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一年一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东部的建筑师们乘坐北海岸特快列车离开了新泽西，亨特预订了第五车的第六节车厢，以便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奥姆斯特德前一天晚上从波士顿赶来了，和大家一起前往芝加哥。

        这个场景十分迷人：一辆穿越冬季风景的豪华列车，载着五位史上最为卓越的建筑师。他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谈天、玩乐、喝酒、抽烟。奥姆斯特德趁这个机会详细描述了杰克逊公园的情形，以及和世博会层层委员会打交道的艰难过程。这些委员会在当时看来权力非常大。他尊敬伯纳姆的坦诚直率，以及他身上流露出的领袖气质，毫无疑问，这些他也如实告诉了建筑师们。毋庸置疑，他也花了不少时间强调自己对于世博会景观设计的想法，尤其是伍迪德岛应该彻底避免明显的人造建筑这一观点。

        列车还剩两小时抵达芝加哥。在一次短暂的停靠期间，麦金接到一封电报，上面说他的母亲莎拉·麦金突然在家里去世了，享年七十八岁。麦金和母亲十分亲密。于是他脱离了队伍，搭上了一辆返程的列车。

        建筑师们在一月九日星期五深夜抵达了芝加哥，乘坐马车来到了惠灵顿酒店，伯纳姆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房间。万·布伦特从堪萨斯城赶来，与大家在酒店会合。第二天一早，大家就乘坐马车，前往南边的杰克逊公园。鲁特缺席了，他当天才从亚特兰大启程返回。

        前往公园的车程大约一小时。“那时正值隆冬季节，”伯纳姆回忆道，“天空阴云密布，湖面上覆盖着泡沫。”

        到了公园，建筑师们从马车里钻出来，呼出的空气在寒冷的天气中变成了白雾。风卷着沙砾，刮得脸颊生疼，他们不得不挡住眼睛。他们在冻结的土地上蹒跚前行，亨特由于痛风一直在抽搐、咒骂，感到难以置信；奥姆斯特德牙齿发炎，晚上彻夜难眠，并且因为多年前的马车事故而走路一瘸一拐。

        湖水呈灰色，远处的颜色不断变深，最终成了一条黑色的地平线。近处唯一的色彩只有众人冻得通红的脸颊和伯纳姆及奥姆斯特德的蓝眼睛。

        奥姆斯特德观察着建筑师们的反应。他时不时和伯纳姆交换一下眼神。

        建筑师们呆若木鸡。“他们凝视着眼前的景象，”伯纳姆说，“几乎是一脸绝望。”

        杰克逊公园就是一片方圆一英里的荒原，几乎没有树木，只有零星几棵形态不一的橡树——带毛刺的、针叶状的、黑色的、猩红的，周围簇拥着一丛丛老李树和柳树，疯长着缠绕成一团。最贫瘠的部分几乎全是沙子，上面是成簇的海草和牧草。一位作家称这个公园“又偏僻又令人反感”，另一位形容它为“未经开发的荒原和遍地沙土的废地”。它太丑了，作为度假胜地是最差的选择。奥姆斯特德自己对杰克逊公园的评价是：“如果在芝加哥方圆几英里内搜寻最不像公园的场地，没有哪里比杰克逊公园更符合要求了。”

        事实上，这个选址比看起来还要糟糕。许多橡树都死掉了。在这个季节，很难辨别活着的树和死掉的树。其余的树木根部都严重受损。试钻了一下发现，园内的土壤结构为顶层有一英尺厚的黑土，往下是两英尺厚的沙子，再往下是十一英尺浸满水分的沙子。伯纳姆写道，“……变得几乎像流沙一般，通常我们就称之为流沙”。芝加哥的建筑师很清楚这种土壤结构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而纽约的建筑师习惯了基岩，并不清楚这样的土壤意味着什么。

        至少在奥姆斯特德看来，这个公园最大的瑕疵是它的湖面的高度每年都要产生剧烈变化，落差最大可达四英尺。奥姆斯特德认为，这样的波动会极大地增加在湖岸种植植物的难度。如果水面回落，博览会的游客们将会目睹吃水线以下裸土带的惨状。如果水面涨得太高，湖水将覆盖和淹死沿岸的植物。

        建筑师们重新爬上马车。车子载着他们在公园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前往湖畔。车子的步调就像是送葬的队列，气氛也是同样沉重。伯纳姆写道：“沮丧和绝望的心情混合在一起，这些建筑师这时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提议的工程量之巨大，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这项工作的时间限制是多么无情……二十一个月后就是《国会法案》中定下的建筑物揭幕日期，而在短短的二十七个半月之内，或者说在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当天，所有的施工必须完成，景观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展品全部要布置妥当。”

