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貌似传记的形式写小说，或以小说的笔法写传记，以至使小说与传记的写作界限模糊，并在这种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别是探索普通人性，这要算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小说的一个通例。

        小说得写人。这种近乎常识的小说观念也许老套了些，但即使在当代所谓后现代的文化写作语境里，要找一两本不写人的小说恐怕是困难的。写人、写人的情感和欲望、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困难，并进而揭示人或滑稽或荒谬的种种生存状况，至少在将来较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小说写作回避不了的主题。与同样以写人为职志的传记相比，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出现较晚，即使从塞万提斯的算起，其整个历史也不过四百年。而西方的传记写作则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鲁塔克及其同时代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前者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的《阿古利可拉传》，都曾对西方的散文、传记、戏剧以及史学著作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西方，小说虽然晚出，但它却也从传记写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叙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说的写人手法更是直接脱胎于传记。西方小说史上有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摩尔·弗兰德斯》、《汤姆·琼斯》、、、、，乃至《达洛威夫人》，都让人读来颇似传记。这在中国或近代或现代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四大传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来命名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西方人比较注重彰显人性来加以解释。

        写人并力图达到传记写作的真实，以使读者阅读时信以为真，这往往是西方早期小说家的共同追求。笛福的《鲁滨孙历险记》、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其后直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小说都是如此。这种为人性立传的冲动（biographical impulse）至今仍然左右着西方的小说家。当代英国的年轻小说家阿兰·德波顿就是这么一位。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在瑞士和英国长大。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是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自1993年以来已出七部书。根据其第七部书《地位的焦虑》改编制作的三集记录片将于今年春季在英国电视台播出。除下面要介绍的外，德波顿比较热销的书还有两部。一部是他的第四本书（2000年），另外一部是第六本书（2002年）。前者单单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而后者在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已售出四十万册，这种销售业绩在近当代颇为挑剔的欧美读书界是不多见的。那么，德波顿的书里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吸引并打动当代欧美读者呢？

        西方传统文化，经过二十世纪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荡涤和洗礼，目前正面临着亟待整合重组的局面。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再度使世人惊讶，恐怕是众多西方文化战略家和批评家们正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型作家，德波顿对此问题决不会也不能置身其外。他在从容悠游于西方文史哲的同时，也在结合着他这一代人的生存现状，挖掘整合着西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探索一种足以支撑当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基点。他的单在人口基数很小的英国就能卖到十五万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个小数目。根据此书改编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哲学：生活指南》后来又在英国电视四台播出。这些都说明，物质生活已很丰裕的西方人，在自己世俗的人生旅途中，仍然需要从自己文化祖先那里汲取营养以获得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扶持自己。

        选取处理了六位哲人——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和尼采。在这六位哲人中，有宁静内敛的智者，有世俗而讲求实际的生活导师，也有颇具诗人气质、勃发着生命意志冲动的强人、狂人。德波顿这种选择处理的方式很见用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士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向讲求儒、佛、道的调剂互补。在德波顿的书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这种调剂倾向呢？哲学家，特别是那些以所谓体系完美而著称的大哲学家，如黑格尔，往往会使普通人敬而远之，但在德波顿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远离普通人及其世俗的生活，而只关注弄清一些抽象的哲学定义；不应只是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而对于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好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不闻不问。作者是英国人，而二十世纪一些声名显赫的英国、美国的哲学大家，如罗素、怀特海、艾耶尔竟无一人能有缘入选该书。这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对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评判。罗素和怀特海都力图将抽象的思辨还原为数学，而艾耶尔则更是直接地认为哲学是个封闭的系统，它与现实生活无关。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大概就真的不能给人的生存以慰藉了。难怪比较关注人类当下生存状况的德波顿要将他们排除在其之外。

        中的六位智者都并不怎么热衷于打造什么抽象的哲学体系，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毕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有的还能以自己的实际人生为例，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当今众多的欧美读者能将目光投向这位如此年轻的学者所写的一部讲人生大问题的小书，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

        即使在行销四十万册的颇似导游手册的中，德波顿也不忘写一些启迪人思又不乏抒情、调侃味道的美文。波德莱尔、华兹华斯、凡·高、罗斯金等人的名字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可以说作者在写一本旅游书的同时，实际上也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生的大旅途中，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德波顿的小说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有一定的距离。它们都写得智性十足，充满对西方文、史、哲的议论，可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而成就的一种新型的小说艺术。他已出版的七部书中，是少见的比较像小说的作品。

