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了此篇演讲：

        “在伊拉克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到了改变政策的时候了，到了把国家归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时候将美国人民的主要精力放在更为广泛、需要我们赢取的斗争中去了。”

        在美国历史上，我们经历过许多特殊的历史时刻。每到那时，总有声音号召我们要去共同应对这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的危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自由。

        这就是先人们提起过的考验我们灵魂的时刻。每到这时，人们将骄傲自满与谋取私利都抛之脑后，因为他们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考虑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应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并随之行动起来。在此过程中，我们都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必要的牺牲，以坚定地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

        那些前往莱克星顿和康克德，并投身到独立战争中去的英雄们就是如此；那些在内战中光荣牺牲、被埋葬在葛底斯堡的勇士们就是如此；那些为国家建设“民主的军火库”以抗击法西斯的同胞们也是如此；还有那些建立起一系列联盟关系和世界新秩序的人们亦是如此。

        在我们望着“9·11”袭击过后的瓦砾和灰烬，庄严承诺这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在美国土地上重演后，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严惩罪魁祸首，利用一切可以支配的任何工具，无论是通过##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都要将恐怖组织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彻底消灭。

        每一次在应对严峻挑战之时，我们都需要领导者有正确的判断力与明确的目标，需要美国人民严肃认真地对待并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忽略琐碎和情绪化的事物，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有意义的目标而奋斗。

        几周前的一个周二，美国人民就面临着这样一次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与美国的对伊政策有关。最初，美国人民被总统说服、支持对伊拉克开战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另一部分原因是别人告诉我们，这样做就能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这两方面的理由却都不属实。现在我们看到，三年来华盛顿的形势在循环往复，依然毫无改变。美国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再将反恐战争这一政治难题当做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了。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全国人民再也无法接受如口号一般的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当我们面临的冲突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生活变得纷乱复杂之时，当这种冲突非但没有消灭恐怖主义而是增加了这种威胁之时，“有待完成的使命”、“破釜沉舟”、“坚持到底”等词语都变得十分无力。

        迄今为止，已经有两千八百六十七名美国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还有上千人在战争中负伤，导致终生残疾；严重的种族分裂问题使伊拉克的局势愈加混乱，而这一问题早在美国军队到达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这些冲突让我们无力再去控制世界上其他地区，如朝鲜、伊朗和阿富汗日益严峻的威胁。根据我国情报部门作出的报告，基地组织已经成功地利用伊拉克战争招募了新一代的恐怖分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殊历史时刻。大概两周前，美国人民通过投票，要求政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其中应明确说明对伊作战的目标。这一策略不应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的驱使，而是应当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之上，建立在我们对该地区可获取的利益清醒的认识之上。

        从政府有意发动战争的那一刻起，这一现实主义精神就一直缺失。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2002年时我才会公开反对这场战争。让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迅速成为中东地区维护民主繁荣的堡垒，并非是我们要想取得胜利的计划，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幻想罢了。当时我就说过，而且现在也依然相信，虽然萨达姆·侯赛因是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渴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伊拉克战争无法帮助我们击败基地组织，完成在阿富汗的使命，却只能起反作用；进攻伊拉克只会让我们永无绝期地驻扎在那里，付出惨重的代价，承受未知的后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战争最终验证了我的猜测，并且形势愈加恶化。每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无论战争情况有多么严峻，政府总是告诉我们要等待，不要再问任何问题；向我们保证，叛乱分子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告诉我们一切马上就会有所起色；告诉我们，等到伊拉克人民实现独立自主，我们也就可以全身而退了。上周，当总统劝说我们要耐心处理伊战问题时，他竟然选择了以越南为例，而且十分认真，毫无讽刺之意。

        在我一年前来到这里演讲时，我曾经提议政府应当开始分阶段地从伊拉克撤军。那时，75%的参议员们，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都投票支持了一项相关的议案。那项议案中规定在2006年这一年，政府应当在伊战问题上作出重大调整和改变。

        然而，在这一年中，我们目睹到的是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在这一年中，一些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例如约翰·华纳，和一些前政府官员，例如科林·鲍威尔，还有曾经在伊作战的将军以及情报局官员都声明我们的做法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必须另寻他路。到了这一年的年末，我们才成立了一个由两党成员共同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来商讨如何拯救目前无法掌控的局势。

