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烧,小火炖,浓烟薰,吐沫淹的结果越来越不像是挽救帮助,更与今后写出好作品无涉了。
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写一个农村妇女,从赖皮厚颜到提高觉悟的故事。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无法从更大的方面调整政策,只能说点中间人物之类的小打小闹,无非是让文学创作松动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决无怀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还得自己努力。
这期间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汪的作品还运用了点心理独白,视角转换的手法,在那时已属空穴足音,令人感动了。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本来是歌颂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后,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写出性格生动火红的李双双来,拍了电影,得了奖。他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都使我羡慕,心向往之,知自己实不能至。毕竟对农村生活没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非议。那确实是一个你想尽办法歌功颂德,想尽办法靠拢跟,就是不让你歌颂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拢跟随的时代。
那一段我读到艾芜的,同样歌颂大跃进,但写得丝丝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评论里高度评价安东诺夫的,说是像这样的小说,如果契诃夫有知也会称赞的。我找来了安的,果然精彩,而且比咱们放得开。
我读到了欧阳山的《在软席车厢里》,题材新颖,竟然写到了一个干部因写作而放弃了官职,最后失败的故事。我读到了菡子的《前方》,写解放战争,写战斗英雄、死难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称,如信如诗,直扣心扉,实属佳作。
我也读到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与,我只觉得作者有一种寂寞的心趣。回忆起来,他老也是批胡风的积极分子呢。
浩然的《喜鹊登枝》我是从《北京日报》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轻盈多姿,只是觉得浅得近乎廉价,更像极优秀的命题作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还有柳圯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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