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奥德萨街同电话公司的几个黑女人一起回到家里时已快到圣诞节的黎明了。火熄了，我们都太累了，于是便穿着衣服上了床。我的那个姑娘整个晚上都像一头豹子一样蹦蹦跳跳，我爬到她身上时她已睡熟了。我在她身上费了一阵劲儿，犹如在一个被淹死或闷死的人身上使劲儿一样。后来我放弃了努力，自己也睡熟了。

        节日期间我们天天喝香摈，早上、中午和晚上，有最便宜的，也有最好的。过了年我就要到第戎去了，人家在那儿给了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使：当被交换的英语教师。这是促进法美和睦相处的一项安排。旨在增进这两个姐妹国家的互相了解和友善。对于这一前程菲尔莫比我更感到鼓舞，他这样想是有充足理由的，而对于我这不过只是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去而已。我面前没有希望，这份工作甚至连薪水也没有。他们指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自认有福气，能够享受传播法美和睦这一福音的特权，这是为一个阔佬的儿子预备的工作。

        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天快亮时下起了雪。我们走过一个个街区，最后再看一眼巴黎。穿过晕多敏克街时我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正在上演一出哑剧，它没有使我完全惊呆，却也叫我惶惶不知所措。在全世界，凡有这些灯光黯淡的坟墓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同样的恼人的温度、同样的朦朦胧胧的光线、同样的嗡嗡声。在特定的时辰内，整个基督教世界里穿黑衣的人都俯在祭坛前。牧师就站在那上面，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吃饭铃或喷雾器。他对众人喃喃布道，他的话即使能叫人听懂也不再有一点儿意义。很可能他是在乞求上帝保佑他们吧，也保佑国家，保佑统治者，保佑枪炮、战舰、军火和手榴弹。祭坛上围在牧师身边的是一群小男孩，穿着打扮像上帝的安琪儿，他们唱男高音和女高音。全是纯洁的小羊羔，全穿着裙子，看不出性别，像牧师本人一样是扁平足和近视眼。真是绝妙的不辨雌雄的猫叫春、是符合J一mol节拍的松紧内裤里的性行为。

        我在昏暗的光线下尽量仔细地观察这儿的情况，既令人眼花镣乱，又叫人目瞪口呆。我自忖，整个文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真是太棒了。不论下雨还是天晴，下冰雹、雨夹雪、雪、打雷、闪电、战争、饥馑、瘟疫，都不受丝毫影响。总是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在脚腕上系带子的鞋和上帝的小安滇儿唱男高音和女高音。靠近出口处有一只开了一个孔的小箱子，是为了继续天国的工作的，于是上帝的恩典便会像雨点一样落在帝王头上，落在国家里，落在军舰、高效炸药、坦克和飞机上，于是工人会增强臂力，有力气屠宰马、牛和羊，有力气在铁大梁上钻孔，有力气在别人的裤子上缀扣子，有力气出售胡萝卜、缝纫机和汽车，有力气消灭虫子、打扫马棚、倒垃圾箱、洗刷厕所，有力气写新闻标题、在地下铁道里剪票。力气……力气，原来这喃喃自语和戏弄人的把戏只是为了给人一点力气。

        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小广场，那便是圣克洛蒂尔德教堂，人们正在望弥撒。菲尔莫的头还有一点儿昏昏沉沉，他执拗地也要去望弥散，据说是“为了好玩”。我对此有几分不安，首先是因为我从未望过一次弥撒，其次是我显得寒酸，也觉得寒酸。菲尔莫也显得衣衫褴搂，甚至比我还不体面，他歪戴着大垂边帽，大衣上还沾着我们刚去过的最后一家妓院里的锯末。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大踏步走进去了，最糟的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而已。

        看到的景象令我吃了一惊，也就一点儿忐忑不安的感觉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我才习惯了昏暗的光线，我牵着菲尔莫的袖子，跟在他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这时一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像某种从铺路的冷石板中冒出的空洞的嗡嗡声。

        这是一座巨大的、凄凉的坟墓，来吊丧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是到地下那个世界去之前必经的来宾接待室，温度在华氏五十五或六十度左右，没有音乐——除了地窖最上层放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哀乐，活像百万棵菜花在黑暗中哀号。身着寿衣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副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的乞丐模样，这些乞丐恍恍惚惚地伸出手来，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乞求怜悯的话。

        我早知道会有这类事，不过一个人若还知道有屠宰尝停尸所和解剖室这类去处，他会出于本能地躲开这些地方。我在街上常常从一个牧师身边走过，他手里捧着一本小小的祈祷书在吃力地背诵。“傻瓜！”我自语道，过后也就不去理会了。在街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呆子，这个牧师还不算是最叫人吃惊的。

        人类两千年的蠢行已使我们对此不那么敏感了，然而当你被突然送到这个牧师身边，看到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发挥着一座闹钟的作用，你还是会产生一些全然不同的情感的。

