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伍德的人口越来越多，霍姆斯的滋补药和护肤液销量也不断增加。到一八八六年年末，药店的经营都十分顺利，并且收益颇丰。他的心思现在转到了在明尼阿波利斯短暂停留时遇到的一个女人——米尔塔·Z·贝尔纳普身上。她很年轻，满头金发，有蓝色的眼睛和丰腴的身材。不过除了美貌之外，让她脱颖而出的是她身上散发的脆弱无助的气息。她马上就令他着了迷，她的一颦一笑和无助的神情萦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假装出差去了明尼阿波利斯。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得手。他对于女性这一群体的脆弱程度既感到满意又觉得好笑。她们仿佛认为离开自己灰尘满天、充满煤油味道的故乡（诸如阿尔瓦镇、克林顿县或珀西村之类安全的小地方）之后，原有的行为准则仍然适用于在大城市独立生活。

        不过，城市很快就会使她们变得强硬起来。最好在她们刚获得自由，刚走出小地方，在大城市里还是个无名氏，彷徨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时候抓住她们。每天，他眼瞅着她们踏出火车、电车或者马车，迷茫地朝着一张告诉她们该去向何方的纸条皱着眉头。城里的老鸨们了解这一点，她们会守着外来的列车，找机会用温暖而友好的语言前来搭讪，重要的信息却留着以后再说。霍姆斯钟情于芝加哥，尤其是这里的烟尘和喧闹，它可以随便吞噬一个女人的所有痕迹，只留下一丝薄薄的香水味，消散在粪便、无烟煤和腐烂物的恶臭中。

        对于米尔塔而言，霍姆斯仿佛来自一个比她的世界令人激动得多的地方。她和父母同住，在一家乐器店里工作。明尼阿波利斯小而无趣，到处都是来自瑞典和挪威的农民，他们就像玉米秆一样粗糙。霍姆斯英俊、温暖，看起来就很有钱，并且住在芝加哥这个最令人害怕又最具魔力的城市。他甚至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触摸了她。他的眼里沉淀着浅蓝色的希望。第一次见面后他离开了乐器店，只留下一阵尘埃。很快她便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单调到无法忍受了。时钟嘀嗒作响，有些事情必须作出改变。

        当他的第一封信到来，用甜蜜的言语询问能否追求她时，她便感觉仿佛把一条粗糙的毯子从生活里挪走了似的。每隔一两周，他就会返回明尼阿波利斯。他向她讲述芝加哥的见闻，向她描述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并且解释为什么每年都会有更高的建筑出现。他愉快地向她讲述牲口中心的骇人故事：待宰的猪通过叹息桥爬上一个更高的平台，在那儿，它们的后腿会被拴上链子，然后被整个儿拖走，在头顶的轨道上发出一声声惨叫，被运往屠宰场充满血腥的核心地带。还有浪漫的故事：波特·帕玛是如此深爱自己的妻子贝莎，于是送给了她一座豪华的酒店——帕玛家园作为新婚礼物。

        追求是有一套规矩的。虽然并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每一位年轻女士都了若指掌，当规矩被破坏的时候马上就会觉察到。但霍姆斯打破了所有的规矩，并且如此坦率，不知羞耻。对于米尔塔而言，一切却都很清晰，一定是芝加哥的规矩不一样。一开始她十分担心，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喜欢这种激情和冒险的感觉。当霍姆斯向她求婚时，她马上就答应了。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他们结婚了。

        霍姆斯没有告诉米尔塔自己已经结过婚，克拉拉·洛夫林才是他的原配夫人，只不过当时他用的名字是赫尔曼·韦伯斯特·马盖特。在娶了米尔塔两周后，他向伊利诺伊州库克郡最高法庭提出了申请，要和洛夫林离婚。这个清楚记录在案的举动充满了恶意：他控诉洛夫林有不贞行为。这样的指控是毁灭性的。不过，最终法院以“无法执行”为由驳回了申请。他任由这个申请失效了。

