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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巴黎流动的盛宴原句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分手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二) 分手

        对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天天激动,天天激动。我心中觉得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如果万一只是单相思的话,我将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保尔·莱奥托

        《蒙娜丽莎》被盗事件成为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对某些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幸福、色彩斑斓、富有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转折的时期,也是分离的时期。在有关艺术史的书中,涉及蒙马特尔的那一页在微微颤抖,因为那里即将发生大动荡。格莱斯·桑特拉斯不久之后写道:“我要去‘机灵兔’,去回忆我已经失去的童年。”

        玛丽·洛朗森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监狱小住几天之后,就同他断绝了来往。费尔南德·奥利维尔断定在阿波利奈尔被囚禁期间,玛丽从未给她的情夫写过信。除了被囚禁丢面子外,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大量不忠行为和两人之间长久的不和谐都是导致分手的直接原因。玛丽早已声明不会嫁给他,因为他的性格太坏。据毕加索说,阿波利奈尔和玛丽·洛朗森的夫妻生活也有点枯燥无味……

        玛丽·洛朗森同他的分手使阿波利奈尔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他无法忍受身边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回忆,于是决定离开他们在奥特伊的居所,到罗伯特和索尼娅·德劳内家过了几个月。阿波利奈尔在他不久以后创作的小说《被谋杀的诗人》一书中,借用小说中人物特里斯图兹·巴勒里耐特tristouse Ballerie,小说中的人物,诗人的情妇,玛丽·洛朗森的化身。之口,对玛丽·洛朗森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

        我本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是他antal,小说中的诗人。让我变得如此声名显赫。

        过去一般人都认为我骨瘦如柴、大嘴巴、大黄板牙、不匀称的脸、歪鼻子,十分丑陋,而如今的我却如此漂亮——男人们都这么说。过去人们都嘲笑我走路一冲一冲像个男人,细长胳膊在衣袖内荡来荡去像只鸡爪,而如今的我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其他女人都模仿我。瞧,一位诗人的爱能够创造多么大的奇迹啊!

        [摘自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被谋杀的诗人》]

        战争期间,这位诗人仍然给他的缪斯写过热情洋溢的信件。据菲利普·苏波说,狠心的玛丽·洛朗森也给诗人回了信,但是十分残酷和无情。十分敬重阿波利奈尔的菲利普·苏波对这位年轻女人如此无情、狠心地对待与她共同生活了数年之久的男人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除此以外,在《黑人》作者的眼里还有两点不可饶恕的是:玛丽·洛朗森竟然口出狂言,说诗人的作品一钱不值;更加不可饶恕的是,多年来她与马塞尔·儒昂多Marcel Jouhandeau(1888—1979),法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作品寓意深刻,多为日常生活描写。一直来往甚密……

        于是,阿波利奈尔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不仅因为玛丽·洛朗森弃他而去,而且因为心中始终不踏实:他仍然没有得到“不予起诉”的保证;右派媒体对他的攻击令他毛骨悚然;担心拿不到法国国籍,因而随时都有可能被驱逐出法国。

        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安德烈·萨尔蒙、勒内·达利兹、安德烈·杜戴斯克、安德烈·比利和塞尔日·雅斯特佐夫为了帮助他,凑钱创办了一份杂志《巴黎晚会》,交给他领导。刊物出了一期,直接订户从40户下降至1户。但是世界各地纷纷来函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新闻服务,这大大鼓舞了阿波利奈尔。在塞尔日·雅斯特佐夫陪同下,他每星期到整个巴黎转一圈,给所有的书店送一些他们的杂志。

        以绘画笔名为塞尔日·费拉特而出名的塞尔日·雅斯特佐夫是欧丹让男爵夫人的半个弟弟。欧丹让男爵夫人是俄罗斯人,富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社交经验丰富,住在圣日耳曼街的一座别墅,她对绘画和文学都有兴趣,而且曾经是克罗尼亚芒塔尔的情妇。

        住在克里西大街的毕加索夫妻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蒙娜丽莎事件在他们二人之间也造成了隔阂。是费尔南德对阿波利奈尔的态度过分强硬吗?还是因为在她撰写的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中流露出她对当事人的讽刺与奚落,使毕加索生气了吗?还是因为费尔南德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呢?还是愈来愈多的社交活动让她冲昏了头脑呢?总而言之,这对夫妇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那个时期,毕加索同勃拉克一起干。他的脾气暴躁,人们早已有许多议论。也有人说费尔南德对毕加索的作品不理解。总之,他们之间疾风暴雨般的争吵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她责怪他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而他指责她购买过多的衣服和香水,还整天无休止地抱怨。她责骂他只知道画画,除此之外,“头脑简单得像个早熟的孩子”。

        类似的争吵越来越凶,越来越频繁。一天,费尔南德不辞而别。在别的地方过了几天之后,又回来了。然而,心中已经埋下了怨恨的种子。种子天天在膨胀,逐渐地开始生根发芽,直至1912年。(多年之后,毕加索第一次承认,他和他蒙马特尔的缪斯分手不是为衣服、香水之类的事,是为他们领养后又送回去的小姑娘雷蒙德)。

