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晚会，星期六晚七点三十分，伦敦。说话声，音乐声，跳舞。一对青年男女正在谈话。

        女：你说得太对了。

        男（长发，皮茄克）：很高兴你能同意。有时候，像亨德里克斯那样在台上如醉如痴地演出对我来说就是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天空的云散了，就像是，云开雾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女：（点头）：当然。

        男：我登台之前总要向亨德里克斯祈祷。听起来很傻，对不对？你认为我很傻。

        女：没有。我也该向亨德里克斯祈祷。你都是在哪儿演出？

        男：去年我是在洛杉矶。

        女：真的？

        男：我还去过东京两次。

        女：太棒了。

        男：那可是天堂，伙计。

        我在晚会上呆了个把小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站在贝尔赛兹帕克一所房子的起居室的壁龛里。起居室的墙上装饰着一套印度画的复制品，画上表现的是一对身强力壮的男女翻云覆雨的姿态。吉他手时不时地用手指指这些画，每一次都逗得同伴掩着嘴咯咯地笑。我搅了搅第二杯酒里的冰块。如果整个晚上都将以这种调笑加伏特加酒的方式进行，我当然是受不了的。于是我便在一张紫褐色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已经看清楚了她：她这种女人骨子里对那些专门做下等工艺品生意的邪恶男人出奇地青睐。尽管她本人很传统，却想依恋于一个试图逃避她的诱惑的男人。她会把他的胡碴子错当成社会评论，陪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几年，也许还会养成一种嗜好，要一个孩子，十年之后以被家人从活动住房区救出而告终。她的意见肯定将是一种后青春期中产阶级废话。她将会把某种不假思索的左翼主义同对家用设备的唯物主义情感混合在一起；几年之后她将会浮现出素食主义的念头，但最后她会满足于温和的多情善感。这种多情善感在她参加旨在拯救大熊猫以及濒临灭绝的澳大利亚食蚁动物的组织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

        我对这种心理描述非常满意，不想再对她琢磨什么了，便走进厨房里，希望能在那里遇到一个兴味更相投的人。遗憾的是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份前一天的报纸摊在桌子上，上面的一篇文章预言：地球将与一颗铁路终点站大小的流星相撞。

        “哦，我的上帝，救救我吧！”我上面描述的那个女人说道。紧接着，她便匆匆来到厨房。

        “怎么了？”我问。

        “有人在追我，”她随手关上门说。

        “谁？”

        “我怎么老是遇到这种事？他是一位朋友的哥哥。他曾经提出要我搭他的车回家——当然，他打错了算盘。我觉得他这个人也很危险，但不是特危险，只是有点轻微的精神病。”

        “只是轻微的吗？”

        “如果他闯进来，咱们能不能装作在全神贯注地谈着什么？”

        “要不咱们就哼圣诞歌？”

        “对不起，我必须得装得很凶。”

        “想不想喝点酒？”

        “不想，但我想吃个胡萝卜。我就是掌握不了在适当的时候饥饿的窍门。”

        “为什么？”

        “啊，我总是刚感到有点饿，等该吃早餐时又不那么饿了，但到了中午又饿得不得了，不吃一块饼干简直要饿死了。”

        我们在烤箱旁边的罐头盒里找到一块饼干，接着又是简单的介绍。

        “这里的人你认识谁？”

        “我是尼克的朋友。你认不认识尼克？”

        “不认识。尼克是谁？”

        “他是朱莉的朋友。你认识朱莉吗？”

        “不认识。你认识克里斯吗？”

        “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要搭老亨德里克斯的便车呢？”

        “啊，也住在哈默史密斯，离我家很近。我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我对人一向都很友善。其实有时我不该这样。我就是学不会冷淡地把谁赶走。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得罪人，所以也只好对人友善了。”

        “你想让人人都爱你？”

        “难道你不是吗？”

        “当然是。”