        一刹那间全部这些流涎水、翁动嘴唇的把戏几乎都有了意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以通宵狂欢后的那种清醒意识审视这个场面。我们这样穿来穿去一定很惹人注意，因为我们的外衣领子竖着，从不画十字，除了低声说几句麻木不仁的话以外嘴巴一动也不曾动。若是菲尔莫不那么固执地要在仪式正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从祭坛边走过，或许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切。他在找出口，我估计他想到了出口那儿就好好看一看这最最神圣的场面，这就是说要近距离仔细看一看。我们一直平安无事，正在朝很可能是出去的通道那一道光线处走去，这时幽暗中猛地闪出一位牧师拦住了路。他想问问我们要去哪儿，正在于什么，我们相当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出口。我们说的是英语的“出口”，因为当时太惊恐，我们一时想不起法语“出口”是怎么说的了。牧师一句话不说便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推开一道边门把我们狠狠推出去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跌进了刺眼的阳光中。这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猝不及防，待我们到了人行道上仍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们眯上眼睛走出去几步，然后又出于本能转过身来。牧师仍站在台阶上，苍白得像一个鬼魂，像魔鬼那样狠狠地瞪着我们，准是连肺都气炸了。后来又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不怪他，不过当时瞧见他穿着长袍、头上扣着一顶小瓜皮帽的滑稽相，我禁不住哈哈大笑。我看看菲尔莫，于是他也大笑开了。我们站在那儿当着这个可怜虫的面足足笑了一分钟，我猜他起初有一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突然冲下台阶，一边还冲着我们晃拳头，像是认真了。待他冲出围墙便狂奔过来，这会儿某种保护自乙的本能提醒我快溜走。我拽住菲尔莫的袖子跑开了，他还像个傻瓜似的说，“别，别！我不跑！”“快跑！”我嚷道。“咱们还是快点儿离开这儿为妙，这家伙已经完全疯了。”于是我们逃了，拼命竭尽全力逃走了。

        去第戎的路上我们仍在为这件事情大笑，不过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另一件可笑的往事上。那件事同今天发生的事有点儿相似，是我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发生的。那是在出名的繁华时期，我同成千上万人一样冷不防遇到了麻烦，我试图解脱，结果却同一位朋友一道更深地陷入了困境。杰克逊维尔尤其处于被围困状态中，我们就在那儿被困了大约六个星期。天下所有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从未作过流浪汉的家伙似乎都游荡到杰克逊维尔来了，到处都住满了人——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消防队和警察局、旅馆和公寓。到处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绝对客满。杰克逊维尔的居民的心肠已经变得很硬，我觉得他们像是穿着甲胄在来回走。这一回又是食物这个老问题，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食物正从南方用火车运来。桔子、柚子以及各种水份很多的食品。我们常从货车棚旁走过，看看有没有烂水果，可甚至连这也很难得。

        在绝望中，有一天夜里我拉上我的朋友乔来到一家犹太教会堂里，当时里面正在做礼拜。这是一家新派会众聚会场所。那位拉比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音乐也很打动人，是犹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悲哀曲调。礼拜刚一结束我便大摇大摆地走到拉比的书房里要求见他，他接待我时还算过得去，待我说明了来意他便吓坏了。我只是求他给我和我的朋友乔施舍几个钱，可是看着他瞧着我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我已开口要把会堂租下来当保龄球场呢。最后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间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不是，他便发火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向一个犹太教牧师求援呢？我天真地告诉他我一贯信任犹太人，我是很谦卑他说这话的，仿佛自己不是犹太人是一个古怪的缺陷似的。这也是实话，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不，先生。他简直吓坏了。为了赶我走，他给救世军的人写了一张便条，说，“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说完他便无礼地转身照看他的会众去了。

        救世军当然也拿不出什么给我们。假如我们每人有两毛五分也可以祖一个铺在地上的床垫，可是我们两人加起来连五分钱也没有。我们来到公园里，在一条长椅上躺下。天正在下雨，我们便用报纸遮盖在身上。估计过了还不到半小时，一个警察过来一句话不说就狠狠扇了我们一掌，我们马上爬起来站在地上，还跳了几下舞，尽管当时没有一点儿心思跳舞。屁股上挨了那白痴王八蛋掴了一掌后，我真是又气愤又可怜，又沮丧又下贱，简直恨不得把市政厅炸掉。

        第二天早上，为了报复这伙好客的王八蛋，我们一早便精神焕发地站在一个天主教教士的门口了。这一回我让乔说话，他是爱尔兰人，还带点儿爱尔兰土腔。他的眼睛也非常蓝，温情脉脉的，只要乐意他还能叫它们湿润起来。一个穿黑袍的修女打开门，可她并不请我们进去，却要我们在走廊里等她去禀报那位好心的长老。过了几分钟那位好心的长老来了，像一部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我们这么早打搅他的嗜好是为了得到什么？

        一点儿吃的和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天真地答道。好心的长老立即问，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从纽约。从纽约吗？那么你们还是尽快回纽约去吧，我的孩子们。这个大块头、大胖萝卜脸的狗东西再也没有说什么便当着我们的面把门关上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俩像两只歪歪倒倒的双桅帆船一样无助地四处乱逛，又碰巧从教士家路过。老天爷在上，这个大块头、淫荡的萝卜脸正在从胡同里往外倒他的轿车呢！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时他朝我们眼睛里喷出一团烟，似乎是说，“这是赏给你们的！”那轿车很漂亮，后面装着好几只备用轮胎，好心的长老坐在方向盘后面，嘴里叼着一根粗雪茄。这雪茄这么粗，味道这么足，准是一根克罗那·克罗那牌的。他坐姿很优雅，你很难模仿得来。我看不见他是否穿了长袍，只看到嘴边淌下的肉汤和那根散发出香味的五十美分大雪茄。

        去第戎的路上我不由得追忆起这段往事。我想到在那些痛苦、耻辱的时刻我本该说、本该做而又没有说、没有做的一切，那时为了向别人讨一口面包就要叫自己变得不如一条虫子。尽管我非常镇定自若，这些老一套的侮辱和伤害仍使我感到痛苦。