        毕加索那一帮朋友对他们夫妇之间的纠纷不予过问。费尔南德离开“机灵兔”后,去了勃朗斯广场的克罗特或者罗什舒阿尔街的埃米塔兹。这与其他人无关,他们自然是继续处处跟着毕加索。画家们在酒馆柜台上喝啤酒的常客们疑惑的目光下重新聚合了。他们各有各的位置,互不干扰。但当年轻姑娘们为艺术家们的花言巧语折服,将酒馆当做男女幽会场所的时候,打架斗殴爆发了。有人亲眼看见,毕加索被一个人推倒在地上啃了一嘴泥。

        酒馆的常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尔、勃拉克为打架的人记分,为他们判定输赢,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费拉特和他的姐姐男爵夫人、梅景琪、马尔古希在旁边协助……

        这些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很快就确定了他们的行动原则:千方百计表现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他们穿着色彩不同的袜子,但袜子和领带的色彩配套。他们是画家和诗人,其头领叫菲利浦-托马索·马利奈蒂,是他成功地解决了亚历山大体诗和自由诗的问题。以下是他的诗《士兵的火车》的节选:

        tlactlac ii ii guiiii

        trrrrrrtrrrrrr

        (车轮)

        urrrrrr

        cuhrrr

        gurrrrrrr

        (火车头)

        fuufufufuufufu

        fafafafafa

        zazazazazaza

        tzatzatzatza.tza

        除了他们的奇装异服和夸张的诗风以外,未来主义者们是未来的造反派人物:是他们在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派之前,首先试图点燃未来造反的火焰。然而,他们吹嘘自己是未来艺术的先驱,显然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言行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同他们的头目马利奈蒂签署的《未来主义宣言》相一致(该宣言发表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

        第4条:我们郑重声明一种新型的美,即速度的美正在使我们的世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明天。一辆装备有大型排气管、正在奔跑中的汽车,一辆沿着弹道飞奔的汽车要比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像Victoire de Samothrace,1863年在希腊爱琴海中的萨莫特拉斯岛上发现的一座大理石雕像,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缺少头,但带一双象征胜利的翅膀,被称做胜利女神像,现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漂亮。

        第9条:我们想歌颂战争——世界上惟一的卫生、歌颂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们毁坏性的行动、屠杀的漂亮思想和歧视妇女的思想。

        第10条:我们想摧毁博物馆、图书馆,同伦理道德说教家、女权主义者及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可耻行为作斗争。

        《未来主义宣言》初见报端,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新杂志》提出尖锐批评;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1879—1949),法国作家、戏剧演员和法国剧团团长。1913年创建了“老哥伦比亚”剧团。说这个宣言是“一个过于夸张的、缺乏条理的、滑稽可笑的论调”[摘自1909年8月《法国新杂志》];意大利墨索里尼认为他们是他未来的后备军;阿波利奈尔指出:

        未来主义者们是一些青年画家。他们的声明中表现出极度的狂妄和肆无忌惮,但只要我们努力做到对他们宽容,他们也许会以宽容对待他人。

        [摘自1912年2月7日的《强硬派》]

        但未来主义的出现给毕加索家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乱:费尔南德跟着未来主义画家于巴勒多·奥皮飞了。等她落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来时,才明白从今以后一切都成了未知数。毕加索也走了,离开了巴黎。

        毕加索和马尔古希(他也是未来主义者)的未婚妻爱娃·古埃尔去了比利牛斯山里的塞莱特。过去他们四位就在埃米塔兹见过多次面,后来逐渐地就只是他们两人单独幽会。借口克里西大街的画室狭窄,毕加索在他住过的“洗衣船”另租了一间房子。无疑,他们正是在那里进行秘密幽会,一直持续到1911年冬天至1912年的春天。毕加索和爱娃的艳史延续时间很长,马尔古希为此十分痛苦。他的朋友们劝告他忘记她。然而马尔古希想表现得宽宏大量些,可没有那么容易。当他怒气难消时,人们都规劝他向基督学习。

        “基督是怎么做的?”

        “他原谅通奸的女人。”

        “说得容易。这可不是他的女人!”

