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约瑟夫·戴尔泰Josepeil(1894—1978），法国作家。

        于布缺乏理智。

        20世纪也一样。它刚刚进入理性年龄，便把世界带入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尔维亚狂热分子的子弹之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1日，德国向法国与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同日，让·若雷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遭暗杀。8月1日，法国全国总动员。8月2日，法国军队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出了巴黎的军校和军营，一个个身挂头盔、枪系红花的士兵，在战刀、宝剑、刺刀发出丁丁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战旗的军乐队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巴黎的条条大道，向各火车站进发。重骑兵、龙骑兵、炮兵、狙击兵和步兵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到柏林去！他们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且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泽Kaiser,1871—1918年期间的德国皇帝。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们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馆里举杯痛饮，为获得胜利祝福。开战前夕，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为躲避战火而到蒙马特尔落脚的人们，纷纷跟随毕加索跨越塞纳河到达左岸蒙巴那斯。于是，蒙巴那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尔的“机灵兔”，成为来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在塞纳河的右岸蒙马特尔山撒种，却将在蒙巴那斯收获。

        丁香园酒馆不再组织舞会了，因为那里资产阶级化了。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为避免遭受镇压，画家和艺术家们从山上下来以观形势的发展。他们推开门，进入位于瓦万大街两侧的两个较大的酒馆：多姆和罗童德。前一个酒馆比第二个早开张十五年。多姆酒馆有三个厅，供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美国人玩台球。罗童德占两大优势：一台老虎赌博机，一个朝阳的大平台。不久之后，他扩大规模，把隔壁的两家酒馆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并。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相聚，为德国皇帝凯泽喝倒彩。

        8月2日，瓦万大街同其他路口没有两样。只是在它的南侧，人们在组织欢送军队开赴战场的庆祝活动，罗童德内人群熙熙攘攘，而位于北侧的多姆却空无一人，德国人放弃台球桌溜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在国界线的另一侧耀武扬威了。直至那时，一直认为艺术没有国界的拙劣画家们，也悲伤地陪同他们的日耳曼朋友到纪尧姆皇帝召见他们的火车站去了。他们在群众的一片嘘声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当时，社会各界都酝酿着狂热的反日耳曼情绪。艺术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举办“熊皮”拍卖会的次日，《巴黎午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人们共同思想的文章：

        一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怪诞.９９ｌｉｂ.、滑稽而且丑陋的作品卖出了天价……这样一来，我们民族艺术中讲分寸、守秩序的优点将逐渐消失，塔奥塞tannhauser，德国诗人和作曲家。以及他的同胞们将会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购买毕加索的作品，而是免费从卢浮宫博物馆搬走他们想要窃取的一切艺术品，而那些冒充高雅的意志薄弱者或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成了敌人的帮凶和同谋。

        ［摘自1914年3月3日《巴黎午时》］

        阿波利奈尔此时表现出了他全部的能力。他猛烈攻击罗曼·罗兰以及所有只讲和平、不参与任何斗争的和平主义作家。他为倡导和激励人们“反德”的民族情感大声疾呼。《酒精》一书出版时，他敢肯定德国人已经在连一个马克的著作权都未付的情形下，将《酒精》中的第一首诗《地区》翻译成德文。他说：

        他们时刻到处掠夺，不焚烧法国教堂的时候，就盗窃法国诗人的作品。

        如果没有安德烈·纪德极力鼓吹法德和解，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是因为从未上过战场，安德烈·纪德才成为少数和解的鼓吹者之一吗？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听他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直至30年代一直深深地打着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主义批评家，评论作家。在19世纪末提出的狭隘爱国主义的烙印。

        1917年，甚至发展到将科隆（德国城市）香水改名为卢万（比利时城市）香水、德国牧羊犬改为阿尔萨斯牧羊犬、柏林街改为列日（比利时省名）街、理查德·瓦格纳（德国作曲家）街改为阿尔贝里克-马尼亚尔（法国作曲家）。保尔·莱奥托愤愤不平地下结论说：“我希望在实现和平的时候，将它更改为胜利街。”

        罗童德酒馆稍微有点儿出格：在这里，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其他酒馆强烈。部队在街头行进时，该酒馆的老板利比翁老头从早上起就在酒馆最里面给顾客们斟茶倒酒。他将长年存放在地窖里的陈酒也取出供客人享用。他穿一身很平常的灰色服装，一手掐腰，一手捋着他那八字胡须，看着部队沿着林阴大道向北走去。一些妇女在沿途的路边向年轻士兵们抛撒着鲜花。穿着黑色制服、红色裤子的军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家行礼致意。各部队都唱着《马赛曲》。