        我仍能感觉到那个警察在公园里朝我屁股上掴的那一巴掌，尽管那只是一桩小事，你或许会说那是一堂短短的舞蹈课。我走遍了整个美国，也曾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到处都一样，你若想要面包就得去干活，去受人摆布。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傻瓜和螺钉、更多的带刺铁丝网、更多的狗食、更多的割草机、更多的滚珠轴承、更多的高效炸药，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毒气、更多的肥皂、更多的牙膏、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教堂、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前进！时间不等人，胎儿正在穿过子宫颈，却连一点润滑通道的羊水也没有。这是干燥、快把胎儿勒死的出生，没有一声哭号、一声喊叫。向来到人世间的孩子致敬！从直肠里腾腾放出二十一响致敬的礼炮。瓦尔特·惠特曼说，“我戴帽子全看自己高兴不高兴，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以前有过你可以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戴的时代，不过时代在变，现在为了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你得一直走到电椅上去，他们会给你一顶瓜皮帽戴。有点紧，怎么啦？不过没关系！挺合适。

        你必须呆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将生与死分为两部分的子午线上行走，这样才会明白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带电的肉体！民主的灵魂！血的浪潮！上帝的神圣母亲啊，这一番蠢活是什么意思？地球烤焦了，破裂了，男男女女像一窝兀鹰围着一具发臭的尸体一样汇集在一起，交配，然后飞往各处。我门就是从云里像沉重的石头一样落下的兀鹰，就是它们的爪和嘴，它的巨大的消化器官有一个专嗅臭肉的鼻子。前进！不怜悯、不同情、不爱也不谅解地前进！别请求宽恕，也别宽恕别人！更多的战舰、毒气、高效炸药！更多的淋菌！更多的链球菌！更多的轰炸机！越来越多，直到所有见鬼的工厂被炸成碎片，地球也一起毁掉。

        一下火车我就马上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那所公主中学离车站不远，我在薄薄的暮色中走过大道朝目的地摸去。正下着小雪，树上结的霜晶莹闪亮，我经过看上去像阴沉的候诊室的几家空荡荡的大咖啡馆。寂静、空旷的幽暗，这就是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小镇，那儿出产的芥未多得车载斗量，大桶，小桶，罐子和精致的大口瓶里都盛着芥末。

        一看到那所学校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到了大门口我仍拿不定主意，便站下考虑是不是还进去。可是我没有买回程车票的钱，再多想这个也没有多大用处。有一阵子我想给菲尔莫打电报，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个借口，于是只得闭上眼睛走进去。

        正巧勒普罗维西厄先生不在，他们说这天他休息。一个小驼背过来主动提出带我去勒桑塞尔先生的办公室，那是第二号人物。我紧跟在他身后，他蹒跚走路的怪样子使我觉得很好笑。

        他是一个小怪物，在欧洲任何一座不那么像回事的教堂门口栖息的怪物。

        勒桑塞尔先生的办公室又大又空，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着，驼背又冲出去找他。我在这儿觉得相当自在，这个地方的气氛使我清晰地想起了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我从前常常在那些地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某个满口甜言蜜语的王八蛋来细细盘问我。

        门猛地打开了，勒桑塞尔先生踏着碎步趾高气扬地进来了。

        我勉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常礼服，跟鲍里斯从前穿的那件一样，他的前额上垂下一络头发，斯麦尔佳科夫也许留的就是这种卷发。他严肃、好发脾气、目光锐利。他不说一句鼓励的话，马上拿来写着学生姓名、课时和课程的单子一次给我交代清楚，他告诉我给我拨了多少煤和木柴，接着又马上告诉我没有课的时间由我自行支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最后这一件是我听见他讲的头一桩好事，这话听了叫人那么舒服自在，我马上为法国祈祷了一次——为它的陆海军、它的教育制度、它的小酒馆及所有混账机构。

        这一套手续办完了，他拉拉一只小铃，听到铃声驼背便来引我去莱克诺姆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更像一个货站，到处搁着提货单和橡皮图章，脸色灰白的办事员用断铅笔在大本的笨重帐本上飞快地书写，待他们把我这一份煤和木柴分出来后我便和驼背一起推着一辆手推车朝宿舍走去。我将在顶层分到一间房，同学监监们住在同一侧。这情景有几分好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作战前准备的气氛，只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怀。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筒，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烤面包的、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卡嗒卡嗒响，车头发出的尖锐汽笛声既伤感又像是在发歇斯底里。

        待驼背替我生好了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张用了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嘀答嘀答过去。一道蓝光从外面街上透进屋里来，我倾听着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筒，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筒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住过一间屋里摆着一个煤箱子的房子，也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就此来说我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在感觉到自由自在的同时也觉得受到了束缚，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得到了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投那个合适人选的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金油”、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带着镣铐。我是带着一张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屋里的阴影更深了，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积了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的响声，过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燃旺了，可是并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有点儿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误了饭，那就意味着得空着肚子躺一夜，睡不着。于是，我惊慌了。

        离开饭锣敲响还有一会儿，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座又一座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疯了似的找寻餐厅。

        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我拦住了该拦的人，此人正是勒普罗维西厄，他对于同我巧遇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了，还有没有他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妥了。后来又冒昧添了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

        看来他倒是一个满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F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替我弄一杯热酒。在走到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到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了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莱克诺姆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拐弯烟筒的大火炉。饭还没有端上来，一个跛子跑进跑出，拿盘子、刀叉和酒瓶。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老实说，几乎是友好得过分了，我弄不太懂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屋里就挤满了人，于是他们很快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接着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斟满酒杯，唱起歌来……“一个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我呼唤着宙斯去鸡奸一个绞死的人。