        “可你想想亨德里克斯这家伙。我就讨厌那些千方百计赶时髦的人。谁时髦不时髦我不介意，可悲的是刻意追求时髦。这就像有些人竭力要给你留下‘他们多聪明’的印象。假如有谁读过全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他就会学得很乖，决不会把他从书中得到的信息强往你喉咙眼里塞。”

        “你还记得什么事？”

        “啊，对了，有那么点儿。反正你别打听了。咱们才刚刚认识。”

        “是吗？”

        “我敢打赌，你早把我的名字忘记了。”

        “我怎么会忘记像哈丽维特这样的名字呢？”

        “很容易。更需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你怎么会记不住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名字呢？”

        “你怎么知道我把你的名字给忘了？”

        “因为我长期以来也是这样爱忘记名字。后来我在报上看到一篇谈名字问题的文章。只操心张扬自己的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在记别人的名字上。”

        “承蒙指教，原来如此。”

        “很抱歉。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失礼了？我是一个很粗鲁的人。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她莞尔一笑，然后若有所思地向别处看去。她的头发是深褐色，中等长度，略微卷曲。在厨房里荧光灯的照耀下，她的皮肤显得十分白皙，下巴左侧有一颗不协调的黑痣。她的眼睛（当时她的目光正集中在电冰箱门上）是不引人注意的淡褐色。

        “你靠做什么生活？”我的问题掩盖了水龙头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我讨厌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人们喜欢以职业取人。”

        “我不是。”

        “看看冰箱上粘的磁力人儿。他们可都是名人，有卡特、戈尔巴乔夫、萨达特，那一个看起来像是莎士比亚。难道他不可爱吗？”说着，她一把撕下那个小磁人，用手抚摩它光秃秃的塑料脑袋。

        “我在一家叫做帕佩尔韦特的文具公司工作，”她接着说，“他们生产练习本、拍纸簿和日记本，现在又扩大了范围，生产橡皮、铅笔和文件夹。我的职务是生产助理。我不想一直干这个，以后也许会干别的什么事。可老生常谈的问题出来了。你知道，我得挣钱吃饭。”

        她停了停。这时，有两个客人走进来，拿起一瓶酒，又走了出去。仅仅几分钟之前我刚刚形成了对伊莎贝尔的决定性看法，然而在这一阶段，我对她的印象发生了变化。她已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的狂热追随者或澳大利亚食蚁动物的保护者，尽管我说不清她现在应该是什么。这种印象的转变表明了先入之见（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判断。先入之见导致了人们看问题的自我主义方式。根据这种方式，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完全取决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斯大林把古拉格群岛让给了我们，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断定斯大林这人还不算太坏；晚会上的一位客人询问我们的邮政编码，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断定这人蛮有意思。然而，这种心安理得是很可怕的。

        “你的牙床是不是定期清洗？”伊莎贝尔问。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说。“可我今天去看牙医才发现我没有定期清洗。这显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几乎百分之四十的人牙床都不好，到老时会引起可怕的并发症。人们所犯的真正错误是，他们认为他们刷牙很起劲，这对牙床有一定好处。其实很简单，最好的办法是用牙刷之类的东西像这样轻轻地转动……”

        我想：愚蠢的姑娘，笑得很甜蜜，扭扭捏捏。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园艺，尽管我们谈到过园艺。我问她“你用过电动牙刷吗？”她回答说用过，但不常用。那是她母亲的，有一年没用过了。

        对别人还不甚了解，我们就不知羞耻地认为他们如何如何。有人会宣称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不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不愿发表意见。某种说话的习惯、一份报纸的读者群、一张嘴巴或一个脑袋的形状，这一切造就了全人类。我们可以断言，有的人仅仅跟别人聊了几句有关牙医职业或公共汽车站的位置，就会投人家的票或想让人家亲吻他。

        这种鲁莽的认识人的过程跟刚刚啪的一声打开一本小说就形成了对书中人物的看法很相似。要做一个合格的好读者，当然就应该耐心地等待作者把话说完，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加以讽刺。然而，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耐心，因为我看小说很少看完过。我总是拿起来看几页，然后找出一些比较适合拍成电视剧的情节。这种灾难曾经困扰过我和简·奥斯丁的小说之间的关系。我带着那本书穿越过大西洋，到过格拉斯哥和西班牙，但二十出头那几年过完了我也没有读它。

