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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决斗

        一进入一八九二年,天气就变得特别寒冷,地面覆盖着六英寸厚的雪,气温降到了零下十摄氏度。这当然不是芝加哥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季,不过也足以冷到将市区供水系统的三个入口阀全部冻住,阻断了芝加哥的饮用水供应。尽管天气严寒,杰克逊公园的施工却仍在继续。工人们立起了可移动的供暖遮篷,这样一来,不论天气多么寒冷,也可以将纤维灰浆涂抹到矿物馆的外墙上。女性馆快建好了,脚手架已全部撤离。庞大的制造与工艺品馆也在地基之上拔地而起。园区内的工人数量已达四千人。这里面包括一位名叫伊利亚斯·迪士尼的木匠兼家具制造师,他在多年后会讲述建造这个湖畔的神奇王国时发生的许多故事。他的儿子华特·迪士尼将提笔记录。

        世博会八英尺高的围栏和两层带刺铁丝网外面的世界一片骚动。降薪和裁员引发了全国工人的动荡,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平克顿侦探所赚得盆满钵满;一位势力渐增的工会官员塞缪尔·冈珀斯造访了伯纳姆的办公室,想为世博会歧视工会工人的指控讨个说法。伯纳姆吩咐施工监督员迪翁·杰拉尔丁着手调查此事。劳工运动升级,经济也摇摇欲坠,总体的暴力犯罪不断增加。《芝加哥论坛报》在对一八九一年进行评估时,报道说美国有五千九百零六人被谋杀,比一八九〇年增加了近百分之四十,其中就包括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玻顿夫妇。

        罢工的威胁不断升级,天气又变得如此恶劣,让伯纳姆的这个新年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最让他担心的还是世博会公司不断缩水的财务状况。如此快速地推进工程,再加上施工规模又这样巨大,伯纳姆的部门花掉的钱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预计。目前有传闻说理事会打算向国会申请一千万美元的拨款,不过当前最紧要的解决措施是削减开支。一月六日,伯纳姆命令他的部门主管们立即采取措施,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采取严苛的措施,以削减开支。他命令正在鲁克利大楼阁楼中负责世博会工作的首席绘图员立刻解雇所有做事“不精准”或者“不麻利”的人,以及那些没有超额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他对奥姆斯特德的景观主管鲁道夫·乌尔里希说:“我认为你现在可以将人手减半,同时解雇那些薪酬过高的人。”伯纳姆下令,从今以后,所有的木工活儿都只能由世博会承包商雇用的工人完成。他写信给迪翁·杰拉尔丁:“请解雇你手下的所有木匠……”

        在此之前,伯纳姆一直对工人们表现出很大的同情,这一点在当时很少见。连工人生病或负伤没有上工,他都会照付工资。他还建立了世博会医院,为工人们提供免费医疗。他在园区设立了营房,工人们每天可以吃到丰盛的三餐,睡在干净的床上,房间还供暖。一位来自普林斯顿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沃尔特·威科夫乔装打扮成一位技艺生疏的劳工,花了一年时间到处游荡,混迹于国内不断壮大的失业大军中,其中有一段时间,他就在杰克逊公园度过。“哨兵保护着我们,高墙隔断了与外面不必要的接触,我们这一大群健康强壮的男人在一个非凡的人造世界里生活、工作。”他写道,“没有凄惨的景象打扰我们,也看不到外部世界那些绝望的穷人为了找工作而徒劳无功……我们只用做好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平静而安全,并且一点也不担心收不到薪水。”

        可现在即使是世博会也开始裁员,时机真是再糟糕不过了。随着冬季到来,传统的建筑季节已经到达尾声。市面上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竞争非常激烈,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汇集在芝加哥,希望为世博会工作。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背负着“无业游民”的标签,这个名字也许源自铁路工人“嚯,小子”的叫唤声。伯纳姆知道,被解雇的人面临无家可归和贫困不堪的窘境,他们的家人真的可能会挨饿受冻。

        不过一切必须以世博会为先。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可以挑战埃菲尔,这一直困扰着伯纳姆,而且各种提案越来越离谱了。一位空想家提出,可以建造一座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五百英尺的塔,塔身全部由木材搭建,塔顶设置一个小屋,人们可以在那里休憩和娱乐。这小屋还应该是一个小木屋。

        伯纳姆清楚,如果还没有一个工程师带着足以胜过埃菲尔的提案现身,那么剩下的时间将不足以用来建造任何配得上世博会的东西。他无论如何也要激发美国工程师的激情。不久,机会便来了。他收到了邀请,在“周六下午俱乐部”发表演讲。这个俱乐部由一群工程师发起,每个周六在市区的餐馆里聚会,讨论世博会施工中的各种挑战。