        风在绞架上吹起，

        看，那个死人在晃动。

        我只得跳起来去好这个死尸，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满足。

        在过于狭小的肛门里亲吻，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看着它在那儿乱蹭。

        在过于宽大的肛门里亲吻，

        人们一无所知或是发泄怒气，

        那样的情景令人十分厌恶。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满足。”

        歌声刚落，卡西莫多②宣布开饭了。

        这些学监是一群快乐的人。那位克罗打起嗝来像头猪，一坐下来吃饭总要先放一个大屁。他们告诉我，他能一连放十三个屁，这个记录没有人能打破。还有勒普兰斯先生，他是一个运动员，喜欢在傍晚进城时穿一件无尾夜常礼服。他相貌英俊，真像个姑娘，而且从来不碰酒，也不读任何会伤脑筋的东西。他旁边坐着琅蒂·保罗，保罗来自米迪，他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说，“从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谈女人了。”他和勒普兰斯先生好得难舍难分。再下来是巴斯罗，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在学习医学，他到处借贷，没完没了地谈论龙沙、维荣和拉伯雷。坐在我对面的是莫莱斯，老夫子们的鼓动者、组织者，他执意要称一称肉，看看是否差几克分量。他在学校附设医院里占了一间小房子。他的死敌是莱克诺姆先生，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很大声望，因为大家都恨那个人。莫莱斯有个伙伴，叫勒佩尼普，他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家伙，容貌像一只鹰。他非常节俭，却当了一个放债人，他像阿尔布雷克特·杜瑞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阴郁、乖戾、难对付、爱抱怨、不幸、不走运和内省的魔鬼的混合，这些魔鬼组成了德国中世纪武士的神灵。他无疑是个犹太人。总之我到这儿不久他就死于一场汽车事故了，这个事件使我再也不用还借他的二十三法郎了。除了坐在我旁边的勒诺，其他人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他们属于那些毫无个性的一群，他们构成了工程师、建筑师、牙医、药剂师、教师等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同他们过一会儿就拿来取笑的人区分开，他们完全一钱不值，是构成名誉而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他们垂着头吃东西，而且总是第一批大叫大嚷要添饭的人。他们睡得很死，从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丧，他们是被但丁发配到地狱门厅去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按照惯例，一吃完晚饭就马上到城里去，除了留在宿舍里执勤的人。城市中有几家咖啡馆，都是又大又凄凉的大厅，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们聚集在这儿玩牌、听音乐。咖啡馆里挺暖和，这是我能替它们说的最好的好话，座位也过得去。总有几个妓女转来转去，为了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们会坐下来同你聊天。可是音乐糟透了，竞是这种音乐。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呆在第戎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一支法国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叫人疲乏、头痛的了。尤其是，这是一支悲枪的女子管弦乐队，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节奏很枯燥，像代数一样，又具有牙膏那种合乎卫生的稠度。这种呜咽怪叫一小时竟要收那么多钱，而且迟到的人活该倒霉！它演奏的调子是那么悲哀，似乎老欧几里得用后腿站着吞下了氢氰酸。思想的王国已由理智完全开拓，没有给音乐创作留下一点点地盘，只除了手风琴的空板条，风呼啸着从中穿过，将太空撕成了碎片。不过在这个边远的城镇里谈论音乐就像在死牢里做梦喝香槟一样荒唐，音乐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甚至连女人也不想了，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寒冷、荒芜、阴暗。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注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上刻着高康大的话。咖啡馆内部却像一个停尸所。不管怎样，还是往前走吧！

        我有的是时间，却没有一文钱花。我一天只上两三个小时的会话课，以后就没有事了。教这些可怜虫英语又有什么用呢？

        我真替他们难过，整个上午苦苦地念《约翰·吉尔平的旅行》，到了下午又上我这儿来练习一种死去的语言。我想起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读维吉尔的作品或是吃力地念《赫尔曼和多罗特哑》这类谁也看不懂的废话。真是疯了！学问是只空面包篮！

        我又想起卡尔，他能把倒背如流，他每写一本书都要在里面拼命恭维不朽的、千古流芳的歌德。尽管如此，卡尔却缺乏常识，找不到一个阔女人，无法弄一身换洗内衣。这种以排队领救济食品和住防空洞告终的、对过去的眷恋中有一种讨人厌的感伤，这种精神上的喧哗是令人讨厌的，它竟许可一个白痴往德国大炮、无畏战舰和高效炸药上洒圣水。每一个满腹经纶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

        我来到了这儿，本是来传播法美友好福音的。我是一具僵尸的使者，他四处掠夺，酿成难以描述的痛苦和不幸，现在却梦想要建立世界和平了。呸！我真不明白，他们指望我讲什么？

        讲、讲关税壁垒、讲美国的《独立宣言》、讲最近一次流氓团伙之间的火并？讲什么？我想知道要我讲什么。唉，告诉你们，我从未提起这些。我开门见山，讲了一堂爱情生理学。

        我讲的是：大象怎样做爱。这一招灵极了，第一天过后便再也没有空板凳了，头一堂英语课后他们都站在门口等我到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提各种问题，像是屁也没学会一样。我让他们不停地问，我教他们提出更难以启齿的问题。“什么都尽可以问。”——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这儿我像一个来自无拘无束的精灵的国度里的全权大使，来这儿旨在创造狂热和激动的气氛。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说，“在某些方面，物质世界像一个讲过的故事一样悄然逝去，像幻觉一样化为乌有。”看来这话表达了在学问的空面包篮后面大家的普遍看法，我自己却不信这话，我不信这伙王八蛋企图硬往我们肚子里塞的一切鬼话。