        虽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但我仍自信了解爱玛的性格和前途；我自信我能在晚会上认出她来。事实上，从小说的第一句话，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先入之见：

        爱玛·伍德豪斯既漂亮，又聪明，又富有。她有一个舒适的家，而且性格开朗，似乎同时集人生的最大福分于一身。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还没有遇到过什么令她忧愁或烦恼的事。

        假设我的思路被新闻简报打断了，使我无法进一步了解爱玛，那也绝不会成为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象她的形象的理由。我会把我所认识的她的一位同名者的相貌转嫁给爱玛，并试图在大学里引诱她。她一头褐色披肩长发，举止高雅，面色红润，人们可能会据此认为她是英国人。她总是那样高高兴兴地在一帮女朋友中间走动。人们在走廊里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常能听到她们对某个人刚刚开过的玩笑哈哈大笑。她的姓氏的第一个音节使我联想起乡村生活，森林与绿地，我会用那种绿色描绘她的眼睛；她的姓氏的第二个音节能使我联想起一所红砖农舍，我的一本历史书的封面上就有那样的农舍，如今可能是她的家了。“漂亮，聪明，富有”会使我认为她信心十足，聪慧机敏，说话辛辣尖刻，心理上也许很像我的表妹汉娜。爱玛似乎还有点娇惯成性，荒唐可笑。说她有一个舒适的家和性格开朗那是嘲弄，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机能障碍；而在文学作品中，性格开朗的人往往是滑稽可笑的，大多数是患忧郁症的人写给患忧郁症的人读的。那姑娘活到二十一岁没有遇到过使她忧愁与烦恼的事，我认为这种写法会使那些在青春期留下过伤痕的人出于报复心理希望她活到二十二岁时必有万劫不复的大灾大难发生。

        这种对爱玛先入为主的看法归根到底跟我对伊莎贝尔的粗略看法相去不远，尽管我会更乐于开车送后者回家，而不是送前者。

        “你真好，”伊莎贝尔说。“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打的回去，或者跟亨德里克斯一起走。”

        “没什么不方便，我也是去那个方向，”我撒谎说，因为不愿意在交换电话号码前和她分手。

        我和她约好下个周末一起去游泳，然后就在哈默史密斯跟她告别。这时候，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了她。使我们对某些人的清晰印象受到破坏的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和别人接触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印象就越是模糊。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对一个认识了二十一年的男人或女人归纳出一个清晰的整体看法；我们不得不默认，其实别人也和我们一样复杂，一样不可理解。在简短的认识过程之后，我们很少能有耐心，（或说得好听一点）有精力认真思考别人身上的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

        我抛开这个“知道的越多就越不了解”的悖论，转而求助于心理分析工具。心理分析根据特殊经验提供了一套回答一般性问题的答案，诸如“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心地好不好？”、“相信抽烟的人是不是明智？”或“应不应该相信那些自称不会生气的人？”我把我不了解的人纳入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熟人的行列之中，保留改变画面的权利，以求画面新颖，并能从中获得与以往的看法不一致的信息。

        我的朋友纳塔丽就是我理解的起点。伊莎贝尔或许是独特的，然而单凭想象力却看不出她这一点，因为想象力更容易将不同的人浓缩成一个人。梦能够揭示出人们在无意识状态下有很多相同之处。于是，迷迷糊糊的做梦者报告说他或她同恺撒过了一夜，尽管此恺撒并非历史上的恺撒，“其实是”或“同时又是”当地的一位烤面包师或他的表弟安格斯。大脑是识别人类一致性的大师，在清醒的时候主要是识别肉体层面上的一致性，而睡眠的时候主要是识别心理层面上的一致性，并能使我们不舒服地、无意识地看到一对非常相像的形象：我们的女朋友同时又是我们的伯祖母；我们的高尔夫球伙伴则无意识地扮演了电影《现代启示录》中奥森·威尔斯的角色。这种一致性在我们下一次接吻或建议玩九孔戏的时候立即就会想起来。