        在芝加哥，米尔塔立刻发现，霍姆斯讲给她听的芝加哥见闻比起这里真实的美丽和充满危险的能量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这座城市就像一口大汽锅，将钢铁升腾成蒸汽。这里到处都有火车，它们发出的鸣笛很刺耳，不过同样也提醒着她，生命最终向她打开了大门。在明尼阿波利斯只有一片死寂，以及手指肥肿得像土豆般的男人，他们寻觅着知音，只要能分享他们生活中的痛苦，任何一个人都行。霍姆斯住在恩格尔伍德而不是芝加哥城里，这一开始令米尔塔有点失望，不过即使是这里也比她的家乡有活力得多。她和霍姆斯在药店楼上——霍尔顿太太曾经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一八八八年春天，米尔塔怀孕了。

        一开始，她会帮着经营药店。她很喜欢和丈夫一起工作，经常在他服务顾客的时候凝视着他。她细细品味着他的面容，他平静时略带忧郁的神情，并期待着平常工作时两人的肢体无意中碰触的时刻。她也十分欣赏丈夫做每一笔生意时散发的魅力，以及他是如何赢得那些曾经忠实于霍尔顿太太的老年顾客的。当无穷无尽的年轻女性接踵而至，一定要霍姆斯医生亲自问诊时，她会保持微笑，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米尔塔逐渐发现，在丈夫温暖而充满魅力的外表下，涌动着强烈的野心。他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个药剂师，实际上他更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的男人，通过努力工作和积极创新，一步一步爬到了社会的上流阶级。“野心就是我丈夫生命中的一个诅咒，”米尔塔后来说，“他希望获得地位，得到崇拜和尊重。他希望获得财富。”

        不过，她坚持认为，他的野心从未损害他的品性，也从未让他从丈夫以及后来的父亲角色中分心。她发誓，霍姆斯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爱自己的孩子和小动物。“他很爱宠物，总是带着一只狗，或者一只猫，更常见的情况是带着一匹马。他会和它们玩耍，动辄好几个小时，教它们小伎俩，或者和它们一起嬉闹。”他既不酗酒，也不抽烟，更不赌博。他总是充满爱意，从不动怒。“在家庭生活中，我认为没有人会比我丈夫更好了。”米尔塔说，“他从来没有对我，或者对我们的女儿和我的母亲说过重话。他从来不会生气或者发怒，总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

        然而，从一开始，他们的婚姻中就充满了紧张气氛。霍姆斯没有表达任何敌意，紧张都来自米尔塔。她很快就开始厌烦那些年轻姑娘，以及霍姆斯是如何朝她们微笑，碰触她们，用一双蓝眼睛和她们对视的。一开始她觉得这件事充满了魅力，之后她开始感到不安，最后她变得嫉妒又警惕。

        她不断变强的占有欲并没有惹恼霍姆斯。他更多是把她看作一个障碍，正如一名船长在航海时看待冰山一样，只要警惕和避开就行。生意太好了，他告诉米尔塔，他需要她帮忙管理店里的账本。之后，她发现自己待在楼上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总是忙着写信或者准备药店的发票。她写信向父母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一八八八年夏天，她的父母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威尔米特，住在约翰街教堂对面一幢漂亮的两层宅子里。米尔塔感到既孤单又痛苦，还怀了身孕，于是搬过去和父母同住，并在那儿生下了女儿露西。

        霍姆斯突然开始变得像一个称职的丈夫了。米尔塔的父母一开始态度冷淡，不过他双眼噙满泪水，诉说着自己的悔恨，表达着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意，请求他们原谅。他成功了。“他的出现，”米尔塔说，“就像油遮盖了起伏的水面，这是母亲经常对他说的话。他是如此善良、温柔和体贴，让我们忘了烦恼和忧愁。”

        他为不能经常来威尔米特探望而向他们请求原谅。芝加哥的生意太忙了。从他的穿着以及给米尔塔的钱来看，他的确很像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男人。有了这个印象之后，米尔塔的父母也没那么担心了。他们和米尔塔过着安定的生活。霍姆斯医生时不时会来探望，频率却越来越低。但每当他出现时，总会带来温暖和礼物，并把小露西拥入自己的怀里。