        根据五角大楼传出的消息，伊拉克的形势愈加混乱不堪，那里的教派间暴力冲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自从去年2月萨马拉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后，有三十六万五千伊拉克人民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在过去两年中，伊拉克警方大概招募并培训了三十万人，而美国军队却从来没有撤回过一名士兵。驻扎在巴格达的新增四千名美军也没有成功地保证那座日益危险的城市的安全。而调查表明，大概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都对美军遭袭表示同情。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并没有缓解这样的局势。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过去的三周里，他已经“拒绝接受美方关于如何处理伊拉克危机的政治事务‘时间表’；要求美方司令官解除对伊拉克检查站的封锁，他们在萨德市的什叶派教区设立这些检查站，是为了找到被绑架的一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在逃的什叶派暗杀集团头目；责备美方造成了伊拉克安全问题的严重恶化”。

        这就是伊拉克目前的局势。

        现在，我希望到下个月，“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就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两党间达成一个共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地与白宫官员、同事们合作，根据这一共识起草出一份决议。而且我相信，我们依然有可能让这场漫长的、错误的战争有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结尾。

        但这并非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这场战争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作出理想选择的余地；作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隐含着严重的危害。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找到一种神奇的办法，让我们取得伊战的胜利，或者保证不会失败，而应该是制定出适宜的策略。这些策略虽然不完美，但会尽可能减少我们在伊拉克的损失，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最终让我们得以有效地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其他重大的安全威胁。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总统在对伊拉克现状作出回应时表示，他对于别人的新想法“可以接受”或者“感兴趣”，但行动却依然照旧，这是不够的；总统只是简单地制定出未来进程中的几个目标，却没有想到过失败后的退路，这是不够的；总统告诉我们，如果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就可以表明美国坚定的决心，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人民从未退缩过。他们看着自己的儿女们在费卢杰的街头死去或受伤；他们将辛苦挣来的上千亿美元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中，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加强我们本土的安全，增强我们国家的国力。不，我们的决心并没有任何错误，错误的是国家制定的策略，是这错误的策略让我们身陷泥潭，无法自拔。这样的策略必须改变。

        总统将“留驻伊拉克”定义为胜利，而“撤军”就是失败。也许这种说法从政治方面来说会对他有益，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认真地谈论在伊拉克还可以实现怎样的现实目标。实现民主的梦想与完美政府的希望现在也仅仅限于希望和梦想罢了。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有可能达到的具体目标上——防止伊拉克重蹈阿富汗的覆辙，维持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受影响，促成政府解决宗派间的暴力冲突问题——这样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照现在的情形继续下去，我们还可以在伊拉克实现这些目标。虽然有人提议通过增派上千名士兵的方式将战争升级，但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样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规模的军队可以长期驻守下去。而且，我们前线的司令官说，增派军队只能让伊拉克本地人不必亲自动手解决问题。除此以外，倘若我们没有制定出连贯一致的策略，也不能和伊拉克人进行更好的合作，那么我们这样做只是将自己的士兵送上他国内战的战场。

        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一点。在我今年去伊拉克的时候，我见到了很多美国士兵，他们坚定不移地依靠勇气和智慧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现在，他们依然如此。他们与叛军作战，保卫着城市，维持着伊拉克表面的秩序。但即便他们如此出色、英勇地尽职尽责，他们却告诉我说，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军事解决办法。我们的驻军可以帮助镇压暴力，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即便是全世界的军队联合起来，也无法促使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一起坐在谈判桌前，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促成永久和平。

        我一直认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使用政治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应该明确、及时告知伊拉克各宗派，像这样要求、催促、等待他们掌管好自己国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再也不会随意放任他们自由行事，再也不允许他们含糊其辞。我们可以获胜的最好希望，就是利用我们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给伊拉克领导人施压，让交战的各个宗派间达成一项政治决议，以给这个国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将冲突严重的局势加以控制。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一步，就是要竭尽全力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美国军队从伊拉克分阶段撤退的时间表在四到六个月内就开始实施。

        当我一年前首次提出根据这一时间表分阶段撤军时，我那时希望从2006年年底就可以开始实施。现在这个时间表可以从2007年开始执行，但必须要开始执行。因为只有通过分阶段撤军，我们才能明确地告诉伊拉克各个宗派：美国不会永远帮助他们团结国家；他们应当自己成立一个可行的政府，以有效地管理、保卫伊拉克。

