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你想知道我怎么没死成。为什么我失踪了。这些年我去了哪里。但首先我为什么要自杀，对吧？

        没问题。人人都这样问。他们都在拿我和自己做比较。大家都觉得人生可能存在某种底线，如果没有越过那条底线，人是不会去考虑跳楼啊，吞安眠药啊——但如果你超越了底线，就有可能那样做。大家觉得我肯定是过了底线。大家还会想：“我会走到他那一步吗？”

        但事实是，没有什么底线。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有没有人来拯救你。

        或者，那个可以拯救你的人，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

        追忆往事，我试图弄清楚，我妈过世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过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旁。我应该在的。所以，我撒了谎。这是个馊主意。这样的秘密在葬礼上是瞒不住的。我站在她的墓碑旁，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旁不是我的错。就在那时，我十四岁的女儿拉起我的手，轻声说：“爸爸，我很抱歉你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她的话，让我崩溃。我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湿漉漉的草地弄脏了我的裤子。

        葬礼后，我烂醉如泥，昏睡在沙发上。生活起了变化。一天可以改变一生。对我而言，那一天彻底压垮了我。我的生活，曾经被笼罩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意见，她的批评，她那让人窒息的母爱。我还曾一度暗自希望她不要再来管我了。

        但她真的去了。她死了。没有了探望，没有了电话。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放任自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草，让生活的波浪把我推向边缘。妈妈的存在给孩子们某种有关自我的幻觉。我的一个幻觉就是：我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的，因为她挺满意的。而她一过世，那个幻觉就随之消失了。

        实际上，我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也不再是运动员了。我成了个中年推销员，早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母亲去世差不多一年后，我做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决定。我听信了一个女人的花言巧语。她年轻、漂亮、自信、态度可人，衣服总是敞着两粒扣子。上了年纪的男人从她身边走过，难免恨由心生，懊恼自己生不逢时——除非她主动和他搭话。然后，那男人就昏了头。我们见了三次面，讨论投资的事情：两次在她的办公室，一次在一家希腊餐厅。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但我的脑子显然被她的香水熏懵了，我把几乎所有的存款都投到了那个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基金里。她很快被“调任”到西海岸，留下我面对我老婆凯瑟琳，向她解释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那以后，我喝酒更凶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都爱喝上几口——但那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让我两次遭人解雇。而解雇又加重了我的酗酒。我睡不好，吃不好，迅速衰老。有工作的时候，在见客户前，我都得迅速冲到卫生间里，用随身带着的漱口水和眼药水，掩饰一下自己的酒气。钱成了一个问题；凯瑟琳和我总是为此争吵。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婚姻完蛋了。她厌倦了我的萎靡，而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她呢。一天晚上，她在地下室找到了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我。我的嘴唇摔破了，怀里抱着棒球手套。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或者说，家离开了我。

        我对自己的痛恶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搬进了一间公寓。我变得顽固、自我封闭。除了酒友，我不再和任何其他人往来。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说不定有办法帮我，因为那是她擅长的事情，她或许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好了，查理，说说看你到底怎么了？”但她不在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父母，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孤军作战，没有了那个永远在那里守候你的后援。

        后来，一个晚上，一个十月初的晚上，我决定要去自杀。

        或许你会觉得惊讶。或许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参加过棒球世界系列赛的人，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要自杀的地步啊，因为至少有过了梦想成真的辉煌。但你错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不过是一个缓慢的、渐渐融化的过程，让你发觉，这跟你想象的是两回事。

        那个东西救不了你。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真正把我推下了悬崖、让我彻底完蛋的，是我女儿的婚礼。那时她二十二岁，有一头直直的褐色长发和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她妈一个模样。婚礼是在某个下午举行的，她嫁了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因为她就写了那么多。我是在婚礼举行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从她寄给我的短信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显然，因为我的酗酒、抑郁，以及其他种种糟糕的行为，对于任何家庭活动来说，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尴尬的包袱。所以，我只配收到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我女儿和她的新婚丈夫手拉手，站在一棵树下；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快乐的小夫妻正举杯庆贺。

        把我打倒的是第二张照片。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抓拍照，那个精彩的瞬间永远无法再现：他们看起来像是话讲到一半，笑了起来，手里的杯子有点倾斜。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你不在那里。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你不在那里。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我看看信封上，落款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有谁知道，他肿胀的双脚跋涉了怎样的路途，

        征服过哪些平静的，或是痛苦的山峰？

        我希望上帝给他微笑，拉起他的手，

        说：“你这个逃学的可怜虫，多情的傻瓜啊！

        “你如何能够不留在学校里呢？”

        （诗歌，作者查尔斯·汉森·唐维，被抄录于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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