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份甫上市就倾售一空的新理财杂志用了类似的slogan：“有知识，才有财富；有财富，才有自由。”这两句掷地如金石的漂亮警言，震撼了我个人和身旁一干手头并不宽裕的朋友，把我们从“安贫乐道”这个自我陶醉的保护借口中打回原形，原来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不但一直活在某种集权铁幕之中，而且活该被骂“没知识”。

        因为还是不太甘心被骂，我们遂由此发展了一堆更加无赖的玩笑，包括，月初发薪日开始跟老板抱怨：“最近全亚洲自由都贬值了，能不能多给点自由？”包括，我们进一步让自由成为货币计量单位：“你这件新衣服很好看。”“很便宜啊，一件才二百五十个台湾自由。”包括，我们觉得终于懂了，三重帮大财阀林荣三所办的报纸，明明每事以层峰马首是瞻，为什么好意思取名“自由时报”；包括，我们还自认解开了“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历史格言的真正意义：没有自由，反正早晚得痛苦饿死，倒不如自己早做了断云云。

        自由自由，果然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但说正经的，人家这两句话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事实上，不论就历史经验，或从理论推演，财富的累积的确有助于人类的解放，比方说，人类早期文明的创造，不来自终日不得喘息的劳动者，而来自占有财富的游手好闲者，这个“有闲阶级创造论”就连马克思本人都同意，亦早已成为定论了；又比方说，二十世纪中有相当的自由主义者一度相信，人类自由的最后障碍是经济问题，就像百货公司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依法律，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谁都能自由购买——障碍是，你没有钱。

        只是，财富和自由不是连体婴，不会永远如此甜蜜地亦步亦趋下去。当财富的追逐和堆积到某个临界点时，它之于自由的边际效益不仅可能会降低为零，甚至会呈现负值，这阶段，财富就不再是伟大的自由解放者了，反而成为枷锁。这个效应，特别在资本高度发达、财富大量累积的社会普遍得近乎常识，我们眼前的台湾也差不多走到这样的阶段了，有一句话“胃溃疡是事业成功者的象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解开这枷锁的方式理论上不难，从边际效益的角度追下去思考，我们只要通过理性计算、懂得在财富的边际效益下滑到“不划算”的某一点时停止追逐，不就行了。但事实很难这样，因为金钱不是透明沉默的交换工具，它会直接成为目的本身：当追逐并累积财富直接成为自身的目的，便和理性的、实质的效用脱离，成为抽象的数字增长，成为停不下来、不可能完成、终身实践的准宗教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蔡万霖还要赚更多钱，辜振甫就连自己票一出烂戏也要申请“区区几百万”的补助，连战搞个意在选领导人的基金会也要行政机构拨款上亿元——这些人老早就拥有几百几千辈子用不完的财富了，多出来这些巧取豪夺的金钱从边际效益来看顶多是零，但丝毫阻挡不了他们“宁可拿错，不可放过”的金钱本色。

        了解这样的台湾现况，我们便知道，赚钱这档子事虽不必有何罪过，但它自身动力十足，实在不待我们再去煽风激励，为它买赎罪券，更不必饰以知识之美名，奉上自由之冠冕(把这个荣誉保留给另一些孜孜于换不了钱信念的人不好吗？)，要赚，就请大家不必客气不必惭愧去赚吧！

        说到这个，就令人分外想念我们这位没钱没车没房子却潇洒自由的纽约好朋友马修·斯卡德先生了。

        ，这部小说有知识有自由，但它不教你如何赚钱，反而会告诉你该停下来了。

        

浪费与冒险之时

        ，纯就侦探类型小说而言，布洛克这样子写这本书，不仅浪费，而且还冒了险——小说中，斯卡德这次的委托人“陀螺”是一名自知不保、也果然一开始就被宰的勒索者，此人手中握着三件丑闻，因此，凶手极可能便出自于这三者之中。

        之所以说浪费，意思是，布洛克身为一个靠写书卖钱的类型小说家，题材即金钱，较合理的方式是，他应该想办法把这三件罪案分别写成三本书(甚至三本以上)，卖三次钱，而不是这么慷慨一本书全用掉。

        至于冒险，指的是，布洛克让斯卡德不负死去之人的付托，矢志要逮出凶手，然而，在破案同时，另外两桩丑闻很难避免也得跟着曝光。我们知道，丑闻的发生，有时纯是当事人的罪恶所造成，但也往往来自当事人的不幸与无奈，对这样不幸而且又没杀人且长期饱受丑闻和勒索所折磨的人，揭开他来公平吗？符合正义和人情吗？斯卡德便得如此时时行走在信念和良心的刀锋上头，在慷慨破案和伤及无辜中痛苦地抉择。

        伤及无辜，这会违反类型读者对实质正义的简单期待，违反读者的期待超过某个临界点，惩罚便伴随而来——类型读者的惩罚简单有效而且很容易办到，那就是不买你写的书了，这对类型小说家而言，肯定是致命一击。

        于是，我们便了解了，类型小说的意识形态和情节内容为什么总是简单且保守——他们不能没事冒险，不能“试验他们的主”读者，小说家要保有写作的自由，便得承受损失财富的危险。

        只是，方便的路走惯了，人会变懒；容易的事做多了，人会变笨；想的写的尽是简单保守的东西，作品会变坏变无趣，因此，也就难怪类型小说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出现在他前三本书之中，甚至就是第一本。

        

