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

        父亲尤其鼓励我去参加劳动（改造）。他反复引用俄苏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

        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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