        我说得再具体一些。总统应该向伊拉克人民宣布，我们制定的政策包括逐步大量地减少美国驻军的数量。然后他应该与我们的军队指挥官们制订出撤军的最佳计划，并制定好具体的时间和数目。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能与伊拉克政府商量一下。但这一计划不会取决于伊拉克方面是否同意。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时间表计划不能变通。虽然我们不能在军队的安全问题上妥协，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例如，如果伊拉克党派制定出了有效的政治策略，可以稳定住局势，并给出我们可以留守一定数目军队的合理理由，那么这一计划就可以暂时中止；如果美国军队指挥官什么时候认为，继续撤军只能给美国军队带来危险，那么这个计划也可以暂时中止。

        从伊拉克撤军，我们就可以将多余的军队进行重新部署，可以将其派遣到伊拉克北部或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作为一支“地平线上”的军事力量。这样我们就能防止伊拉克的冲突演变成为激烈的战争，巩固我们在伊拉克北部已取得的成果，巩固我们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关系，让我们的军队直接对随时随地可以出现的基地组织力量进行打击，并且向国际恐怖组织证明，他们并没有将我们驱离出中东地区。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部分力量可能会派遣到阿富汗。我们对该国家缺乏关注，原本资源援助的承诺也食言了，这些都导致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愈加恶化。总统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同时也给阿富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目睹到了塔利班组织的猛烈进攻，恐怖袭击事件剧增，还有无法掌控的贩毒活动。因此，我们非但没有巩固阿富汗过渡政府已取得的成果，还使其故态复萌，走向混乱。如果我们将伊拉克驻军派遣到阿富汗的话，那么我们就响应了北约组织增加援军的号召，而且可以在关键的反恐战争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撤军计划的执行，留守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美军应当发挥的作用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但依然重要。他们应该保护物流供应点、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绿区”，并且要对紧急事件和恐怖活动作出迅速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预见到，数量大量减少的美军大概还要在伊拉克驻守一段时间。但留守的前提是美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做是有效的手段，是伊拉克各宗派在利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方面有了很大进展，是伊拉克政府庄重承诺要解散国民兵，是伊拉克政府公开明确地向我们表明需要这一支持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声明，虽然美国不会永久性地在伊拉克驻军，但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伊拉克国家的全面崩溃，防止伊拉克社会进一步走向极端。数量减少但依然活跃的美军也将向我们的敌对国家表明，我们在中东地区定将保持重要的影响力。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二步，就是要制定出一项更有效的计划，与分阶段撤军计划相配合。那就是：让伊拉克安全保卫部队起到领导作用，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对部队的培训上，并且增加我们的人员，尤其是特种部队的人数，让他们与伊拉克军队顾问一起留守。

        增加美国用于伊拉克军队培训和顾问的人员数量、提高其素质，不仅能防止伊拉克军队对于我们的军事渗透，还能培养伊拉克士兵与当地民众间的互信和友情，最终在减少民众支持叛军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军队获取情报的能力。

        我想强调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制定的任何一个策略都必须能有效地解决伊拉克宗派军队的问题。由于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都没有达成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共识，我们怀疑统一后的伊拉克政府也无法长期执政；我们也怀疑，无论驻扎美军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制止伊拉克广泛宗派暴力的升级。

        无可否认，说服各个宗派解除武装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伊拉克政府应该在支持军队和警察的机构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可以培训士兵们的战斗力和警察的巡逻能力。但如果伊拉克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工资、补贴和必备的装备，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会继续擅离职守，或者继续效忠于自己的宗教组织而非国家政府。国家保安力量的组成成员应当更具广泛性，如果成立一个仅仅由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组成的军队，那么只能导致逊尼派感觉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致使他们战斗得更猛烈。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三步，是对伊拉克持续的经济援助应该与政治解决方案的进程相挂钩。

        迄今为止，国会已经授予行政部门前所未有的灵活权力，可以在伊拉克自由支配两百多亿美元。但在美国历史上，我们非但没有看到经济援助得以有效利用，甚至还目睹到了大批资金的浪费和诈骗，以及外国援助资金的滥用。如今，在伊拉克国土上，到处都是计划不周、半途而废的废弃工程，对于帮助伊拉克人民或者稳定国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到国会召开新一期会议，重申我们督促战争的权利之时，这一切都应结束。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再签订耗资巨大、未经招标的合同，因为这样只能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浪费在日常开支和行政开销方面。

