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

        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我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冠华已身患绝症，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我曾感慨地对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都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我们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那正是星期日，马科斯夫妇笃信天主，我们在他居住的国宾馆总统楼的草坪上临时布置了星期日弥撒的场地。当我们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会见记录后带着疲惫的身躯推开窗户时，正好俯视总统一行在草坪上祈祷。当时我突然觉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奋力拚搏。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湿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我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我从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到达宾馆房间时，与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我。我惊异地问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找你算zhang账！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我问她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给我讲她被折腾的故事。她说头天晚

        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她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十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小唐接电话时，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我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冠华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就只好眼睁睁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恶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

        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

        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４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1973年4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

        的屡见不鲜的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９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多年前的家庭纠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错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政治界线可划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乱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６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

        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上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放下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们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事。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以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我说我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想父亲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推荐这个年轻人上大学。几年后，他学成分配到一个省的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从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后就立即赶来北京，但追悼会已过。

        想到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抛弃，士钊（行严）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从此赋予我这多彩的人生。为什么一直要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许多情！

        我独立一隅，等待暴雨稍缓再下去上车。但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急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我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乱成一团麻。这时天上打起响雷，我的生活的基础似乎也被这轰隆隆的雷声震得来回晃动，找不到平衡！

        这天晚上，我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周总理那里开会。我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我们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珍重。我很想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我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压力。再说万一那是吓唬我的，虚惊一场呢！

        7月2日，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京赴广州。因为父亲已病故，原定的直飞香港接他回北京的专机改在香港追悼会和遗体火化之后去广州迎回骨灰。我们一行人在广州过夜，7月3日经深圳罗湖去香港。2日傍晚到达广州后心情坏极了。当时没有程控直拨长途，我挂了号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种种愁绪涌上心头。我实在无法入睡，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信。1973年的上半年，我们之间在难得见面的情况下，虽近在咫尺却只能靠通信传递感情的信息。后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纸片的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藏，得以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气横溢的书信却从此没有下落。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

        ……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中明亮的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

        祝你一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无愧。

        一周后，在我经历了一场失去父亲的深刻感情震动之后，捧着他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儿妞妞乘周总理派的专机回到北京。飞机下降时，我从机窗里一眼就看到了冠华在列候骨灰的领导人行列中。他安然无恙，我顿感心头的重压消失了。在机场的忙乱中，冠华抽空对我耳语说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况告诉我。不过并没有等到我晚上见到冠华，我已经知道这“重要情况”了。在我刚刚把殷夫人、眉妹安顿在北京饭店住下之后，7月1日出发前给我打招呼的“朋友”赶来饭店告诉我，在我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冠华面临的是难以预见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甚至后来的相当长一段岁月中，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我望着冠华那疲惫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种局面，我虽略知原由，但也远非我力量所能改变。我只得叹口气对他说：“有什么必要讲牵连呢！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老仲也在一边叹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交真是比外交复杂得多。我和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状态。每当他晚上来我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我家，再由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我们住同一胡同，我在西头，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想起来，这真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们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必须用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后，我见到老仲的夫人刘锦琳同志，那时她也已失去老仲。我们看着彼此两鬓的白发，说起当年这段荒唐的历史，都不禁湿了眼眶，无限苍凉，无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当时要准备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无论他和我都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同志写了以下这个便条。多年后，刘锦琳同志给了我这张条子的复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老乔

        28／9．73

        从局外人看，冠华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毛主席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主席、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党的十大，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他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老仲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一切情感？冠华对他献身的事业是如此地忠贞，不论他个人遭受到什么委屈，人们三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的却依旧是那个精神抖擞，具有独特外交风度和魅力的中国外交家，他的发言又一次令多少听众折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许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在那光辉成就的年月，我和冠华一同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何等风光，可谁又能看透我内心为冠华的担忧，谁又能想到我们在那风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将来的厄运和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难，为一场我们自己并不懂的政治斗争作出沉重的牺牲？

        70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易在国外可以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

