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迪·克兰西住在布鲁克林高地，和我住得不远。他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参加格林威治村一家新酒吧“狮头酒吧”的开业仪式。

        当然想去。

        我在那儿待到酒吧凌晨四点关门，还错过了第二天的课。有一段时间，酒保艾尔·柯柏林以为我是克兰西兄弟演唱组的成员，不收我酒钱，直到有一天发现我只是弗兰克·迈考特，一名老师。现在，虽然得付酒钱，但我不介意，因为狮头酒吧成了我的另外一个家，一个让我觉得舒心自在的地方。在城外的酒吧，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村声》杂志的记者从隔壁酒吧飘了过来，这里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

        对面墙很快挂上了一些作家装在框里的书的封面，他们是酒吧的常客。

        那是一面令我垂涎的墙，吸引我的墙，让我梦想有朝一日，可以抬头看看装在框里的自己书的封面。酒吧里到处都是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剧作家。他们谈论自己的作品、生活、任务、旅行。男人和女人边喝酒边等去机场的车。飞机将把他们带到越南、贝尔法斯特、尼加拉瓜。新书出来了，彼得·汉密尔、乔弗拉赫蒂、乔尔·奥本海默、丹尼斯·史密斯，封面挂上了墙。而我才只抓住那些知道印刷魔力的成功人士世界的边角。在狮头酒吧，你得用墨水证明自己，要不就别说话，持安静。这儿没有老师的位置。我继续看着那面墙，心怀忌妒。

        妈妈搬到曼哈顿上西区马拉奇住所对面的一所小公寓里。现在，她可以见到马拉奇及其新任妻子戴安娜，他们的儿子康纳尔和科马克，我弟弟阿非及其妻子林恩和他们的女儿阿利森。

        只要她喜欢，本可以经常来看我们的。我问她为什么没来看我们时，她呵斥道：我不想受制于任何人。我打电话问她在干什么时，她总说：什么也没干。这让我很恼火。如果我建议她出去，到社区中心或者老年活动中心看看，她就会说，啊哟，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无论艾伯塔什么时候请她吃晚饭，她总是说太晚了，抱怨从曼哈顿的公寓到我们布鲁克林区的家路途太远。我想对她说，如果到我们这儿吃饭对她来说是那么大的麻烦，她根本没必要来，而对她来说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就是一顿让她变胖的晩饭。但是我保持缄默，这样餐桌旁就不会出现紧张的气氛。和她第一次来吃饭时把面条推到一边不同，现在她把面前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但如果你提出再给她来点什么，她就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不，谢谢”，好像她的胃口只有蝴蝶那么大，然后却捡起桌子上的碎屑。如果我说没有必要捡碎屑，厨房里还有吃的，她就叫我别理她。而我感觉像在遭受残忍的折磨。要是我对她说，她如果待在爱尔兰，会生活得更好，她就会发怒：我会生活得更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你不用整整半天躺在床上，耳朵贴着收音机听每一个愚笨至极的节目。

        我用收音机听马拉奇的节目，这有什么错吗？

        你听所有节目，什么也不做。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鼻子立起来，试图捡起那已经不存在的碎屑。她的眼泪就要流出来，让我有一种被刺痛的负罪感，于是邀请她留下过夜，这样她就不用坐那么长时间的地铁回曼哈顿。

        不，谢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还是愿意躺在自己的床上。

        哦，我想你是害怕那床单，害怕自助洗衣店里外国人带来的那些疾病？

        她说：我现在认为那是你喝下的酒在说话。我的外套在哪儿呢？

        艾伯塔再次邀请她留下，以缓解气氛。我们有新床单，妈妈不用紧张。

        根本就不是床单的原因，我就是想回家。她看见我穿上外套，说：我不需要任何人陪我走到地铁站。我自己能找到路。

        你不能一个人走过那些街道。

        我一直自己走路。

        沿着考特大街向北前往区政厅地铁站，是一段漫长而沉默的路程。我想和她说点什么，想让自己不再烦恼，不再生气，只问她那个简单的问题吧：你好吗，妈妈？

        我做不到。

        到地铁站后，她说我不用买票过旋转门，站台上不会有事的，那儿还有人，很安全。她已经习惯了。

        我和她一起走进地铁站，想着我们可能会和对方说点什么，但是当地铁到来的时候，我甚至没想到要亲吻她一下就让她走了，看着她在列车启动时步履蹒跚地走向座位。

        往南临近考特大街和大西洋大道的地方，我想起几个月前我们坐着等感恩节晚餐时她对我说过的话。她说：人生中发生的事难道不是很惊人吗？

        你什么意思？

        嗯，我坐在自己的公寓里，觉得孤单，就出了门，在百老汇大道中间绿色交通岛的长椅上坐下。有个女人走过来，拿着购物袋，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她衣衫褴褛，浑身油污，在垃圾桶里翻找，直到找到一张报纸。然后，她坐到我身边看报纸，后来问我能不能借我的眼镜用用，因为凭她的视力只能看见标题。她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有爱尔兰口音，因此我问她从哪儿来。她告诉我她很久以前从多内加尔来。坐在百老汇大道中部的长椅上，人们看着周围的事物，问你从哪儿来，这难道不令人愉快吗？她问我可不可以给她几分钱买汤喝。我没有给她钱，而是说，她可以跟我一起到联合超市去。我们买些东西，好好地吃顿肉。哦，不能那么做，她说。但是，我对她说，我就是要这么做。她不能走进商店，她说，他们不会让她这样的人进去的。我买了面包、黄油、熏肉片和鸡蛋。到家后，我叫她进来好好洗个澡。她很高兴，但是我对她的衣服和她带来的包无能为力。我们吃饭看电视，直到她靠在我身上要睡着了。我叫她到床上去睡，但是她不去。上帝知道，那张床大得足够四个人睡，但她头枕着购物袋躺在地板上。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我很想念她。

        我知道不是因为晚饭喝了酒而让我懊悔得想一头撞到墙上，而是我想到母亲是那么孤独，甚至不得不坐在街道长椅上。她是那么孤独，所以会怀念那个携带购物袋、无家可归的女人的陪伴。她一直都慷慨大方，敞开大门助人，甚至是在利默里克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为什么我就不能那样对待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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