        我们需要继续提供一些基本的重建资金，让伊拉克人和我们的军队一起保持一些重要区域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向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援助计划靠拢。这样经济援助的多少就取决于伊拉克人是否可以在减少宗派暴力和促成长久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意识到，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受到伊拉克战争结局的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也应该让伊拉克邻国参与进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听从詹姆斯·贝克和罗伯特·盖茨两位政界前辈们的意见，与叙利亚和伊朗展开对话。我们明白，这些国家希望看到我们的失败。因此我们应该坚守我们的立场，反对他们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以及伊朗核计划。但无论是伊朗还是叙利亚都不想看到一个充斥着混乱、恐怖分子、难民和暴力的伊拉克，因为这样就会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它们自己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

        因此我强烈建议，我们应该与伊拉克人、沙特阿拉伯人、伊朗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约旦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召开一次地区性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外国军队撤离伊拉克，防止它们进一步陷入伊拉克内乱之中，并且促成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达成政治协议。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如果伊朗和叙利亚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伊拉克作为第二个阿富汗或者又一个军事基地，以达到攻击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大错特错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我们要声明一点，即便我们会减少美国驻军的数量，我们依然会与中东地区的盟友们继续合作，抗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如果我们无法与伊朗和叙利亚就这些对我们都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那么我们都将得不偿失。

        这样一来，我需要进一步说明几点。由于我们要改变对伊策略，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在应对安全威胁和国际恐怖主义时作出正确的抉择。

        许多原本支持对伊开战的人都认为一切都源于执行策略的失误。但我却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失误，被战争本身隐含的原因所误导。因此，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策略方面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新世纪的新威胁。

        首先，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武断、自大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武力将民主形态强加给一个国家——只有从这些独裁政体内部发起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并持续到今天的斗争才可以实现繁荣的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在任何有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当通过利用可以掌控的##外交和经济资源，促进全世界民主的实现。但即便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社会的机构——自由市场、自由媒体和良好的公众社会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枪管下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过的自由，尤其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不可能仅仅因为我们推翻了暴力政权、分发子弹而实现。只有一个民族的个人安全和物质供应都能得以保证的时候，这样的自由才会实现。

        其次的个教训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仅仅制订出作战计划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制订出制胜计划。我们已经考虑了太多对伊拉克进行军事侵袭的计划，却没有考虑过如果巴格达沦陷了，我们会陷入怎样的政治局面。这样缺乏远见的行为让人无法原谅。如果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军队派往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作战，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他们明确知道自己的使命，并制订出完成这一使命的切实计划，然后让我们的军队平安归来。

        最后一个教训是，在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世界，若想击败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防止这些恐怖组织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需要许多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的。无论这些恐怖组织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应享有对其单方面作战的权利。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果我们的盟友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外交、军事、情报和财力方面的支持，不仅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而且让我们的行动更具有合法性，我们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就意味着要与我们的朋友多多交流，必要时还要和敌人谈一谈。

        我们要将这些教训牢记于心，以应对美国现在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威胁。对于这些威胁，我们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伊拉克战争分散了我们太多的精力。

        根据国家情报局的详细统计，我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消灭的恐怖分子还没有因战争而增长的恐怖分子的数量大。这个例子很显然地证明了，这场战争是如何影响了我们想要投身于更广泛的反恐斗争中去的积极性，但这样的例子却不止一个。

        我们在伊拉克有庞大数目的军队、情报人员和资源，这使得我们的军队规模扩展到了极限，而且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无法应对这个危险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其他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近称，如果其他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我们只能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去加以制止，因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无法抽身。我去非洲时曾经亲眼目睹了软弱无力的政府和支离破碎的社会，很容易就被基地组织钻了空子。我去苏联时曾经看到，恐怖分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偷窃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这样一来，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

        我们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方面也损失惨重，那就是我们的政府丧失了美国民众对其的信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现在有42%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应该“在国际问题上管好自己国家的事务，不要多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食其力，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成为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9·11”事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敌人仍不会忽略我们。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奉行强势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追踪我们的敌人，并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但为了让我们国家的民众不至于普遍持有孤立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改变伊拉克的局势和政策。这一基于盲目的希望和意识而非事实和现实的政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

        就在几周前的一个周二，美国人民呼唤对这一政策进行改革。现在，我们到了倾听民众心声、重新赢回民众信任的时候了。一年前，我就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和今天内容类似的演讲。我不想一年后再次回到这里，继续重复同样的内容——我拒绝这样做。

        关于伊拉克战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太多次的演讲，听到了太多的理由，见到了太多国旗覆盖着的棺材，目睹到了太多心碎的家庭。

        在伊拉克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到了改变政策的时候了，到了把国家归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时候将美国人民的主要精力放在更为广泛、需要我们赢取的斗争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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