两名小说家的两个有趣例子

        在财富和作品水平中二选一，固然，大多数的类型作家可能并不那么在乎自己的东西是否愈写愈坏，但人世间毕竟不全然这么灰黯，还是有些人在乎的，布洛克显然便是其中一个。

        熟读马修·斯卡德系列的人都不难发现，布洛克总不肯“聪明”地避开难题，援引类型小说所允许且惯用的“破案=正义”的简易公式进行，他总忍不住昂首往困难或甚至泥淖深处走去，问一些看来徒劳无功、他自己也无力回答的问题，包括生死的问题，包括终极正义的问题，包括人的种种处境问题云云。

        在一书之中，布洛克写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大致如此：当时，斯卡德的查案陷入泥淖，他有一种拿人钱财却无力替人消灾的懊恼，他那本书里的女友前共产党员薇拉安慰他：“你做了工作了。”(You&ve done your work.)斯卡德用了work这个词的双关语来回答，work，物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功”，公式是力量和距离的乘积，比方说一物重二十磅，你往前推了六尺，你就等于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斯卡德说，而他所做的却像是推一堵墙，推了一整天也没能让它移动分毫，因此，尽管你是拼尽了全力，你就是没有做成任何的“功”。

        这让我想到另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小说《输家全拿》(Loser takes All，或译《赌城缘遇》)中一个有趣的发想：书中的主人翁流落到赌城，偶尔从一个老头手中得到一个必然赢钱的赌法，但这个最后必然大赢的赌法非常诡异磨人，它必须先挨过一定阶段的输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明知是输亦一步也不能省——我记得写小说也是格林迷的朱天心引用过这个例子，据说她在新小说能顺利开笔之前，总要经过同样短则数日长则数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说题材业已锁定的状况下)，明知一无所获仍得每天带着书、草稿本和笔到写作的咖啡馆报到，她的口头禅便是：“去输钱。”

        这两个有趣小说家的有趣例子，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困境的阶段性不均匀，它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式的每投一分心力就有一分进展，相反的，在过程中你像整个人浸泡在仿佛无际无垠的困境之中，除了困惑和徒劳之外什么也没有，然后忽然有一天墙开始动了，赌钱的轮盘开始跳出你押的数字来。

        两个例子的不同点在于，格林让我们看到辛苦长路末端的光明终点，你挨够了输钱便能瞬间大赢，布洛克则不给我们任何确切的答案，你推的极可能就是一堵根本不会动的墙。

        

被丢弃的困境

        困境这种过程的绝对不均匀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使它很难被管理，被做成有效的评估和有步骤的计划，换句话说，极容易和我们的“合理化”要求相抵触。

        美国已故星座名家古德曼老太太在谈射手座的高远之志时曾说：“……瞄准天上没人看得到——或说稍有理性的人都不当它存在——的目标。”事事讲求合理的人，不会明知山有虎却一定要走这条路，他会绕道；不会像昔日的梵高一样把自己给曝晒在法国南方的烈日和贫穷之中，疯子一般画下自己眼中心中的图像，他会放弃；也不会花三年五年时间去辛苦经营一部卖不了两个钱或甚至连出版都不能的长篇小说，他会转业或干脆到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去谋职赚容易的钱……

        所以说，困境之难，还不在于难以承受和克服，而是它总是“聪明”地被忽视被弃置，“策略性”、“技术性”地被绕过。

        当然，对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懂得如此避开应该算好事。生活够艰难的了，每个社会也都备有相当的机制，包括宗教、心理咨询、自由经济市场等等，直接间接引领我们躲开这种泥淖困境，好让人生活得开心一些，然而，如若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这么聪明，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或很遗憾了，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变懒，失去思省的厚度和深度，拓展不开心灵的边界和视野，亦容易丧失应有的想像力。

        因此，我们遂不得不对某些个聪明才智之士，尤其是从事某种“拓展思维和心灵疆界”志业的人，有着较严厉点的期盼，希望他们矢志不回，不躲不避。

        

向自讨苦吃的人致敬

        如果还能更严厉一点，我们不光希望他们不闪躲，而且更主动一些哪里有困难往哪里去——台湾的名导演侯孝贤在一次谈拍片经验时，曾说过“给自己出状况”，意思是，他往往会在拍片进行到顺利如流水的时刻，提醒自己缓下来、停下来，甚至主动丢几个障碍给自己，尝试一些较困难的角度和手法，他的创作经验告诉他，太滑太没阻力的进行往往会让作品变得单调而薄，等剪片时会发现宛如单行道一般再没其他的可能和弹性了。

        要人家如此自讨苦吃，我们在这里似乎便有责任做些必要而乏味的提醒了——在创作所关注的人文思维领域之中，就像布洛克所一问再问的正义问题、生死问题、人的种种处境问题，往往并不伴随一个妥善的终极答复，它既不像格林的方子所应允的必然赢钱结果，倒也不尽如布洛克之墙那般悲壮得动也不动，毋宁，它更像个古老无趣的比方：地平线。你可能察觉自己的推动工作有所进展，但吊诡的是，你和终极答案的距离关系似乎一无变化，这是数学最基本的无限概念。

        所以说，“只重过程不问结果”是不是？不，当然不是这么虚矫甜美的氛围，相反的，你必须去问结果，想尽办法去逼近结果，即使面对的是不可逾越的坚城，而你手中所有的，不过是一匹瘦马、一支生锈的长矛和一具拼拼凑凑的铠甲，你仍得奋力攻打，如此，它的过程才是壮丽的、也充满启示的。

        对这样自讨苦吃的人，我们无以为谢，就让我们为他脱帽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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