        是他的第三部书，1995年出版，出版后受到欧美读书界广泛好评。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该书实际上是以传记的形式写的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传记。在前者的意义上，该书遵循着西方小说写作的通例，只不过书并没有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命名而已；而在后一意义上，该书又对西方历史久远的传记写作有所批评、挑战和探索，同时不乏对当代西方生活的洞见，很能引起普通人性的共鸣。

        传统的西方传记一般都写伟人、名人，在大多数情况又都是死人，作者与传主既无一面之缘，那么传主肖像的描绘也就只能依靠传下来的一些硬邦邦的历史资料或传主所写的日记之类，乃至传记作者道听途说来的轶闻了。如此写出的传记其真实性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迹近传主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这些就都成了一个一个问号。更有甚者，在这些传记里，普通人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掩而不彰，好像人类历史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伟人、名人创造的。于是像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玛丽莲·梦露、·h·奥登这样的人物，“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了传记的地盘”。

        不满于这种传记写作的状况，德波顿试图从这块被攫取的传记地盘中划拨一部分给极普通的女子——伊莎贝尔。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探讨着一种小说人物的新的写法，于是有了这部介乎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

        小说的缘起谈不上奇特。故事叙述人是位男子，曾经和一位名叫迪维娜的女子同居过六个月，后分手。一天，他收到迪维娜的一封来信，指责他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说他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而不关心别的任何东西。几周后，在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翻到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在这本传记的护封中央部位，他读到该书一位批评家的如下一段话：“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叙述人“我”有感于这段话中的“同情”二字以及迪维娜的指责，突然意识到理解别人是个普通但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意识到传统“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在一种为普遍人性作传的冲动驱使下，“我”决心给下一个走进“我”生活的人写传，这个人就是“我”在一次晚会上结识的伊莎贝尔·简·罗杰斯，也就是女主人公。

        “我”与伊莎贝尔相识后，开始约会，次数逐渐频繁。“我”就这样得以从最（亲）近的距离，“窥视”伊莎贝尔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倾听其不经意中吐露的对过往情事的回忆以及她对生活诸多面相的看法。在这过程中，“我”也不断修正着自己对传统传记写作的看法和批评。“写好人生也许和过好人生一样难，”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名言，意图凸显理解人性、为人作传、而且是为自己亲近的活人作传之艰难，进而挑战、怀疑绝大多数传统传记描述传主生平的真实可靠性。

        这部颇为怪异的小说其实正是身为传记哲学家及实践家的“我”以“同情”、移情的目光和理解力去打量揣测人性最深邃隐秘的部分。其结果实际上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女子形象。人性中本来既有伟大善良的一面，也有卑琐阴暗的一面。绝大多数传统的传记在给伟人、名人立传时，往往着意凸显前者而忽略后者，这大概是因为传记作者无法亲近传主，对传主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比较缺乏，作者的想象力不够等原因所致。于是传主的形象往往大都大于生活。中的伊莎贝尔则不是这样。她以她的诉说和日常行为举止，在心理、性、人际交往、个人嗜好等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因“我”自然流畅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性格分析，着实能在读者面前活画出一个可触摸得到的形象。

        这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在伦敦一家文具公司工作，任生产助理。在谈及自己自九岁起的性经历时，竟然能“像官员宣布选举结果”一样庄严地宣布道：“哦，我很可能和十七个人接过吻。至于上过床的，那就少多了，大概有九个或十个吧。”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对自己性经历的坦诚回忆和叙述，是会令耳朵比较稚嫩的我们这些东方人感到惊讶的。她的诉说所直接面对的听众——“我”，可以说是她的新结识的情人，而她竟能如此坦陈，这种诉说和倾听的关系，恐怕也是听惯了东方爱情故事的人所不熟悉的。与普通煽情小说在描述情爱时的那种火上浇油的笔法不同，在写伊莎贝尔的性经历时，除女主人公那冷静的自我叙述外，还配有一张图表，上面开列着与其有过性接触的所有十七个人的名字，标注着是否接过吻、上过床，以及发生类似关系时伊莎贝尔的年龄。其细节或者由伊莎贝尔在与“我”谈话时自己叙述，或者由“我”以转述人的身份来叙述，并加以精神分析，整合着她的“性史”。