        “据说婴儿对人的判断比成年人更准，”米尔塔说，“所有的孩子都想让霍姆斯抱，并且心满意足地待在他的怀里。他们会选择让他抱，而不是我。他也特别喜欢孩子。在我们旅游的时候，如果碰巧车里有一个孩子，他经常会说，‘你去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孩子借给你一下’。当我把孩子带过来后，他会和孩子玩得很开心，仿佛忘掉了周遭的一切，直到孩子的母亲把孩子要回去，或者我发现她们想把孩子要回去时，他才会反应过来。他经常把哭闹的孩子从母亲怀里抱过来，几乎每一次小孩都会安然睡着，或者尽情地玩耍。”

        恩格尔伍德不断发展，霍姆斯看到了机会。得到霍尔顿的药店之后，他一直对街对面那块荒地念念不忘。经过一番打听，他得知那块地的业主是位女士，现在人在纽约。一八八八年夏天，他买下了这块地，并深谋远虑地将其注册在一个假名——h.S.坎贝尔之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记笔记，描绘自己计划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的房子的模样。他没有咨询建筑师，尽管一位名为A.A.弗雷泽的苏格兰优秀建筑师的办公室就位于霍姆斯药店所在的大楼。要雇用一位建筑师，就意味着得泄露这栋突然出现在他想象中的房屋的真实属性。

        房子的大体设计和功能是同时涌现于他的脑海中的，简直就像直接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幅蓝图。他希望一楼是零售商铺，可以带来收益，也让他有机会尽可能多地雇用女性。二楼和三楼是公寓。二楼的一角是他自己的卧室和大型办公室，在那儿可以俯视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的路口。这只是基本框架，房子的细节才是带给他最大快乐的地方。他描绘了一个木制滑道，从二楼的一个秘密地点直接通往地下室。他打算在滑道上涂满机油。他计划在自己办公室的隔壁建一个步入式保险库，缝隙全部封死，四面的铁墙覆盖上石棉。其中一面墙上安装一个煤气喷口，可以从他的密室里控制，整栋房子的其他房间也都会安装煤气喷口。地下室要建得很大，隔出几间密室，同时还要建一个下层地下室，用来永久存放一些“敏感物质”。

        随着霍姆斯的想象和描绘，这栋房子的特征变得越来越详细。他感到很满意，不过这只是构思阶段。他很难想象，当施工完成，看到有血有肉的女人在里面走来走去时，他该是多么愉悦！像往常一样，这个念头让他兴奋不已。

        他知道，建造这栋房子是不小的挑战。他想了一个策略，相信这样既能避开怀疑，又能减少施工的开支。

        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木匠和工人。很快工人们便带着成队的马，开始挖掘这块地。他们挖出的大洞让人不禁想起一座巨大的墓穴，泥土里渗出阴沉的寒意。但工人们并不介意，这正好可以让不断增强的暑热得到一些缓解。这里的土质让工人们很头疼。靠近地面的那几英尺很轻松就挖开了，不过再往下挖，就变成了沙质土壤，其间充满水分。大坑的四壁需要用木材支撑起来，并且一直在渗水。后来一位芝加哥建筑检查员发现，“地基沉降不均匀，在二十英尺以内的高度差可以达到四英寸”。瓦匠铺设地基，建好外墙，木匠建造内部结构。街面上回荡着手锯呼哧呼哧的工作声。

        霍姆斯扮演着苛刻的承包商的角色。当工人们前来索取薪水时，他便斥责他们以次充好，拒绝付钱，即使他们的活儿干得十分漂亮。他要么等他们辞职，要么解雇他们，然后再聘请其他人，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样施工进展缓慢，不过耗费的资金比正常建一栋房子少得多。如此高的人员流动必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了解这栋建筑秘密的人数控制到最少。一个工人可能被要求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比如在大型步入式保险库里安装煤气喷口，不过工人的任务只是整个工程中独立的一小块，所以这个任务看起来是合理的，顶多有一点奇怪而已。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位名为乔治·鲍曼的瓦匠发现了给霍姆斯干活的诡异之处。“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鲍曼说，“当时我已经不再替他干活了，但两天后他又来找我，问我觉得砌砖累不累。他问我想不想赚点容易钱，我当然说想了。过了几天，他来找我，指着地下室说，‘看到下面那个男人了吗？那是我的小舅子，我们俩都不喜欢对方。如果你施工的时候在他头上掉了一块石头，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你要是这么做了，我给你五十美元。’”