        所以，伊莎贝尔就是纳塔丽。纳塔丽曾经对我说过，她小的时候很腼腆，而现在很大胆。因而我想象，有一个相似的过程一直在发挥作用。她肯定已经决定将自我意识戴在袖筒上，决不为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羞愧根源的事感到窘迫。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她侵略性的性格。当她突然问我是否记得她的名字时，这种性格表露得十分明显。在她谈及她的牙科医生和她的饮食习惯时，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不重要的社会习俗的不屑一顾。我根据这一点想象，要想使她对什么事感到震惊很难。她会认为这一想法简直是狂妄。她的社会标记模糊不清。她住在各个阶层的人杂居的哈默史密斯，在一家企业工作。远远望去，那家企业装饰精美。她不像是在做行政工作。看来她挣的钱足够她出国旅游，也许是去远东或者非洲。

        旅游者到了异国他乡总是傻乎乎的。他们把旅行的表面现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比如机场有没有手推车、出租车司机用不用除臭剂、博物馆大门口参观者的队伍排多长。他们就靠这些细节得出荒唐可笑的结论，比如“西班牙极富有进取性”，“印第安人很讲礼貌”，或者“她很讨人喜欢”。我在提前形成对别人的看法时也是这样傻。

        第二个周末我去接伊莎贝尔一起去游泳，又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住在一幢爱德华一世、二世、三世时代式样的楼房顶层的一套公寓里。那幢楼房坐落在离哈默史密斯路不远的一条街上。

        “当心，别把车停在楼前的树下，伦敦的每一只小鸟似乎都把那地方当成厕所了，”我打电话再次确认这一安排时，她告诫我说。

        我按响了门铃。她通过内部电话对我说：“我马上就好。我本来应该邀请你上来的，可我家里乱得像猪圈似的。”我还没来得及说没关系，她已经下楼了。

        “我刚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向我道了声歉，便关上车门，摸索起安全带来。“那女人无疑是疯了。没把她关起来真是奇迹。”

        “她怎么疯了？”

        “她在电话里唠叨了半个钟头，说我吃得太少，还说怪不得一直没有个像样的男人约我出去。她对我吃什么一直放心不下。这是一种心理障碍。每一次打电话她都要问问我冰箱里放的是什么。一位母亲对成年女儿竟然这样做，你能想象得到吗？哦，往左拐。”

        我把车拐上了大路。

        “他妈的。”

        “什么？”

        “我是说拐对了。我一直弄不清这个词的用法。”

        在游泳池里，伊莎贝尔解释说，她之所以不会潜水，是因为她还没有掌握让鼻子不呛水的方法。她仍然得捏住鼻子。不过，她哈哈一笑说，她可不准备在人满为患的市游泳池里当众表演这种不雅观的动作。我们沿着浮漂游了一会。她告诉我说她最近才刚刚开始重新练习体操，打从十几岁起她就没再练习过。她做体育运动时总觉得很枯燥。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体育运动的好处。她做事总希望有个目标，这也是她不喜欢到乡下远足而宁可呆在城里的原因。比方说，打网球有什么意思呢？不就是把球打来打去吗？那么滑雪呢？两年前她曾经滑过，其中有十次是在法国，住在山上的小屋里。虽说夜里很有意思，但白天索然无趣。她还在缆车里经历过一次生存危机。

        “我往山上望去。我想，‘哦，我的上帝呀，我得滑上去再滑下来，然后再滑上去再滑下来，’就好像那个希腊人……”

        “坦塔罗斯？”

        “不，另一个。”

        “西西弗斯。”

        “就像他推石头一样。”

        我们游到游泳池一头，然后改用仰泳返回。这时来了一群孩子，他们互相比赛，在哈默史密斯的这个高档游泳池的一端溅起了更大的水花。

        “有一件稀罕事你知不知道？”她问。“加缪和贝克特都很喜欢体育运动。卡米曾当过阿尔及利亚足球队的守门员，贝克特因为板球打得好曾上过《智慧》杂志。”