        会上的餐食就是平常的标准,有很多道菜,还有酒、雪茄、咖啡和法国白兰地。其中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位三十三岁的工程师,他来自匹兹堡,经营着一家钢铁检验公司,在纽约和芝加哥都有分支办事处,并且已经取得了世博会的合约,负责检验世博会场馆使用的钢材。他的脸型棱角分明,头发乌黑,胡须也是黑的,还有一双深色的眼睛,这种相貌将很快受到托马斯·爱迪生即将构建的产业的觊觎。“他很会与人打交道,并且幽默感十足,”他的合伙人写道,“在所有的聚会上,他都立刻会变成焦点。他语言能力很强,并且有层出不穷的趣事和经历与人分享。”

        和“周六下午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期待听到伯纳姆谈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打造一整座城市所遇到的挑战。不过伯纳姆的发言令他大吃一惊。伯纳姆首先强调,“美国的建筑师们通过世博会的设计为自己带来了荣耀”,随后便谴责全国的土木工程师,认为他们的表现不如建筑师们优秀。伯纳姆指责土木工程师们“在构思新型建筑方面,或者在展示美国现代工程实践的可能性上,都极少或者说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会场内响起了一片不悦的声音。

        “我们需要与众不同的事物,”伯纳姆接着说,“并且要在世博会上起到当年埃菲尔铁塔在巴黎世博会上的作用。”

        不过,不能是一座塔。他说,塔不够新奇,而且埃菲尔已经建过一座塔了。“造得够大”也不够。“如果美国工程师要维护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必须设计和建造出一座新奇的、具有原创性、大胆并且独一无二的建筑”。

        在场的一些工程师感到被冒犯了,其他人则认为伯纳姆说得有道理。来自匹兹堡的这位工程师觉得伯纳姆“话里的真相戳到了痛处”。

        他坐在同辈中间,突然,一个念头“灵光一闪”进入了他的脑海。他说,这个念头并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形的冲动,而是连细节都纤毫毕现。他看得见它,也摸得着它,还能听见它在空中移动的声音。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但如果他行动够快,画出草图,并设法说服世博会的筹款委员会,让他们相信这个想法具有可行性,他认为世博会绝对能够“淘汰”埃菲尔铁塔。而如果发生在埃菲尔身上的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生,那么他将拥有享之不尽的财富。

        对于伯纳姆而言,站在“周六下午俱乐部”的成员面前公开谴责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一件令他精神抖擞的事,因为他要处理与世博会相关的其他事务,大多数时候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练习,特别是在与世博会已经很多但还在不断增加的委员会打交道时。毕竟,一直假装优雅地跳着维多利亚式的小舞步非常耗时。他需要更大的权力——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世博会。他知道,如果这些阻碍效率的事情在规模和数量上持续增加,除非加快决策的速度,不然世博会的工程进度将无法挽回地滞后。世博会公司的专款缩水,使得伯纳姆与全国委员会的关系恶化到极点,理事长戴维斯要求每一笔联邦拨款都必须由他的委员会控制。委员会似乎每天都能产生新的部门,每个部门都配有一位拿薪水的主管——戴维斯任命了一位管羊的主管,薪酬相当于今天的每年六万美元——每一位主管都掌握着某一项伯纳姆认为本应属于自己的权限。

        很快,对控制权的斗争升级为伯纳姆与戴维斯的个人矛盾,而主要的争议就是谁应该对展品及室内装潢的艺术设计有决定权。伯纳姆认为这显然是他的领域,戴维斯的想法却和他相反。

        一开始,伯纳姆采用了迂回战术。“我们现在组织了一批特别的室内装潢及建筑队伍来处理这个部分。”他写信告诉戴维斯,“在这些事情上,让我的部门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未经允许就让我的人对您的艺术布置及展品的形式和装饰提供建议,这让我觉得有些微妙,所以现在满怀尊敬地希望能征求您的同意。”

        不过戴维斯告诉一位记者:“目前只有理事长和他的代理人能决定展品的事,我认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矛盾还在持续升级。三月十四日,伯纳姆加入了戴维斯与世博会日本代表团在芝加哥俱乐部的晚宴。晚宴结束后,戴维斯和伯纳姆单独留在俱乐部里,争论到了第二天早上五点。“这个时间花得很值。”他写信告诉当时不在城里的玛格丽特,“我们各自的感觉都更好了,从今往后,路会顺得多。”

        他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疲惫。他告诉玛格丽特,他计划那晚能早点结束工作回到埃文斯顿。“然后睡在你亲爱的床上,我的爱人,我会梦着你入睡。生命是多么仓促啊!韶光都去哪儿了?”