        如果没有书可看，不上课时我就上楼到学监的宿舍里找他们闲聊。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知得可笑，尤其对于艺术界的事情，他们差不多同学生一样无知。我好像闯进了一所没有标明出口的、私人开办的小疯人院一样，有时我在拱廊下窥探，看着孩子们大步走过去，脏兮兮的缸子里插着大块大块的面包。

        我自己总是觉得饥饿难忍，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赶上早饭。早饭总在早晨一个荒唐的时辰开，而那会儿睡在床上真是舒服极了。

        早餐是大碗大碗的发蓝的咖啡和一块块白面包，没有奶油可抹。

        午饭是菜豆或扁豆，撒进去一点点肉屑使它看起来开胃些。这种食物只适合给做苦工的囚犯吃、给砸石头的囚犯吃。酒也很糟糕，不是搀了水就是变了味。这些食物有热量，不过烹调不得法。据众人说，莱克诺姆先生应对此负责。这话我也不信，人家花钱雇他，目的是要他不叫我们饿死就行。他并不问我们是否有痔疮或疗疮，并不关心我们是嘴细还是嘴粗。为什么要关心？他只是受雇去用这么多克的菜肴生产这么多千瓦的能量，一切都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这全在脸色青白的办事员早晨、中午和晚上抄抄写写的厚帐本上仔细计算过，借、贷这两部分用一道红线从中间隔开。

        空着肚子在四合院里徘徊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有一点儿痴狂，我有一点儿像“愚蠢的查理”那个可怜虫，只是没有奥代特·德·尚帕狄丰来跟我玩牌。有一半的日子里我得向学生讨烟抽，有时正上着课我就跟他们一起啃开了一点干儿面包。炉子总灭，所以我很快便用完了配给的木柴。要哄得管宿舍的办事员拿出一点儿木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最后我对此恼火极了，便上街去捡柴，像一个阿拉伯人似的。我很惊奇，在第戎的街道上几乎捡不到能生火的柴。不过这些小小的征集木柴的远证将我带到了陌生的地域，我渐渐熟悉了据信是以一位名叫菲利贝尔·帕尔隆的已故音乐家命名的一条小街，那儿有好几家妓院。这块地方总是会叫人更快活一些，有做饭的味道、有晾出来的衣物。我偶尔也看到在妓院里闲荡的可怜的傻瓜，他们比在城镇中心见到的穷鬼还好一些，每次穿过一家百货店时我都会碰到这些穷鬼。为了取暖我常常这样穿来穿去，我估计他们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这样做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愿为他们买一杯咖啡的人，由于寒冷和孤独他们显得有一点儿痴呆，而当蓝色的夜幕降临时整个城市都显得有几分痴呆。你可以任选一个星期四在主要马路上散步，一直走下去也永远不会碰到一个胸襟宽大的人。六七万人——也许更多——穿着羊毛内衣，无处可去，无事可做。他们生产出一车车芥末。女子管弦乐队笨拙地奏出《快乐的寡妇》。大旅馆里提供银质服务。一座公爵的宫殿正在一块块、一点点地朽掉。树木在霜冻下发出尖厉的响声。木头鞋子不停地格登格登响。那所大学在纪念歌德的忌日，或者是诞辰日，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了（通常人们是纪念忌日的），总之这是一件蠢事，人人都在打哈欠、伸胳膊。

        从马路上一路走进四合院，我总会产生一种深切的徒劳无功的感觉。院外是一片凄凉和空虚，院里也是一片凄凉和空虚。

        这座城镇笼罩在一种卑下的贫乏和啃书本的浓雾中，学的全是以往的渣滓。教室分布在里院四周，很像在北方森林中见到的小屋，学究们就在这儿尽情大发宏论。黑板上写着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法兰西共和国的未来公民得花毕生时间才能忘掉这些胡话。有时在马路边的大接待室里接待家长们，那儿摆着古代英雄的半身塑像，诸如莫里哀、拉辛、柯奈、伏尔泰之流。无论何时又一个不朽的人被摆进蜡像馆后，内阁部长们总要用湿润的嘴唇提到所有这些稻草人（没有维荣的，拉伯雷的和兰波的胸像）。总之，家长们和这些衬衣里塞了东西的蜡像在这庄严肃穆的会议上碰到一起了。国家雇了这些蜡像来矫正年轻人的思想，总是这样矫正，总是用这种美化庭院的方法使思想变得更有吸引力。小孩子们偶尔也上这儿来，人们很快便会把这些小向日葵从托儿所里移植出去装饰城市的草坪。有些只是橡皮植物，只消用一件破衬衣就可以很便当地掸去上面的尘土，一到晚上他们便急急忙忙没命地逃进宿舍里去了。宿舍！

        这儿亮着红灯，铃像消防队的警报一样呼啸，这儿的楼梯踏板由于人们常一窝蜂涌向教室被踩出了空洞。

        还有那些教师，起初几天我甚至同他们中的几个人握了手，当然在拱廊下擦身而过时也总少不了碰碰帽子相互致意。可是根本谈不到倾心交谈，也谈不到走到街角那儿一起喝上一杯。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有许多人显得像是吓破了胆。总之我是属于另一阶层的，他们甚至不愿同我这种人分享一只虱子。只要一看到他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一看到他们过来我就暗暗诅咒。我常常靠着一恨柱子站在那儿，嘴角上叼着一根烟，帽子扣在眼睛上，待他们走到听得见的地方我便狠狠啐一口唾沫，再抬起帽子来。我甚至懒得张口同他们打招呼，我只是从牙缝里迸出一句，“去你妈的，杰克！”说完就拉倒。

