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封信让我去见英语系的指导教师马克斯·博加德先生。他说我的成绩不太令人满意：教育史得了B-，文学概论得了C。如果我想继续待在学校，试读这一年应该保持平均分为B。他说，毕竟，在没有高中文凭的情况下，主任让你进来，是帮了你个忙。可是，现在你让她失望了。

        我得工作。

        你得工作，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得工作。

        我晚上得在码头和仓库工作，有时候是白天。

        他说我得作出决定，工作还是上学。这一次，他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试读一年。明年六月，希望我拿到全B或更好的成绩。

        我从来没想过大学意味着数宇、字母、分数和平均积点分，还有让我试读的人。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善良博学的男人和女人们热情教学的地方。如果我不明白，他们会停下来解释。我不知道要和几十个，有时候上百个学生一起从一个教室跑到另一个，听教授们讲课，而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你一眼。有些教授看着窗外或者天花板，有些将头埋在笔记本里，照着年代久远、破碎发黄的纸片念。如果学生们提问题，他们就会挥手阻止。在英国小说里，牛津和剑桥的学生总是在教授的房间里聚会，边讨论索福克勒斯边抿着雪利酒。我也想讨论索福克勒斯，但得先看他的作品。在商业冷藏公司上完夜班后，我就没有时间了。

        如果我想讨论索福克勒斯，为存在主义和加缪自杀的问题而愁容满面，就得放弃商业冷藏公司。如果晚上不工作，我就有可能坐在自助餐厅里和人们讨论《皮埃尔》、或者莎士比亚了。自助餐厅里有叫雷切尔和内奥米的女孩，正是克莱因夫人告诉我的那种很性感的犹太女孩。我希望自己有勇气和她们说话，也许她们也像新教徒女孩那样，因为空虚而绝望，没有犯罪感，并作好了纵欲的准备。

        一九五四年春，我成为纽约大学的一名全日制学生，只在业余时间到码头和仓库打工，或者只在人力资源公司给我临时工作的时候才外出干活儿。第一份工作在第七大道的一家帽子厂。厂主迈耶先生对我说那是一份很简单的工作，只需要拿起那些颜色灰暗的女士帽子，把羽毛浸到不同的染缸里，将羽毛晾干，以帽子为标准配色，将羽毛粘在帽子上。简单，是吧？是的，你就是这么想的，迈耶先生说，但波多黎各人干这活几的时候，弄出来的颜色组合能把你的眼睛晃瞎。那些波多黎各人认为生活就是复活节游行，但它不是。搭配羽毛和帽子，你得有品味。品味，我的朋友。布鲁克林区的犹太小妇人们可不想在逾越节的时候戴上一顶复活节游行戴的帽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说我看上去足够聪明，大学生，是吧？这么简单的活儿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成问题，就不应该上大学了。他要外出几天，这样除了在缝纫机和裁剪桌旁干活儿的波多黎各女土们之外，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是的，他说，波多黎各女士们会照看你的，哈哈。

        我想问他是不是有些颜色可以搭配，有些不可以，可他已经走了。我把羽毛浸到染缸里。当我把羽毛粘到帽子上的时候，波多黎各妇女和女孩们开始咯喀笑，然后大笑起来。我做完一批帽子之后，她们就把帽子拿到靠墙的架子上，然后又拿来一批。在此期间，她们努力忍着，但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也忍不住脸红了。我试着将羽毛浸到不同的染缸里，从而变换色彩设计，以达到彩虹的效果。我把一根羽毛当作画笔，在其他羽毛上画上小圆点、条纹、落日、盈缺的月亮、波浪起伏的河流（鱼儿在里面来回游动）和栖息的鸟儿。女人们笑得都踩不了缝纫机了。我希望自己能和她们交谈，问问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希望自己可以对她们说，我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为了给帽子粘羽毛的，我是个在德国训过狗、在码头干过活儿的大学生。

        三天后，迈耶先生回来了。当他看见帽子的时候，像个瘫子似的靠在门边，看了看女人们。她们摇摇头，好像在说这世上有疯子。他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上帝，你是波多黎各人吗？

        不是，先生。

        爱尔兰人，对吧？是的，那就是了。你也许是色盲，但我没有问过你这个。我有没有问过你是不是色盲？

        没有，先生。

        如果你不是色盲，那我不知道你该怎么解释这些色彩组合。你让波多黎各人黯然失色，你知道吗？黯然失色。我猜这就是爱尔兰人的东西，没有色彩感，没有艺术感，看在上帝的分上。有爱尔兰画家吗？说出一个来。我说不上来。