        路过罗童德酒馆时，士兵们的歌声更加高亢，更加响亮，歌词也变了。军队与路边看热闹的人们都向一些年轻人喝起了倒彩。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为进军顺利干杯，但身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五颜六色的衬衣，肤色也与我们不同。莫拉斯用更加刺耳的嗓门喊道：“外国佬滚出法国去！”

        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年轻人的确不是本土人：他们的口音、服装、行为举止、所做所想全部证明他们不是我们本土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十分遥远的国家，而其他人与他们的习俗相似，大多数人不清楚他们到底从哪里来。他们都避开跟随部队的大量群众，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路边。

        那一天，也有误会。外国佬们一个个躲进酒馆，藏在利比翁老头的幔帐后面，不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是为了免受辱骂。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得到他们中间的两位——意大利人利西奥托·卡努多和瑞士人布莱斯·桑德拉斯发出的命令：

        法国的外国朋友们在法国逗留期间学会了热爱法国、眷恋法国，将法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并且深深地感到十分有必要向它伸出帮助之手。

        无论在何处生，凡在这里居住的无论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以及一切健康的人，我们在法国找到了生存的手段，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自觉自愿地为伟大的法兰西做出我们的贡献吧。

        他们之所以不讲话，是因为这一年的8月1日恰巧是星期六，他们在等待星期一到来时，去征兵站应征参军。

        星期一到了。首先到达征兵站的是波兰人。他们近一千人浩浩荡荡地开赴圣多明我街报名参军。报名之后，他们手持登记证，涌向骑士广场购买上战场需要配备的军大衣、裤子、上衣和军帽。

        仅仅几个星期时间，“洗衣船”的那帮伙伴们就永远地分手了，他们在蒙巴那斯的弟兄们也离开了培育他们的土地。他们都出发奔赴北方战场，为保卫将他们养育成人的祖国——法兰西去战斗了。当时在尼斯的阿波利奈尔在那里参了军。巴勃罗·毕加索在阿维尼翁火车站送勃拉克和德朗上战场。穆瓦兹·基斯林专门从荷兰返回法国来参军。布莱斯·桑德拉斯陪同他去，还有路易·马尔古希，奥西普·扎德基恩……

        8月2日，秋季艺术博览会主席、开明人士弗朗兹·儒尔丹惊呼道：“立体主义终于彻底瓦解了。”这也许既不是参了军的莱歇、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卡尔科和马克·奥尔朗的思想，更不是拒绝参军的莫迪利阿尼和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思想。迭戈·德·里维拉陪同布朗库西Brancusi（1876—1957），罗马尼亚的巴黎派雕塑家。、格里斯和毕加索留了下来。

        藤田去了伦敦，后来又去了西班牙，最终返回了巴黎。帕森去美国之前，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毕卡比亚与马塞尔·杜尚在他之前已经到达了美国。德劳内呢？他需要找个托词。有些人说他退伍是因为神经有问题。桑德拉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他干脆和妻子索尼娅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内，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大街小巷空空如也；由于宵禁，天一黑酒馆被迫关门；布里埃舞场被改造为军需仓库；到处一片凄凉景象，没有热烈的欢庆活动，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巴黎十六区区长、索邦大学的教授和语法专家费尔南德·布鲁诺从大学辞职，专心从事区里的工作，他组织向贫困的穷人舍粥。但留下来的画家们仍遭受着贫穷与饥渴的折磨。

        “蜂箱”住宅被征用，供从香槟省流落来巴黎的难民使用。原来绿油油的草坪如今成了菜园，树都被砍伐当柴烧了。冬天的一个上午，夏天经常用水喷洒房客的那位看门人上楼进了夏加尔（夏加尔于大战前夕去了白俄罗斯的维特布斯克度假，没有能够回来，1923年才回到法国）的画室，将里边所有东西一搬而空。在确认全部绘画作品都进行过防水处理之后，他满意地下到一楼。手拿画家的作品，向他那间天花板已经严重破损的小屋走去。在手脚麻利地将那些破天花板拆除之后，用那些从天上掉下来的保护物——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代替了刚刚被拆除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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