        “是吗？”

        “有趣的是，起初他们天天净干一些没有意思的事，可后来倒认真搞起体育来了。我觉得体育也没什么意思。也许你只有先发现生活没有意思，然后才会发现体育也没有意思。”

        通过闲聊我了解到，伊莎贝尔是在金斯顿上的学，她的家人至今还住在那里。当地的那所学校教学质量很差，但她坚持要去那里上学，而不愿像母亲希望的那样到私立寄宿学校读书。她上学不怎么用功。她比班里其他姑娘年龄都小，但她学得很圆滑。后来她进了玛丽女王学院——那是伦敦大学的一部分——学习欧洲文学，“疯疯癫癫的，有点像个男孩子”。她已经工作了四年，对于她的差使，她有时讨厌，有时也挺喜欢，尽管她有时也曾想放弃原来的工作，改行做园丁。她有一个妹妹叫露西。她们俩的关系是又爱又恨。她还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小性子，整天“神气活现”的。她很少回家，她的母亲对此很恼火。她的母亲在当地政务委员会的教育处工作，曾一度拥护女权主义。现在她告诫伊莎贝尔说，假如她不赶快结婚，将会沦为老处女；男人们不喜欢她穿的衣裳（她为什么就不能选择更女性化一点的服装呢？）；她应当接受更多男人的宴请。关于她的父亲，她谈得不多，只说他很善良，但无一技之长，特别没本事。

        我们从游泳池里出来，分头去换衣服。出了游泳馆，我提议到路边几码远处的一家三明治店用午餐。当时正值午餐时间，又是星期六，店里顾客很多，我们等了很久，后来终于被安排在靠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你认为我应该吃什么？”她看着菜单问道。

        “不知道。”

        “我想要鳄梨和熏咸肉，也许再买点火鸡肉。”

        我选择了奶酪和土豆，我们便开始漫无边际地交谈起来。游泳之后，我们已饿得饥肠辘辘。受饭店里乱哄哄的气氛影响，我问伊莎贝尔是否喜欢住在伦敦。

        “哦，不知道。我认识的许多大学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伦敦，有的去了外地城市，有的去了欧洲或美洲。我有一个好朋友搬到了纽约。我并不特别喜欢伦敦，但同时我也认为，当你真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会越发感到原驻地在你心里的分量。说到底，所有城市都一样，所以你在哪住，就不妨还呆在那里，你熟悉那里的电话，那里的交通，办什么事都方便。”

        在传记里写上这样的细节无疑会有夸张不实之嫌。两个人在吃快餐的时候真会有空描述三明治、开轻松的玩笑吗？

        鲍斯韦尔在追述约翰生博士的生平时似乎也曾受到过类似的指责，但他立即辩解说：“我十分清楚，我对约翰生的谈话的几处详细记述立即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将传记加以修改，以适应理解力低下的人，满足他们滑稽的好奇心，博得他们会心的一笑该有多好啊！然而我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意见：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一旦与名人相关，常常能反映出他们的性格，而且总是那样引人入胜。”

        然而，正是这种对细枝末节的关注，使得约翰生的后代无须回答“伦敦是不是一个适于生活的好地方”这一问题。伦敦即便不像是伊莎贝尔刚刚说过的那么壮丽，距壮丽也并非千里之遥。

        与鲍斯韦尔关于约翰生的辩解的真正区别在于，伊莎贝尔既不可能被称为男人，也不能被专横地称之为名人。我以前的女朋友可能会指责我没有同情心，我也会出乎意料地因此而变得对写传记的可能性越来越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为何会集中在一个和我一起游泳几乎没有游够二十圈的人身上呢？

        伊莎贝尔用手拢拢头发，试试干不干。“关于游泳，”她说，“最烦人的事其实并不是游泳本身，而是得换衣服、冲洗等等。我说，我要是发了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私人游泳池。你会不会想到？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游二十分钟，然后精神饱满地面对新的一天。”

