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原拟题名《红楼寻梦》或《红楼真梦》，因为简净利落，合乎中华语文的独具的风格韵律。但又想到民国间郭则澐作过一个剧本(古元明曲剧体)，就叫《红楼真梦》，为恐犯复致混，就用了现在的这个罗嗦的书名字。我心里并不喜欢它，可又没有另起佳名的才气，就这么称呼了。

        书名虽不惬怀，也还有一点取处，就是凸出了一个“真”字。这姑且叫它“差强人意”吧。

        然而“真”是凸出了，却又如自序中所说的，怎样证明它的“真”？你这真的依据是什么？

        读者看完了这本书，也会有这个问题。我这“真”岂敢自夸自信，这到哪儿也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我又有一点可保证：不管我这“真度”多么低，要打问号，也总比程、高的伪续要真得多。所以这个“真”是个相对而言的用语，并不敢冒充就是雪芹原来的那种嫡真的原面。

        若问依据，其实很简单：这些大轮廓大关目，雪芹早已在前八十回书文中“告诉”了我们，只不过粗心读过的人不能领悟罢了。当然也必须提到脂砚的批语，大大启迪了我们，真好像给我们提高了才能灵智一般。

        不过无论如何，若想在“依据”“启迪”的基础上贯联成为可讲可读的“故事”，就得另加经营缔造之功了。我开头时，自定的“原则”是：严限于讲述而不阑入“仿作”“续书”的性质。这我是遵守了的。但是后来发现，有些“情节”用讲述方式倒是足够的了，而另有的不少内容单用讲述法却全然不能成篇——即无法表达，也无法阅读接受。于是无奈，只得又在原定准则上斟酌参用了一些“文学手法”，以便成文适目。这确实是一种权变之方，其实也并未违反既定的原则精神。

        我写这故事，分成了十个部分，共六十二节；除去杂事纷纭，核实共用了五十天时间。写时十分自如顺手，一点儿也没有什么苦思冥索的“窘态”。有人奖饰说是“文如宿构”，“如行云流水自然而出”。这我哪敢承当，我只是绝不矜持造作而已。

        再有一点，即我绝不把今日流行的词语模式夹杂到里面去，因为这儿应分出一个“历史时代感”，今天人们说的写的许多话，是不会在“时代”里出现的。

        这多年来，很有几位友人促我作这个试验，六十年代出版社老同仁刘敏如，是第一位，他劝我“另续”，我逊谢说，我如何有这个大才？万不敢萌此妄念。他坚持说：“我看你行！——别人还未必拿得起来。”1987年夏，初与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会晤，他也要我“先把关键的几回补出来！”我也迟迟不敢着手。去冬，被邀到中国政法大学去讲《红楼》，不免涉及了高续假红楼的问题，而同学听众对原著真红楼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关注。回家后，我的女儿又对我说：何不把您认为的真故事，用通俗的讲述法介绍给读者？我听了，一时兴起，像说玩笑话一样，答云：“好，我就试试。”就如此两句对话，我就“戏剧性地”开始了这个工作。

        现在粗粗结笔。还有些故事如贾兰、贾雨村、孙绍祖，还有柳湘莲、薛蟠、赖尚荣等人的事，都未及略叙大概，这是因为我集中注意的并不在那些“浊物”的身上，也没有一切都要讲到的打算，因此是个有选择的重点讲述书。

        人家都说“抛砖引玉”，我这抛的不知是什么？怕连砖也够不上。至于玉呢，我想肯定是不必再待砖，就由我这“不够砖”而引了出来，则何其幸也。

        我在此悼念刘敏如同志——他因心脏病逝于湖北咸宁干校。那日傍晚，我由菜园子劳动回“营”，见一群人搭着一大幅白蚊帐似的东西，里面似乎卧有一人，我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晚饭后，我才听人说，敏如同志病发，死在田里——刚才那就是送他“入土为安”的！……我万没想到我与他的永别是那种情景。如今我把这小册奉慰于他的英灵，不知尚能一笑首肯否？

        还有我的亡亲亡兄，一并在此心献。

        周汝昌

        乙亥二月初九，惊蛰节后。

        时在京郊“五洲酒店”。

        [追记]

        考论袭人的结局，见拙著《红楼梦笔法结构新思议》(《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本书未及收入。

        乙亥端午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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