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补叙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为地下党联系的一个“进步关系”之后，更不要说在入党之后，有一个万能的解释使我无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们的一切苦恼，一切不幸来自万恶的旧社会的制度。不论是贫穷、压迫、仇恨、欺骗、叛卖、悲苦、恶习、传染病、迷信、愚昧……都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建立了崭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会以后，各种死结都能解开，各种忿愤都能释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我读到过一篇写斯大林的文章，说是斯大林擦干了人们眼角的泪水。这太让人感动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领导人，把千千万万个愁苦人的眼泪擦干了，世世代代苦难尝遍的劳苦人民，终于破涕为笑，舒展了皱纹，舒放开嘴角，这样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地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种状况有时候让我痛苦、无奈直到愤慨。为什么我从十来岁就要背起自己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还有上一代人的种种重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我曾与全国妇联幼儿园的杨园长讲座过母亲的离婚问题，杨园长提出两点，第一，根据她与母亲的谈话，她认为母亲对父亲不无感情。第二，母亲的年龄正在临界点上，她再老一点就会全心全力地只顾孩子，再年轻一点，她会优先考虑丈夫。现在，她处于两难时间段。我从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么帮助。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然后父亲的潜力永远被压抑着。他常常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败，工作成绩不被肯定，群众关系（与周围同事关系）不佳，领导不待见，钱不够花，营养没有保证，缺东少西，邻居不讲礼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绝见他，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没有社交活动……他又善于抒情，讲得阴毒痉挛，颠狂冷笑，活不下去。什么（受到了）凌辱，什么他现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传》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连阿Q都敢消遣之），什么他准备退职当“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准备再回忆下去了。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送，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他读列宁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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