        在这儿呆了一星期后我就觉得已在这儿呆了一辈子，这就像一场可怕的恶梦，简直摆脱不了它。想着它我常常会昏睡过去。几天前我才到了这儿，当时夜幕刚降下，人们在朦胧的灯光下像老鼠一样匆匆赶回家去，树木带着宝石尖般的恶意闪闪发光，我不止一千次地想起了这一切。从火车站到这所学校一路上犹如穿越但泽走廊的一次散步，到处毛茸茸的、有裂缝，令人神经紧张。这是死人尸骨铺砌的胡同，下面埋着衣衫褴楼、歪七扭八、互相搂抱在一起的死人，还有沙丁鱼骨制成的脊骨。

        学校本身像是矗立在一层薄雪之上，它像一座倒置的山，其山顶直插地球中心，上帝或魔鬼在那儿总穿着一件紧身衣干活，为那个始终不过是梦中遗精的天堂磨面粉。如果太阳出来过我也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从那边结了冰的沼泽上吹过来寒冷、油腻的雾，铁道就是在那儿消失在阴郁的群山中去。距火车站不远有一条人工运河，也许它是一条天然河也不得而知，它躲在黄色的天幕下，突起的两岸边斜搭着一些小棚屋。我突然悟到周围还有一座兵营，因为我不时遇到一些来自交趾支那的黄皮肤小个子，这伙扭来扭去、脸色焦黄的小矮个儿身着袋子似的肥大军衣四处乱瞅，活像放在刨花中的干骨架。

        这地方见鬼的中世纪遗风极难对付、极顽强，它低声呻吟着来回摇晃，从屋檐下跳出来向你扑来，像被割断脖子的罪犯那样从滴水嘴上垂下来。我不断扭过头去看身后，一直像一只挨脏叉子扎的螃蟹那样走路。所有这些肥胖的小怪物，所有粘在圣米歇尔教堂正面墙上石板状的雕像都跟在我身后走过弯弯曲曲的小胡同、拐过街角。圣米歇尔教堂的正面到了夜间便像一本集邮簿一样打开了，使你面对着印好的纸张上的吓人景物。灯熄了，这些景物也从眼前消失，像文字一样静寂无声，这时教堂正面的墙显得非常庄严雄伟。古老、粗糙的正面墙上的每一道缝里都回荡着夜风的沉重呼啸声，冰冷、僵硬、呈花边状的碎石上洒了一层朦朦胧胧的、苦艾酒般的雾和霜的涎水。

        教堂耸立的这个地方的一切似乎都前后倒了个儿，教堂本身在几世纪以来雪的侵蚀下也一定偏离了它的地基。它坐落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像一头死去的骡子那样迎着风蹲着。风穿过莫奈街呼啸而来，像胡乱飘扬的白发。它绕着白色拴马桩回旋，这些桩子挡住了公共汽车和二十匹骡子拉的马车的通道。有时清晨从这个出口摇摇摆摆出来后我会同勒诺先生不期而遇，他像一个贪吃的修道士一样把自己裹在修道士的长袍里，用十六世纪的语言同我攀谈。于是我同勒诺先生并排走，这时月亮像被刺破的气球从油腻腻的天空中跃出，我亦立刻堕入了超然的王国中。勒诺先生讲话干脆利落，像杏子一样淡而无味，带着很重的勃兰登保人的口音。他常常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地谈起歌德或费希特，深沉、凝重的声音在广场上顶风的角落里发出隆隆的回声，像去年的雷鸣。尤卡坦人、桑给巴尔人、火地岛人，把我从这张海绿色的猪皮下救出来吧！美国北部堆积在我周围，冰河时代的狭湾、顶端呈蓝色的脊骨、疯狂的灯光，还有淫荡的基督教圣歌像雪崩一样从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延伸到爱琴海。一切都像泡沫一样冻得硬硬的。思想被禁锢，四周结上了霜。从卖弄小聪明的凄凉的包裹里传出被虱子吞食的圣人发出的快窒息的嗓音。这时我在场，裹在羊毛里，包在襁褓里，带着镣铐，被人割断了脚筋，不过我没有参与此事，我一直白到骨头里，不过有一种冷的碱性成分，有桔黄色指尖的手指。无恶意，对了，不过不爱做学问，没有天主教徒的柔肠。无恶意而又无情，像在我之前驶出易北河的人一样。我眺望大海、天空，眺望不可理喻而又相距不远不近的一切。

        风吹动脚下的积雪，雪花随风飘动，使人发痒、刺痛，它们发出含混的啸声，被风卷到空中又纷纷扬扬地落下，裂成碎屑洒下来。没有太阳，没有咆哮的海浪，没有拍打堤岸的滔天巨浪。寒冷的北风带着有刺的矛尖吹来，冷冰冰地、刻毒地、贪婪地，具有破坏性，使人疲软无力。街道用弯曲的肘部支撑着身子走远了，它们逃离纷乱的景物，躲开严厉的注视。它们沿着不断变幻的格子瞒珊而去，从前面绕到教堂后面，砍倒塑像，推平纪念碑，拔出树木，封住小草，从土地中吸去其芳香气味。