        还是有惬意的时光的。伯纳姆总是很期待园里的夜晚,他的部下和来此造访的建筑师会聚集在棚屋里就餐,在巨大的壁炉前谈天说地,一直到深夜。伯纳姆很珍惜这份情谊,也很喜欢大家分享的故事。奥姆斯特德叙述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抗争那些恶意修饰中央公园的企图的磨人经历;世博会的哥伦布警卫队队长艾德蒙·赖斯上校描绘了自己躲在葛底斯堡的林荫里,而皮克特指挥自己的军队扫过两军之间阵地时是什么感觉。

        一八九二年三月下旬,伯纳姆让儿子们来自己的棚屋玩。每隔一阵子他就让他们来过夜。可是他们没有按计划的时间到达。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们是被常见的火车延误给耽搁了。可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消息,这让伯纳姆开始焦急起来。他和别人一样清楚,火车事故在芝加哥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夜幕开始降临,最终男孩子们还是平安到达了。他们的火车被密尔沃基-圣保罗线路上的一座断桥给耽误了。伯纳姆写信告诉玛格丽特:“他们到达棚屋的时候,正赶上赖斯上校讲述一些战争中的奇事,还有和侦察兵及印第安人一起在平原的生活。”

        伯纳姆写这封信的时候,儿子们就在膝下。“他们很高兴能来这儿,现在正和杰拉尔丁先生一起观赏大相簿呢。”这个相簿里都是查尔斯·达德利·阿诺德拍摄的工地照片,这位摄影师来自纽约的布法罗,伯纳姆雇他来当世博会的官方摄影师。阿诺德本人也在场,不久他就给孩子们上了一堂速写课。

        伯纳姆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都很好,也很满足,我们是多么幸运,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

        然而,这样平静的间歇从来不会持久。

        伯纳姆与戴维斯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世博会公司的理事们决定向国会申请直接拨款,不过他们的请求导致国会对世博会的支出展开了调查。伯纳姆和贝克主席以为这只是一次笼统的检查,却发现自己要为了那些最琐碎的开支接受盘问。例如,当贝克列出马车租赁的总体支出时,小组委员会却要求他列出乘坐马车人员的名单。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要求戴维斯估算世博会最终的总支出。戴维斯没有咨询伯纳姆就给出了一个数值,这比伯纳姆为贝克主席计算的支出要少百分之十。而那个时候,贝克已经把伯纳姆的结论写入自己的报告中,并交给了调查人员。戴维斯的证词带着没有明说的指控,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是伯纳姆和贝克故意提高了世博会需要的开支。

        伯纳姆暴跳如雷。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命令他坐下,伯纳姆却站着没动。他很生气,很难使自己保持平静。“戴维斯先生事先没有来找我,也没有找我的助手,”他说,“他给出的数字是胡编乱造的。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他的盛怒冒犯了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反对在委员会面前向任何证人提到此类言论。”主席说,“我会要求伯纳姆先生撤回自己的言论。”

        一开始,伯纳姆表示拒绝。随后,他勉强同意撤回关于戴维斯一无所知的那些话,但只有这一部分。总之,他并没有道歉。

        委员会前往华盛顿研究证据,并就是否批准拨款提出报告。伯纳姆写道,国会议员发现,“这项事业的规模和范围都让人头晕目眩。我们给了他们每人一大堆数据来消化,我认为这份报告会十分滑稽,因为即使像我这么了解情况,没有几个月时间也没法写出这份报告”。

        至少在图纸上,世博会的大道乐园开始成形了。普特南教授认为大道乐园的首要作用是提供关于异域文化的教育,索尔·布鲁姆却不认为这是大道乐园职责所在。大道乐园应该有趣,应该是一座充满欢乐的乐园,它会从杰克逊公园一路蔓延一英里多,直到华盛顿公园的边界。这里应该令人感到刺激和兴奋,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甚至能让人感到震惊。他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引人注目地宣传”。他在全世界的刊物上发表了公告,让世人都知道大道乐园将成为一片充满不同寻常的景色、声音和气味的奇异王国。这里会有从偏远之地搬来的原汁原味的村庄,里面住着原汁原味的村民——甚至会有侏儒族,如果舒费尔特中尉成功的话。布鲁姆同样意识到,作为大道乐园的“沙皇”,他不需要再担心阿尔及利亚村庄的特许权问题了。他自己就可以批准在这儿展出村庄。他拟了一份合约,寄到了巴黎。

        布鲁姆做推广的本领得到了其他世博会官员的注意,于是找他帮忙提升世博会的整体形象。某一次,他被召来向记者们解释制造与工艺品馆究竟有多大。目前为止,世博会的宣传官员只给媒体列出了一堆惊人但枯燥的数据。“我能够判断,他们压根儿不关心场馆占地多少英亩,耗费了多少吨钢材,”布鲁姆写道,“于是我告诉他们,‘这么说吧——这个场馆大到可以容纳俄罗斯整个现役部队。’”

        布鲁姆连俄罗斯有没有现役部队都不清楚,更不用说部队里有多少人、可以占据多少面积。然而,这个数据被所有美国人奉为真理。兰德麦克纳利公司出版的世博会指导手册的读者最终发现,自己一想到上百万戴着裘皮帽的军人挤在三十二公顷的场馆里就兴奋不已。

        所以,布鲁姆对自己的说法并不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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