        “但也许你厌倦之后就不用它了。”

        “有可能。要不然就是对富得居然家里有游泳池感到沮丧。我认为，没有钱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你可以想象一旦有了钱一切将会多么舒服。等你真的发了财，你自己也就只有抱怨的份了。”

        “或者你的父母。”

        “啊，我们都允许发点牢骚，”她说完，挑逗似的嫣然一笑。就在这时，一盘三明治摆在了我俩中间。

        我对别人的关心通常是淡漠的，但此刻我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尽管乏味，却渐渐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和魔力。

        “哎，真是糟透了，到处都在塌陷，”伊莎贝尔这样说她的三明治。这话未免有点夸张，因为那三层的“糟透”的东西只是边缘有些塌陷。

        “简直无法相信。衣服全让土豆给弄脏了，刚刚洗过的。对不起，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餐巾？”

        就在伊莎贝尔用力擦拭的时候，我注意到，游泳之后，伊莎贝尔的米黄色套衫没有穿好，洗衣标签从衣领处伸出舌头来。我们两人谈话中表现出的差异、她的擦拭动作以及这个洗衣标签十分明显地暴露出了一个更为隐蔽的伊莎贝尔。我突然有一种独特而又明显的病态感。那就是：我对她的兴趣没有理由不延伸到她对一周一次去洗衣店的态度。

        有些人认为，传记的高尚与人类情感的卑贱绝不应混为一谈。要回答这些人的观点，我们不妨建议他们注意一下情感与传记冲动（即充分了解另一个人的冲动）之间的关系。每一种情感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一个有意识的传记过程（一个人确定日期、特点、最喜欢的洗衣店和快餐店等等的过程），这很像是一部真正的传记要求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或多或少地具有有意识的感情联系。要完成这样一本书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巨大动力吗？

        雪莱和柯尔律治的传记作者理查德·霍姆斯曾经生动地将传记作者的任务比作从头至尾追随主人公的脚步。为理解这一点，他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假如你不爱他们，你就不会追随他们——至少不会追随很远。”

        鲍斯韦尔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写道，他“意识到自己对约翰生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我把他看作我的良师益友……我认为我可以用我的剑捍卫他”。

        就连不谙剑术的弗洛伊德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传记作者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选择他们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因为——出于他们的个人情感生活的原因——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对主人公的某种特殊感情。”（尽管这段话的其余部分略显刻薄，但不引用会显得不够真诚：“此后他们便将精力奉献给一项理想化任务。他们抹掉主人公的个人相貌特征；他们填平主人公一生中与内外阻力抗争的痕迹；他们不容忍主人公身上残存任何人性弱点或瑕疵。”）

        我开始比较有规律地去看望伊莎贝尔。一天晚上，我们沿着沙夫茨伯里大街散步，停下来看一个报刊经售人的橱窗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亲吻她的无法抑制的冲动。

        “你要干什么？”她从我迷迷糊糊的拥抱中挣脱出来，问道。

        （“我开始怀疑，传记作者的追踪特点常常会弄出一些具有喜剧色彩的事情来：总有一种流浪汉来敲厨房的窗户，暗暗希望能被请进来吃一顿晚饭。”——理查德·霍姆斯，《脚步》）

        “我要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我撞在一个绿色的废物箱上，三个被压扁的空易拉罐叮叮当当地滚落到人行道上。但她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忽视她所提出的异议。

        “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间太短，我觉得那样做现在还不合适。我们俩只属于互相认识，我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够了。我不想匆忙去做任何事。我不是反对那样做，只是，啊，只是听起来有点荒唐。我想我们先得进一步互相了解了解。”

        “你的意思是——”我问了一句，弯腰去捡被我碰出来的杂物。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关系、朋友、工作、无法摆脱的烦恼、一切的一切。人们总想不失时机地做那种事。这是不是有点可笑？我这样说你介意吗？”

        我介意了吗？

        没有时间介意，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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