        到了湖畔，大家再次下车。来自波士顿的皮博迪爬上了一个码头。他转过身对伯纳姆说：“你真的确定计划在一八九三年，在这儿，要开一场世博会？”

        “没错。”伯纳姆说，“这就是我们的打算。”

        皮博迪说：“这不可能。”

        伯纳姆看着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说。

        可是，即使是伯纳姆也不知道，或者说无法知道摆在眼前的将是什么。

        建筑师们在杰克逊公园查看时，鲁特返回了芝加哥。那天是他四十一岁的生日。他直接从火车站去了鲁克利大楼。“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心情很好，开着玩笑。”哈瑞特·门罗说，“就在当天，他接到了一个大型商业建筑的委托案。”

        不过就在那天下午，绘图员保罗·施泰力在鲁克利大楼的某个电梯内遇到了鲁特，“他看起来身体很不好。”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再次抱怨说自己感到非常疲惫。

        建筑师们返回市里，沮丧极了，而且感到非常后悔。他们再次在公司的图书室里聚集。鲁特这一次加入了他们，并且突然又精力充沛起来。他十分亲切，为人有趣又温暖。伯纳姆清楚，如果有人能动摇这些建筑师，点燃他们的激情，鲁特就是不二人选。鲁特邀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前往他位于亚斯特街的家中喝下午茶，然后才终于回家见到了他的孩子和妻子朵拉。据哈瑞特·门罗回忆，朵拉正卧病在床，由于最近的一次难产而“险些撒手人寰”。

        鲁特告诉朵拉，自己非常疲惫，并且提议夏天一起逃到某个地方度个长假。最近几个月他太累了，夜晚总是在工作，或者在旅途中。他已经精疲力竭。这次南下的旅途丝毫没有缓解他的压力。他很期待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一月十五日，那时东部的建筑师们将结束会议，各自回家。

        “十五号以后，”他告诉妻子，“我就没那么忙了。”

        那天晚上，东部和芝加哥的建筑师们在大学俱乐部再次聚首，共同进餐，这次是由场地及建筑委员会做东，向他们致敬。鲁特太疲惫了，没有参加。很显然，这次晚餐是一个武器，芝加哥想借此点燃东部建筑师的热情，并且向他们证明，芝加哥人决意要兑现他们曾经夸下的海口，举办好世博会。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丰盛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宴席。这些宴席的菜单不禁让人好奇，芝加哥上流阶层的人们怎么可能还有健康的动脉。

        建筑师们到达时被记者们拦下了。建筑师们都表现得很亲切，不过口风很紧。

        他们将在一张t形的桌子旁就座，最上方的中心位置坐着莱曼·盖奇，他是世博会主席。盖奇的右边坐着亨特，左边坐着奥姆斯特德。一簇簇的康乃馨和粉红或大红的玫瑰把桌子装点得像一个个花圃。每一个餐盘旁都放着一朵襟花。人人都身着晚礼服，视线所及之处没有一名女性。

        晚上八点整，盖奇挽着亨特和奥姆斯特德的胳膊，引着他们从俱乐部的接待室进入了宴会厅。

        特供烤鲱

        奶酪：彭莱维克奶酪、洛克福奶酪；咖啡；利口酒

        盖奇首先发言。他就世博会将如何精彩纷呈发表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然后呼吁宴会厅内的优秀人士一切以世博会为先，把自己放在最末，并强调只有将自己的利益抛在脑后，世博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众人对他的发言报以真诚而热烈的掌声。

        伯纳姆接下来发言。他描述了自己对于世博会的构想，同时强调了芝加哥将这个构想变成现实的决心。同时他还敦促大家齐心协力，进行自我牺牲。“先生们，”他说，“一八九三年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年份。另外两个伟大的年份，一七七六年和一八六一年，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一次我也请求大家再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一次，全场沸腾了。“那一夜，在场的人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伯纳姆说。

        不过，所有的列队游行都是由芝加哥人完成的。第二天，在鲁特的家中，哈瑞特·门罗见到了东部的建筑师们，她离开的时候十分震惊。“和他们交谈时，我惊讶地发觉他们都倦怠而绝望。”她说，“他们说，如此庞大而造价低廉的建筑很难呈现漂亮的效果，芝加哥千篇一律的地面特征又使有效的组合搭配难以达成，留给准备与施工的时间也太短——这些不同方面的批评显示出他们普遍的轻蔑态度。”

        下午茶结束的时候，鲁特送客人上车。天色已暗，寒风刺骨。凛冽的冷风像镰刀一样划过亚斯特街。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鲁特穿着单薄的晚礼服，却一头扎进了这料峭的冬夜，都没有提前披上一件外套。似乎一切都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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