        更让人诧异的是霍姆斯在提出这个请求时的神情。“他的神情就像一个朋友在问你最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鲍曼说。

        霍姆斯是不是真想让鲍曼杀死那个人，这一点不得而知。首先，说服这位“小舅子”买一份人寿保险，并选择霍姆斯为受益人，完全是他干得出的事情。也有可能霍姆斯只是在测试鲍曼，看看是否以后能用他。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鲍曼就没有通过测试。“我当时吓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鲍曼说，“不过我没有朝那个男人扔石头，很快就离开那儿了。”

        有三个男人确实达到了霍姆斯的标准。他们三人都在施工期间为他工作过，并在完工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一个是查尔斯·查普尔，一位住在库克郡医院附近的机械工。他一开始是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替霍姆斯干活，不过很快就显露出某种霍姆斯极为看重的才能。另一个是帕特里克·昆兰，住在恩格尔伍德的四十七街与摩根街路口，后来搬到了霍姆斯的大楼里当看门人。他不到四十岁，身材瘦小，性情暴躁，有浅色的卷发和浅黄色胡须。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名叫本杰明·皮特泽尔，他是一位木匠，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开始为霍姆斯工作。他顶替了一位叫罗伯特·拉蒂默的工人，后者辞工后去霍姆斯药店门前的铁路道口当了看守人。拉蒂默说，一开始，皮特泽尔的任务是照顾霍姆斯的建筑工地使用的马匹，不过后来成了霍姆斯全方位的助理。霍姆斯和皮特泽尔似乎很亲近，近到足以让霍姆斯不计代价来帮助他。皮特泽尔在印第安纳州因试图转让伪造的支票而被捕时，霍姆斯邮寄了保释金过去。虽然损失了一笔钱，但皮特泽尔果然没有被审讯。

        皮特泽尔五官端正，下巴尖尖的，线条很好看。要不是一副没吃饱而瘦骨嶙峋的样子，还整天耷拉着眼皮，他其实算得上英俊。“总的来说，”霍姆斯说，“我对他的描述是近六英尺高（至少有五英尺十英寸），身形很瘦，体重有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五磅，头发很黑，而且有一点粗糙，发量很厚实，没有秃头的迹象。他的胡须颜色更浅，我认为带有一丝红色，不过我偶尔看到过他把胡子染成黑色，这让他看起来很不一样。”

        皮特泽尔为好几种疾病所困扰：他铺了太多地板，导致膝盖受伤；脖子上长了个肉瘤，所以不能穿立领的衣服；还有牙疼的问题。有一次他因为牙疼不得不向霍姆斯请假。尽管是个长期病患，但根据一位医生的评价，皮特泽尔“体格还不错”。

        皮特泽尔娶了来自伊利诺伊州加尔瓦的嘉莉·坎宁，婚后便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群朴素但很听话的孩子，好像只需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马上行动起来，拿扫帚扫地或者拿起布洗碗。这对夫妇最大的女儿黛丝在他们结婚前就出生了，这件事一点也不让皮特泽尔的父母感到惊讶。皮特泽尔的父亲最后一次请求他走上正途时，在信里写道：“‘追随我的人有福了’，这是救世者的旨意，你会追随吗？我会擦除你邪恶的本质，清洗你的污渍，然后我会尽到父亲的责任，你也要尽到身为人子和继承人的义务。”信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痛苦。“我爱你，”他写道，“尽管你已经迷失走远了。”

        第二个孩子爱丽丝在他们婚后很快就出生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不过其中一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因白喉夭折。这三个孩子——爱丽丝、内莉和霍华德以后将会闻名全国，报纸头条都将抛去姓氏直呼其名，因为不管是来自多么偏远的地区的读者都知道他们是谁。