        你听说过梵高，对吧？伦勃？毕加索呢？

        听说过。

        那就是我的意思。你们爱尔兰人是不错的民族，出了伟大的歌唱家约翰·麦科马克、伟大的警察、政客、神甫。有很多爱尔兰神甫，但没有艺术家。你什么时候见过在墙上画画的爱尔兰人？墨菲？赖利？鲁尼？不是的，孩子我想那是因为你们的民族只知道一种颜色，那就是绿色，对吧？所以，我建议你远离任何与颜色有关的东西。去当警察吧，竞选职务，拿着你的工资条，过不错的日子。不要怀恨在心。

        人力办公室里的人摇摇头，以为对我这么一个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份完美的工作，是吧？往帽子上粘羽毛有那么难吗？迈耶先生给他们打电话说：不要再给我派爱尔兰大学生了。他们是色盲。给我派个懂颜色、不会把我的帽子弄得一团糟的笨点的人来。

        他们说如果我会打字，就可以派给我各种活儿。我告诉他们我会打字，在部队里学的，而且打得很棒。

        他们派我到曼哈顿的各个办公室。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我坐在办公桌旁打各种名单、发票、信封上的地址、提货单。主管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只在出错时才对我说话。其他的办公室员工不理我，因为我只是临时的，他们口中的临时工。也许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他们甚至看不见我。我或许会死在办公桌旁，而他们从我身边经过，谈论着昨晚看的电视节目，还有想快点在星期五下午前往的新泽西海滩。他们派人去买咖啡和糕点，但不会问我脸上是不是有张嘴。无论发生了什么异常，都是聚会的借口。聚会上有为获得提升、怀孕、订婚或结婚的人准备的礼物。他们会全体站在办公室的一边，喝着葡萄酒，吃着饼干和奶酪，玩上一小时，然后回家。女人们会带上新生儿，其他女人冲过去逗孩子，说：她真漂亮！遗传了你的眼睛，米兰达，真的是遗传了你的眼睛。男人们则会说：嘿，米兰达，看上去气色很好。不错的孩子。他们只会这么说，因为男人不应该对新生儿感兴趣或者激动不已。我没有被邀请参加聚会。我的打字机噼噼啪啪地响着，而所有的人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很怪异。如果主管要说几句话，而我还在打字，他们就会在办公室的那边喊道：抱歉，那边的你，停一分钟，好不好？都听不见我们的观点了。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在这些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我忍不住看看钟表，有时候都想起身离开，就像在蓝十字会保险公司那样。办公室里的人似乎并不在意。他们走到冷水机前喝水，上厕所，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前聊天，打电话给另一张桌子旁的人，称赞对方的衣服、发式、化妆，称赞某个因节食而减了几磅的人。如果有人对一个女人说她体重减轻了，她就会笑上一个小时，不停地用手捂着嘴。办公室里的人吹嘘他们的孩子、妻子、丈夫，盼望着为期两个星期的假日。

        我被派到第四大道的一家进出口公司。他们给了我一堆有关进口日本玩具的文件。我应该将这个文件上的内容誊到那个文件上。办公室的钟显示现在是上午九点三十分。我看了看窗外，阳光明媚，一对男女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门口接吻。办公室的钟显示现在是上午九点三十三分。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分开，朝相反的方向走了，然后又转过身，朝对方跑去，再次接吻。办公室的钟显示现在是上午九点三十六分。我拿起椅背上的西服，快速地穿上。办公室经理站在他那间屋子的门口说：嘿，怎么了？我没有回答。人们都在等电梯，而我朝楼梯走去，尽己所能地快速跑下七段楼梯。接吻的那对人已经不见了，我很难过，想再看他们一次，希望他们不要到办公室去。在那儿，他不是打日本玩具的单子，就是告诉大家他们订婚了。这样，办公室经理就会给他们一个小时，喝酒吃饼干吃奶酪。

        靠着在空军服役的弟弟马拉奇每月寄来的生活费，我母亲在利默里克生活得很舒适，有了带前后花园的房子，如果喜欢，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花种洋葱。她有足够的钱买衣服和烈酒，到基尔奇海滨旅游。阿非在天主教平信徒社团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得到各种机会。有了舒适的新房子，新床床单、毯子和枕头，他不用担心整晚和跳蚤作战。那儿有杀虫剂。他不用每天早上费劲生炉子。那儿有煤气灶。如果喜欢，他甚至可以每天吃一个鸡蛋，不用像我们那样渴望鸡蛋。他有体面的衣服和鞋子，不论外面的天气多么糟糕，总是很温暖很舒适。

        是时候派人去接迈克尔了，这样他就可以来到纽约，步入社会。来了之后，他瘦得让我想带他到外面去，用汉堡包和苹果派填满他。他和我一起在克莱因夫人的旅馆里住了一阵，干过许多不同的活儿，但面临着被征入伍的威胁。他觉得当空军会更好些，因为制服是不错的蓝色，比陆军令人不快的棕色制服要漂亮，也更可能吸引女孩子。马拉奇从空军退伍后，迈克尔可以继续每月寄去让我母亲再维持三年的生活费。在完成纽约大学的课程之前，我不用担心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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