字会、没有新鲜空气的屋子、小红旗、那些被遣送回家的人、那些最痛苦的人。

        他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对我说，我的两只眼睛都要撞到一起了，穿上衣服，回昆斯区的家，然后上床睡觉。

        坎贝尔·格罗尔先生把我带回了港口仓库。我很高兴又能拿到体面的工资了：每星期七十五美元，开两天叉车最高能拿七十七美元。常规的平台工作就是站在卡车上往托盘上装满是水果和辣椒的箱子、柳条箱和袋子。开叉车就简单多了。叉起装了货的托盘，堆到仓库里，再等下一批货。没有人关心你在等待的时候是否看报纸，但如果你看《纽约时报》，他们会大笑着说：看看那个叉车上的大知识分子。

        我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从联合水果公司船只上卸下的成袋辣椒储存到烟熏室里。活儿不多的时候，那是个带瓶啤酒、看报纸、打个盹儿的好地方。没有人在意。甚至从办公室出来的坎贝尔·格罗尔先生也只往里看看，笑笑：别着急，伙计，天很热。

        霍勒斯，那个黑人，坐在一袋辣椒上，不是看一份牙买加报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看他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儿子写来的信。看信的时候，总会拍拍大腿，笑着说：哦，啊呀，哦，啊呀。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带有爱尔兰口音时，就问他是不是来自科克郡。他忍不住大声笑了，说：所有从岛上来的人都有爱尔兰血统，伙计。

        霍勒斯和我几乎一块儿死在那间烟熏室里。啤酒和热气让我们困得倒在地板上睡着了，直到听到门被关上，煤气嘶嘶地灌进屋子里。我们想使劲把门推开，但门被密封了。煤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霍勒斯爬上一堆辣椒袋，打碎窗户，大喊救命。埃迪·林奇就在外面，听到我们的喊声后推开了门。

        你们这两个走运的浑蛋，他说，想带我们到街上喝几杯啤酒清清肺，庆祝一下。霍勒斯说：不，伙计，我不能到那酒吧去。

        你都在说些什么？埃迪说。

        黑人在那酒吧不受欢迎。

        那是他妈的胡说，埃迪说。

        不，伙计，不惹麻烦了吧，我们另外有地方喝啤酒，伙计。

        我不知道为什么霍勒斯非要这样。他有一个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儿子，自己不能在纽约的酒吧喝啤酒。他对我说，我不懂，还年轻，不会为黑人的斗争辩护。

        埃迪说：是的，你说得没错，霍勒斯。

        几星期后，坎贝尔·格罗尔先生说纽约港和以前不同了，生意很萧条。他不得不裁掉一些人。当然，我是个新手，是第一个要走的人。

        几个街区外是商业冷藏公司，需要一个平台工人来接替休暑假的人员。他们对我说：我们可能会遇到热浪，但要穿暖和点。

        我的工作就是把整扇的牛肉从芝加哥开来的冷藏车上卸下来。平台上是八月，但进到挂肉的地方，就冷死了。大家笑着说我们是唯一快速往来于北极和赤道的工人。

        正式职工休假的时候，彼得·麦克纳米是平台领班。看到我的时候，说：以受难基督的名义，你在这儿干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挺有头脑的呢。

        他对我说，我应该去上学。可以利用有关美国军人的法案提升自己的地位，我没有借口在这儿进进出出搬整扇的牛肉，这不是爱尔兰人干的活。他们到这儿来，然后频频干咳，直到咳出血来，才发现一直患有肺结核。那是爱尔兰人的诅咒，但他们是最后一代受此折磨的人。彼得的工作就是汇报是不是有人冲着牛肉频频干咳。如果有，卫生局检查员就会在一分钟内将这个地方封闭，而我们就会流落街头，挠着屁股找工作。

        彼得告诉我，他对这一切已感到厌烦。因为和长岛的表弟处得不好，他现在回到了布朗克斯区另外一家家庭旅馆。一切又变成了老样子，他每星期五晚上带回家一扇牛肉或任何一种肉，因此免费住宿。母亲写信来折磨他，问他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好姑娘安定下来，给她生个孙子？难道在等她入土吗？她老这么唠唠叨叨，叫他找老婆，烦得他都不想再看她的信了。

        到商业冷藏公司干活的第二个星期五，彼得用报纸包了一扇牛肉，问我想不想上街喝一杯。他把牛肉放在酒吧的凳子上，牛肉开始化冻，渗出了血迹。这让酒保很不高兴，说不能带那东西到酒吧，最好放到别处去。彼得说着“好的，好的”，乘酒保没看见，他把那扇牛肉放到了男厕所里，回到了酒吧。当谈起母亲如何不停地抱怨时，他把啤酒换成了威士忌。酒保很同情他，因为他们都来自凯文郡，还对我说，我不会懂。

        突然，男厕所里传来一声大吼。一个大汉跌跌撞撞地冲出来，喊道，马桶上有只大老鼠。酒保冲着彼得吼道：去你妈的，麦克纳米，你把那该死的肉放那儿了吧？快把它拿走！

        彼得拿回他的牛肉。快点，迈考特，就到这儿吧。星期五晚上拖着这肉四处溜达，我都累坏了。我要去跳舞，找个老婆。

        我们打车来到耶格舞厅，但他们不让彼得带着肉进去。他提出把肉放在衣帽间，但他们不同意。经理说：快点，快点，把那肉拿走！彼得闹了起来，拿着那扇牛肉就冲他挥了过去。经理大喊救命，我和彼得被两个来自凯里郡的大汉推下楼梯。彼得说他只是要来找个老婆，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凯里郡的大汉笑了，说彼得是个浑蛋，如果不识相，就用那肉把他的脑袋包起来。彼得静静地站在人行道中央，极其严肃地看了那凯里郡的大汉一眼。你们说得没错，他说。他把肉给他们，但他们不要；：又把肉给路过的人，但他们们都摇了摇头，匆匆走开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肉，他说，半个世界的人都在挨饿，可是没有人要我的肉。

        我们来到第八十六大街的莱特餐厅。彼得问能不能用一扇牛肉换顿饭吃。不，不行，卫生局的规定。他跑到马路中央，把肉放到分道线上，跑了回来。看到汽车为躲避那扇肉而突然急转弯，他大笑了起来。随后，警报声响起，警车和救护车尖叫着拐过街角，闪着灯停下来，一群人围着那扇肉直挠头，他笑得更厉害了。直到人们将那扇肉放到警车后备箱里，开车离开，他还在笑。

        现在，他看上去清醒了。我们在莱特餐厅要了鸡蛋和熏肉。今天是星期五，彼得说，可我才不管呢。这是我最后一次拖着肉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和地铁里。我厌倦了当爱尔兰人。我想早上起来，当个小人物或者某个美国新教徒。你能替我付鸡蛋钱吗？我得攒钱到佛蒙特当个小人物。

        接着，他走出了餐厅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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