        在全书中，涉及伊莎贝尔情爱生活的部分写得机智、诙谐、幽默；有时故事叙述人那调侃的笔触略带格言警句味道。比如在说及爱情的盲目时，“我”评论道：“人们在感情生活中最容易误解别人，这是因为，爱上一个人时最容易相信他的聪明，也最不能够忘记他的邪恶行为。爱情状态是一种误解别人、写糟糕传记的专横标志。”再比如，在议论到人类本己的爱情需要时说：“我们被骗得只承认我们的部分愿望，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希望能有一张脸可供亲吻，而与此同时却把我们对户外运动或对早期现代史的热情忘得一干二净。这些愿望中也包括我们希望与他人分享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牺牲掉这些愿望，以搂抱取而代之，就像政府为了打仗而关闭芭蕾学校或游乐中心一样。”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大概只有以善写幽默而著称的林语堂笔下才不乏如此妙语。

        中的伊莎贝尔对自己的性爱经历虽然这么开诚布公，但她也有她内心较为隐秘的部分，不愿意轻易告人。“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叙述者“我”评论道，“因为大家都猜想，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他们的某些事情，别人就不会爱他们了。”这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要隔着一道有形无形的屏障，使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更加困难。更有甚者，“一个心理学的基本见解使这一个问题复杂化了。无论我们对朋友或同事的了解是多么不够，我们注定最不了解的人还是我们自己。”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关于人类本性的断语，使人与人间的相互理解更加成了问题。人类曾发明过名目繁多的种种学问，笔迹学、手相学、签名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并一直试图借助这些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释梦、猜谜般地希望窥破人类性格中的隐秘部分。“我”也正是依仗着这些学问，结合着伊莎贝尔的自我回忆，去进一步接近她的深层心理，以求探测她的心路历程。叙述人“我”对伊莎贝尔的音乐趣味、饮食习惯及其对各种征婚广告的态度，也都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加以揣测。那份据称普鲁斯特曾经回答过、而在时髦巴黎人沙龙中也颇为流行的调查问卷，在伊莎贝尔答来似乎也很能说明其性格的方方面面，将她的回答视为其性格素描不能说不合适。这里限于篇幅，对那份问卷的内容以及普鲁斯特和伊莎贝尔的回答，就不加以铺陈了，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时下的所谓“小资”读者，不妨将细细看来，以释好奇。

        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小说来读，一书都是很能引人入胜的。伊莎贝尔和“我”的对话，“我”的叙述及评论，大约各占一半。对话部分既像戏剧台词，又像精神分析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对谈；叙述及评论部分也一点不枯燥。作为小说作者化身的叙述人“我”，由于能自由洒脱地出入于文史，故他对哲学、艺术，乃至对传统传记和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也不乏批评之高见；他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力尤其能说服感染读者，使作为该书读者的我们也能从中学会一些理解的艺术——学会理解别人的同时，也努力理解着自己。这本书篇幅不长，但却像一部小百科全书，西方各种学问及其领域的大师名字俯拾即是，他们的学问中站得住脚站不住脚的地方，作者的代言人“我”都能挥洒自如地加以点评，并将其点化为种种生活的智慧，颇能使我们这些在无知的迷雾中探索人性的人们得到照亮，使我们对人类庸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卑俗、琐屑的一面多几份宽容。

        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和故事，更没有不少西方经典小说所常有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两人间的叙谈，以及“我”对叙谈涉及伊莎贝尔性格和传记写作的议论。正是在这种叙谈中，在伊莎贝尔那普鲁斯特瞬间式回忆中，女主人公的自身形象才渐趋凸现出来；她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以往的情人，也才以或丰满或简略的形象，一一站到读者的面前。而“我”则自始至终像个刺探隐秘者（voyeur），为写成一部传记，以种种心理分析的方法揣度研究着“我”所能听见看见的女主人公言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所成就的到底还是一部颇为耐看的小说。那么，小说的结局到底如何呢？伊莎贝尔由于厌倦了被人窥探和了解，对“我”说：“我想我们应当停一段时间再见面。”人渴望理解，可又惧怕被人彻底理解，这大概可算是人性的一大悖论。

        写好一生也许和过好一生一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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