        毕加索爱这个年轻女子到了发狂的程度。她刚满30岁,美丽动人,性格细腻,待人热情,欢欣雀跃,使人赏心悦目,特别讨人喜爱。他为她画像,并在肖像下方题词:我的美人儿。为了逃避费尔南德,他带着爱娃·古埃尔去了比利牛斯山的塞莱特。因为他害怕有人来拜访,转移到了索尔格。后来勃拉克跟着也去了他那里。随着“洗衣船”的守护神、惟一的皇后费尔南德的消失,毕加索同她历经八年的恋情就此彻底结束了。

        从那以后,费尔南德再未见过毕加索。他们之间的关系断绝之后,她先后为普瓦雷、一个古董商和一个画廊工作过,她在“机灵兔”背诵过诗词,在一家肉店当过收银员……30年代,她给来蒙巴那斯的美国人上过法语语音课,生活十分贫寒。马克斯·雅各布去找毕加索,希望他帮助费尔南德,但毕加索对她的困难处境无动于衷。于是,她决定写回忆录。她去了《法国信使》杂志社。她上楼,进了一间昏暗的办公室。一位戴单片眼镜的男人在那里工作,他身穿两件外衣抵御风寒。第一件已经破损、开缝、污迹斑斑;第二件很脏,比第一件短,但没有那么破旧,也许这正是他将它穿在外面的原因。

        地上到处都摆放着印刷报纸的用纸,当天报纸的题目上覆盖着大块大块的面包片,手稿在书架上堆积如山。

        那个男子抬起单片眼镜,向来人问好后作了自我介绍。他名叫保尔·莱奥托,喜爱动物,特别喜爱猫。不在《法国信使报》工作时,他照顾他的那些受保护者(动物)。他为它们寻找收养处,眼下最迫切的是为它们寻找食物,地上的那些面包就是为它们准备的。请小姐坐吧……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在与毕加索分手后不久,就已经听人说过保尔·莱奥托,或许是听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说的:有一个女子陪同莱奥托吃晚饭。当他将酒杯送到嘴边时,他的女主人阻止了他的动作,大声喊道:

        “您不碰杯?”

        “当然碰呢。”

        当他既一言未发,也未做碰杯的动作时,女主人再次大声喊道:

        “您不会做得更好些吗?起码应该为您的那些动物的健康干杯吧!”

        “那当然!”

        莱奥托微笑着与他对面的那位女人碰杯,小声地说道:

        “祝您身体健康,亲爱的夫人……”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向《小朋友》的作者(即莱奥托)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境遇。他被她的困境感动了。他在《小朋友》中写道:

        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夫人走了,我对格拉兹昂斯基夫人(预定部雇员)讲,如果她确实如她所说的那么困难,她又那么漂亮,可以找个情人嘛。

        莱奥托再次见到费尔南德时,上下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心里琢磨她的“臀部一定很美”。但是,十分遗憾“金黄头发人的皮肤是水红色”。一天,他觉得她非常漂亮,第二天,又觉得她十分令人讨厌,“她的两个乳房之间的上方有一些红色斑块”。

        他在院子里为她采集了许多鲜花,送到她居住的大茅草屋街。她住在绘画学院的对面。莱奥托突然产生了一股嫉妒情绪:他想如果让这位年轻女人愿意和他做爱,可能会有点困难。他60岁了,而她那么年轻。他认为她40岁,其实她46岁。

        莱奥托的确爱上费尔南德了。听她讲述其艺术生涯、她的放荡生活以及“机灵兔”……他想,“我更喜欢一个资产阶级妓女”。

        她去他家(经常是在白天)时,他爱她,但有点儿难为情,不敢。她坐在院子里的帆布躺椅上,他发现她的腿很粗,腰间堆积着许多囊肉,手臂有腿那么粗,一对乳房拖至腹部。那有什么妨碍:“当时我真的勃起了。”他买了一瓶香槟酒,她走后,他单独喝完了那整整一瓶酒。

        不久以后,她将其保存在心底的秘密全部倾述给他:玛丽·洛朗森没有性欲;阿波利奈尔只穿着衣服做爱;马克斯·雅各布与共和国卫队的中士和卫兵来往;拉维尼昂街的一个煤炭商爱她,经常在“猎人馆”门前堆放煤炭而不收钱;她与毕加索在性的方面很协调……

        她一直在留恋着毕加索,听说他生病了,为他担忧;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她在谈到毕加索时,莱奥托从她的面部看得出她的激情与遗憾的心情。

        她说自己同毕加索的真正问题是,她十分寂寞。他总不同她说话,整天整天干做不完的工作。有一天,莱奥托对她提到,塞尔日·费拉特悄悄地告诉他,毕加索与阿波利奈尔在法官办公室对质时,毕加索说不认识他的朋友。费尔南德气炸了,说这纯粹是出于嫉妒,是因为毕加索抢走了费拉特的情妇,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毕加索……

        应乔治·夏朗索尔的要求,费拉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回忆录写了序言(《法国信使》认为销路不看好,仅仅发表了其中的几个片段)。毕加索得知该书即将出版时,他试图到斯托克出版社直接干预,阻止出版,他提议支付出版该书的一切费用。不过,他的干预只是延迟了书的出版。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书最终于1933年出版发行了。

        又过了二十年,处境越来越困难的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写了她的第二本书。勃拉克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毕加索。不知道是出于延迟出版的目的,还是想对旧情人表示他的慷慨大度,画家给她寄去一大笔钱(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也慷慨帮助祖籍德国的法国画家汉斯·哈尔顿去了西班牙)。

        结果,那部作品在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的衣柜中搁置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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