        皮特泽尔也会因为霍姆斯而变得出名。“皮特泽尔是他的工具，”一位地方检察官说，“是他一手塑造出来的。”

        霍姆斯房子的施工磕磕绊绊，差不多每个冬天都要暂停，因为到了工人们所谓的“建造季节”的尾巴。不过霍姆斯从阅读中得知，环线以内的建筑师有办法利用技术让施工全年无休。最终，霍姆斯建起大楼的时间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开膛手杰克开始杀戮的起点相重合，这一事实似乎有点意味深长。

        开膛手杰克第一次作案是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最后一次作案是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九日。那天夜里他遇到了一位叫玛丽·凯莉的妓女，并陪她回了房间。他割开了她的喉咙，几乎让她的头颅从脊柱上掉落，手起刀落之流畅犹如梵高在作画。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在她的房间里疯狂作恶：他安心地将她的双乳切下，和她的鼻子一起并排放置于桌子上。他将她从喉咙到耻骨一路剖开，剥除大腿的皮肤，掏空内脏，堆成一团置于她的双腿之间。他割下一只手，随后插在她一分为二的腹部上。当时凯莉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之后，这个杀手的连环谋杀行为突然停止了，仿佛和玛丽·凯莉的这场幽会最终满足了他的需求。已经确认的有五位受害者，最终证明也只有这五位，而开膛手杰克从此永远成了纯粹邪恶的化身。

        每一位识字的芝加哥居民都如痴如醉地品读着来自国外的报道，不过没有谁像h.h.霍姆斯医生读得这般入神。

        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霍姆斯的房子完成了一半。芝加哥合并了恩格尔伍德，并且很快在六十三街和温特沃斯街附近设了一个新的警察辖区——第二分队第十辖区，距离霍姆斯的药店七个街区远。不多久，巡警根据霍勒斯·艾略特队长的指示开始有规律地巡街，每次经过药店门口都会按照规定稍作停留，和这位年轻而和气的老板聊几句。巡警们会定期漫步到街对面查看一下这栋新建筑的施工。当时，恩格尔伍德已经有了一些高大的建筑，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培养教师的库克郡师范学校，还有坐落于六十三街和斯图尔特街附近的即将竣工的蒂默曼歌剧院，在当时已经算是十分奢华了。不过镇子里仍然还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要建造任何一幢占据整个街区的大楼都会引起人们的谈论。

        施工又进行了一年，冬天仍然按照惯例停工。到了一八九〇年五月，大楼接近完工。第二层有六个走廊，三十五个房间，五十一扇门，第三层还有另外三十六个房间。大楼的首层可以设置五间零售商铺，最好的一间就在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交汇的拐角处，面积很大，十分引人注目。

        搬进这栋大楼一个月后，霍姆斯便把旧的霍尔顿药店卖了，并向买家拍胸脯保证说不会遇到同行竞争。

        让这位买家懊恼的是，霍姆斯迅速在街对面开了一家新的药店，就在他自己房子拐角处的那一间店铺。

        在大楼第一层剩下的几间店铺里，霍姆斯安排了好几项不同的生意，包括一间理发店和一个饭店。在城市电话簿上，霍姆斯的地址上还列着一位名为亨利·D·曼的医生的办公室，这大概是霍姆斯的又一个假名。这个地址还列着一家“华纳玻璃加工公司”，显然是霍姆斯成立的，他打算进军一个突然崛起的新兴行业——大型玻璃板制造和塑形。市场目前对这一行的需求量很大。

        霍姆斯店面里的家具和设施都是赊账买来的。他并不打算偿还自己的债务，并且有信心通过实施诡计、散发魅力来躲避起诉。当债权人上门要求见大楼的业主时，霍姆斯会开心地让他们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h.S.坎贝尔。