        树叶变得同水泥一样干枯，露水也无法再使它们滋润起来，月亮再也不会把它的银光洒上无精打彩的叶片。四季循环即将陷于停顿。树枯萎了。马车发出明晰的竖琴似的砰砰响声在云母般的车辙中滚动。阴惨惨的、没有骨头的第戎在顶上有积雪的山峦间的空地上沉睡。夜里没有人活着或走动，只除了朝南去、朝青玉色的地域移去的不安分的精灵，然而我没有睡，仍在游荡。我是一个游荡的鬼魂，一个被这个冷冷的屠宰场吓坏了的白人。我是谁？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堕入了刻毒的人性的冷墙中，我是一个白色的人影，在挣扎、在沉入冰凉的湖水中去，上面压着一大堆脑壳。于是我在高纬度的冷地方住下来，白垩的阶梯染成了深蓝色。黑暗走道里的土地熟悉我的脚步，感觉到上面踩着一只脚，一只翅膀在扑动，一阵喘息，一阵颤抖。我听见学识受到嘲弄，人影在向上攀，编幅口中流出的涎水从空中滴下，落在纸板糊的翅膀上发出叮当声。我听到火车相撞、链子哗啦乱响、车头轧轧响着喷气、吸气，流水。一切都带着陈旧的气味透过清雾向我袭来，还带着黄色的宿醉、诅咒和磨难。

        在第戎下面，在极北地域下很深的冥冥核心中站着埃阿斯，他的双肩被缚在磨盘上，橄榄叶吱吱作响，沼泽地里的绿水因为有了哇哇叫的青蛙而充满生机。

        雾和雪、高纬度地区、渊博学识、发蓝的咖啡、没有抹奶油的面包、扁豆汤、罐头猪肉煮豆子、放了很久的奶酪、没有烹熟的食物和糟糕的酒已使这整座感化院里的人陷入便秘的窘境中。正当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屎时厕所的下水管道又冻住了，大便像蚂蚁丘一样堆积起来，人们只得从那个小台子上下来，把屎拉在地板上。于是它在地上冻住了，等待融化。到了星期四驼背推着他的小推车来了，用扫帚和一只盘子样的东西掀起这一摊摊又冷又硬的大便，然后拖着一条枯萎的腿用车子推走。走廊里扔满了手纸，像捕蝇纸一样粘在脚下。一俟天气转暖这气味便更浓，在四十英里外的温彻斯特都闻得到。早上拿着牙刷站在这一堆发酵成熟的大粪前，这股冲天臭气会使你的脑袋发晕。我们都穿着红色法兰绒衬衣站在旁边，等着轮到自己对着下水孔漱口。这很像威尔弟一出伟大歌剧中的一段抒情调——有滑车和罗网的砧琴合奏。夜里迫不急待要上厕所时，我便冲进勒桑塞尔先生的专用卫生间，它就在汽车道边上。我们的马桶上常常沾满了血，他的马桶也没有冲洗，不过至少可以坐下来出恭。我把自己的一摊大便留给他，作为一种尊敬的表示。每天晚上饭快吃完时守夜人便进来同大家一起干杯，他是整个学校唯一一个我能引为同类的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提着一盏灯和一串钥匙。他整夜巡逻，像一部机器那样机械。大约到了把很陈的奶酪传递给大家的时候，他就会闯进来讨一杯酒喝。他站着伸出手来，头发很坚硬，像一头大猎犬，面颊红润，胡须上沾着晶莹的雪。他咕哝了一句什么，那位卡西莫多便递给他酒瓶。他双脚牢牢地戳在地上，一扬脖子酒便下去了，只是缓缓地一大口便喝完了。我觉得他像是在把红酒灌下肚去，他的这个动作使我感动得不得了，他几乎是在喝下人类同情心的渣滓，仿佛世界上的爱与怜悯能这样一口喝干了事，仿佛日复一日这是唯一能挤压在一起的东西。他们已把他弄得连只兔子都不如了，在他们的筹划中他还抵不上胯青鱼用的盐水呢。他不过只是一堆行尸走肉，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喝完酒后他环顾四周、朝我们微笑时这个世界好像四分五裂了，这是甩过一道深渊的微笑。整个发臭的文明世界像一块沼泽地一样处于这个深渊底部，这种犹犹豫豫的微笑像一座海市蜃楼一样在上面飘忽不定地摇曳。

        晚上散步回来时迎接我的仍是这种微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站在门口等老头儿巡逻回来，当时我有一种健康愉快的感觉，我愿意一直等下去。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他才打开门，在此期间我安详、从容地观察四周，仔细看每一件景物。我看到学校前那棵树枝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的死树和街对面的房屋，这些房屋在夜晚改变了颜色，现在轮廓更清楚了。我听到一列车隆隆驶过西伯利亚荒原，看到于特里约画的围栏、天空、深深的车辙，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两个情人来，他们走几码就要站下拥抱一番。待我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我便倾听他们的脚步声，我听到他们突兀地站下，接着便是缓慢、曲折的漫步。

        我能感觉到他们靠在一根围栏上时两人身体在下堕，能听到他们拥抱前肌肉绷紧时鞋子发出的吱吱响声。他们在镇上漫游，穿过弯弯曲曲的街道朝水平如镜的运河走去，那儿的水黑得像煤块一样。这事有点儿蹊跷，在整个第戎找不出另外两个像他们这样的人。