        “他是我见过的最圆滑的人。”C.E.戴维斯说，他受雇于霍姆斯，管理药店的珠宝柜台。戴维斯说，债权人会“怒发冲冠地找上门，用任何你能想到的名字称呼他，他却微笑着和他们交谈，为他们准备雪茄和饮料，然后把他们送走，仿佛他们是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我从未见过他动怒。你就算试着激怒他，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戴维斯指了指那间店铺。“如果把所有技工对这栋房子申请的扣押文书贴到这三面墙上，这个街区看起来会像一面巨幅马戏团广告牌。不过我从来没听说有任何文书生效。霍姆斯曾告诉我，他雇了一位律师来帮他解围，不过我一直认为，是这位伙计谦逊有礼又大胆无畏的流氓行为帮助他走了过来。有一次他为饭店买了一些家具，把它们搬了进去，当天晚上经销商就上门来收钱，不然就要把家具搬走。霍姆斯准备了饮料，带他去吃晚餐，给他买了雪茄，然后开着玩笑把他送走，许诺隔周一定还钱。经销商上车后还没三十分钟，霍姆斯就把家具送上了一辆运货马车，这个经销商最后没有拿到一分钱。霍姆斯也没有进监狱。他是美国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些事的人。”

        霍姆斯是有钱还债的。戴维斯估计，霍姆斯通过药店和其他生意赚了二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靠欺诈赚来的。例如，霍姆斯曾试着向投资者兜售一个可以把水转化为天然气的机器，在演示的过程中，他会偷偷地把自己的样品连到市里的煤气管道上。

        他一直充满魅力，为人热忱，不过有时这些品质也无法令他的生意伙伴放心。据一位名为埃里克森的药剂师回忆，霍姆斯曾去他的店里购买氯仿，这是一种强烈但不好控制的麻醉药，内战以来人们常常使用。“有时候，我每周要卖给他这种药多达九次或十次，每次剂量都很大。我好几次问他买来作何用处，不过他的回答很含糊。最后我拒绝把药卖给他，除非他告诉我真正的用途，我担心他并不是用在什么正道上。”

        霍姆斯曾告诉埃里克森，他是用氯仿来做科学实验。后来，当霍姆斯又来买更多的氯仿时，埃里克森便问他实验进行得怎么样了。

        霍姆斯眼神空洞，说他没有在做任何实验。

        “我永远无法猜透他。”埃里克森说。

        一位名为斯托尔斯的女子偶尔会为霍姆斯洗衣服。有一次他提出，如果她能购买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并且把他设为受益人的话，可以给她六千美元。当她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解释道，如果她死亡，他可以获益四千美元，不过在那之前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六千美元。

        对于斯托尔斯夫人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唯一要做的就是签几份文件。霍姆斯向她保证，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

        她身体健康，觉得自己会活得长长久久。她正打算接受这个建议，这时霍姆斯却语气温柔地对她说：“不要怕我。”

        这倒真的把她吓坏了。

        一八九〇年十一月，霍姆斯和其他芝加哥人都得知，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理事会最终就世博会的选址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从报纸上得知，世博会的主要展区将设在杰克逊公园，这让他非常开心，因为杰克逊公园就在他的大楼东边，从六十三街一直走到湖边就到了。除了主展区杰克逊公园，还有部分展区将会设在芝加哥城区、华盛顿公园及整条中央大道。

        通过骑车出行，霍姆斯对这些公园很熟悉。当时出现了“安全”自行车，两个轮子一样大，由链条和齿轮产生动力，这引发了一阵自行车热。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霍姆斯也卷入其中，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还尝试在这场狂热中获利：通过赊账的方式买入自行车，然后再次出售。当然，他一直没有偿还最初买进时的欠款。他自己骑的是一辆“波普”牌自行车。

        世博会公司的决定在整个芝加哥南部掀起了一场贪婪的海啸。《芝加哥论坛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出售四十一街和艾力士街路口一栋六间房的宅子。这座宅子距离杰克逊公园大概一英里远，广告上宣称在世博会期间，新业主可以将其中的四间房出租，租金预计为每月一千美元（约合二十一世纪的三万美元）。一开始，鉴于恩格尔伍德在不断发展，霍姆斯的大楼和土地就已经非常值钱，到了现在，他的产业似乎不亚于一层金矿了。

        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可以挖掘金矿，又可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求。他发布了一条广告，寻求更多的建筑工人，并再一次寻求他忠诚的伙伴们——查普尔、昆兰和皮特泽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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