        与此同时老头儿仍在巡逻，我听得到他的钥匙叮当乱响、他的靴子发出的咯吱声和执著机械的走路声。最后我听见他沿着车道走过来开大门，这座有顶的大门很古怪，门前没有壕沟。我听见他在锁上摸索，他的手僵硬了，他的脑袋发木了。门推开时，我看到他头顶上罩着小教堂上方的一个辉煌的星座。每一扇门都已锁上，每一个房间都已闩上，书本都合上了。夜幕低垂，像匕首尖一样锐利，像疯子一样烂醉如泥。这就是虚无的无限了。在小教堂上空悬着的这个星座，像一位主教的法冠。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它每月都低垂在小教堂上空，又低又明亮，犹如几把匕首尖，这是彻底的虚无发出的强光。老头跟我来到车道拐弯处，门无声地关上了，同他道晚安时我又看到了那种绝望、无助的笑容，像从一个失去了的世界边缘上掠过的一颗闪光的流星。我仿佛又看到他站在饭厅里，一扬脖子红酒便灌进了肚子。整个地中海似乎都装进他肚于里了，桔子树林、柏树、有翼的雕像、木结构的庙宇、湛蓝的大海、僵直的面具、神秘莫测的数字、神话中的鸟、蔚蓝的天空、小鹰、阳光明媚的小海湾、盲诗人及留胡子的英雄。这一切业已逝去，沉入北方涌来的雪崩之下。它们已被掩埋，永远死去，只遗下一个记忆、一个无羁的希望。

        我在车道上徘徊了一会儿，体验这夜幕、这阴暗的屏障和难以名状的、紧紧攫任人的空幻感，然后我沿着围墙边的碎石路快步走开，穿过拱门和柱子、铁楼梯，走过一个又一个四合院。一切都锁得严严实实的，锁起来好过冬。我找到了通向宿舍去的拱廊。从肮脏不堪、结了霜的窗子里透出的惨淡光线倾泻在楼梯上，各处的油漆都已脱落，石头被掏空，楼梯扶手嘎嘎直响。楼梯顶上那盏微弱的红灯发出的光穿透了铺路石上散出的潮气形成的苍白、模糊的蒸汽团。我大汗淋漓、惊慌失措地爬上最后一段楼梯，即塔楼。我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走过空寂无人的走廊，每个房间都是空的、锁上的，都正在朽掉。我伸手在墙上摸匙孔，握住门把手时总会慌乱一阵。总有一只手抓着我的衣领，预备把我猛拽回去。一进屋我就锁上门，我每天晚上都在创造奇迹，这个奇迹便是不等被人扼死、不等被人用斧头砍倒就进屋。我听见老鼠在走廊里跑过，在我头顶上的粗椽子之间大咬大嚼。灯光像正在燃烧的硫磺一样耀眼，屋里充满从未通过风的房子里的那种又亲切又难闻的恶臭味。装煤的箱子像我离开时一样仍摆在角落里，炉火熄了，这极度的寂静倒叫我觉得像是听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声似的。

        于是我独自呆着，带着极度空虚的渴求和恐惧，整间房子都听凭我的思绪驰骋。除了我和我所想的、所畏惧的一无所有。

        我尽可以去想最最异想天开的事情，尽可以跳舞、啐唾沫、做怪相、诅咒谩骂、掩面大哭——谁也不会知道，谁也听不见。一想到这种彻底的独处生活就足以使我发疯，就好像一个人利落地生下来，一切牵挂都割断了，分割开，赤裸裸的、独自一人呆着，同时也尝到了幸福和痛苦。你有的是时间，每一秒钟都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你身上，你在时间中被溺死。沙漠、大海、湖泊、大洋。时间像一把砍肉斧头在一下下砍击中逝去。虚无、大千世界、我和非我。Oomaharumooma。每一件事物都得有一个名称，每一件事情都得通过学习、考验和体验才能掌握。亲爱的，别客气。

        寂静是乘着火山状的降落伞降临的。在那边贫脊的群山中，机车正拖着商品朝广阔的冶金地区隆隆驶去。它们在钢铁路基上滚动，地上洒着矿渣、炉渣和紫色矿石。车里装着海带、鱼尾板、钢材、枕木、盘钢、厚金属板、叠合材料、热轧钢箍、软木条和迫击炮车，以及佐泽斯矿石。轮子是U-80毫米的，或者更大。机车经过盎格鲁—诺曼式建筑的堂皇标本，经过了步行者和男同性恋者、露天冶炼炉、使用贝塞麦法的磨坊、发电机和变压器、生铁块和钢锭。众人都自由自在地在五星状的胡同里过来过去，行人和男同性恋者、金鱼和玻璃丝样的棕桐树，驴子在抽泣。在巴西广场有一只淡紫色的眼睛。

        我很快回想了一遍我所认识的女人，这就像一条我用自己的痛苦锻造的铁链，一个套着另一个。这是畏惧分居、畏惧总也长不大。子宫之门总是拴着的。恐惧和希望。血液里蕴藏着天堂的吸引力。来世，总是来世。这完全起源于肚脐，他们在这儿割断了脐带，在你屁股上掴一掌，然后全妥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是一只没有舵的船。你先看看群星，再瞧瞧自个儿的肚脐。你身上到处长出眼睛来，腋下、两嘴唇间、头发根上、脚心。远的变近，近的变远。里外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成为蜕下的皮。你就这样一年年四处漂泊下去，直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死滞的中心，你将在这儿慢慢腐烂，慢慢变成粉末后又重新散落到各处，只有你的名字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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