        1973年的10月，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去纽约参加联大。我们尽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刚刚经历过的一切。这年中东发生战争，安理会会议很紧张。冠华最喜欢这种国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剧烈辩论的年头，华就精神百倍，真是“斗志昂扬”。我看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外交事业。我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我真是不寒而栗。于是我给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我当时的确私心很重，我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我反复劝说下，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冠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冠华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我说我猜周总理懂得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冠华和我按时回到了北京，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有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我们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

        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大的！

        当1973年12月，那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时，我和冠华十分期望早日成个家。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1973年初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已变得很苦涩。我们只觉得精疲力竭，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漂浮的小船，此时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华决定尽快结婚，使我们互有依靠。冠华决定搬到我家来，放弃外交部为他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总理亲自定的。在我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冠华和我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后来周总理又告诉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我们结婚后住在哪里。我说外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总理听了皱起他那两道浓眉说：“章可（我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我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我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于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试探说：“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周总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简单。行老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这个房子当初是主席同意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时，在追悼会前，我对殷夫人和你妹妹亲口说这房子是政府为行老修的，今后你们海外亲属任何时候回来看看，这都是你们的家。你是共产党，说还给国家就还了，以后行老这么多海外亲属知道了怎么说？他们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我周恩来说话不算数！”我不吭声了。周总理接着直视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我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去。”周总理还是逼视着冠华问：“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冠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后来毛主席听到了，说这样好，还风趣地对冠华说：“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

        就这样，1973年的12月11日，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我的家里，从此它成为我们的新家。我深信父亲地下有灵是万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华同我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父亲已经知道我们准备结婚，为此他很高兴。他对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父亲说我们结婚时他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我们的婚礼，他要送我们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买礼物了。说着，父亲从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张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父亲嘱我为他办了一个定期存折。此时，父亲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我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留着回北京用。但父亲执意要我们收下。我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成了我保证他营养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车把冠华报房胡同的家搬来我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做的。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像样的任何家用电器！这就是冠华！他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他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牛奶！而冠华正好属牛！当年他迁来我家的那套绿色尼龙绒面的沙发是60年代中期缅甸使馆替换下来运回国的。这套沙发至今仍在我的客厅里。它们已经过几次修理，我却仍不舍得替换掉。女儿去年为我修缮房屋，她懂得我不愿舍弃这套大约已经使用了三十年的旧沙发，就给它们做了几个大套子。

        冠华迁入我家后的几天之后，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酒会，招待冠华的同事，算是婚礼吧！来参加的自然都是显贵的部长们。奔驰车在大门口停了一长溜儿，真正是车水马龙！但是就在这个本来值得欢庆的婚礼之夜，我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种对未来的惶惑。

        第一件发生的意外是当我为每位贵客斟上茅台酒，请大家干杯时，冠华和我忙着招呼客人没有立即喝杯中茅台。此时一位部长喝了一口后迟疑地问冠华：“老乔，你这倒的是酒吗？”其他部长们也同声说：“老乔，你开的什么玩笑？这是白水吧？！”我和冠华赶紧尝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问冠华哪里拿的茅台。冠华说是从饭厅拿的。我忙去查问，原来当时有一位照顾我父亲的女孩子还住在我家。她用一个茅台酒空瓶装凉开水。这天晚上她装了水放在饭厅桌上，被冠华当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这插曲当个笑话，说冠华舍不得请客人喝茅台，用白开水充数，冠华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我从来都有点迷信好兆、恶兆。在婚礼上浓烈的茅台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水，难道这会是一种不祥的预示吗？

        客人散尽之后，冠华很兴奋，说出去看看月亮。我说那么冷，别出去了。他却非要去，说今晚一定要赏月。我只好给他取大衣围巾，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冠华说：“多好啊，多美啊，我们能在一起了！”我说：“是啊，不过今晚的招待会实在像次外交活动不像婚礼！”冠华叹口气说：“没有办法，这也是应酬！”我忽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吗？”他说不知道。我叹口气说：“教堂的婚礼！”冠华捏了捏我挽着他手臂的手说：“别瞎说了！”我说：“真的，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

        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心，说出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这种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圣洁的，一生一世不能背叛的。”冠华说：“你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用不着对天主起誓。还是对着月亮吧！那是最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早知道冠华酷爱月亮，他对着月色特别动情。但我却隐隐地觉得那月光太冷漠太清淡，几乎使人感到凄凉。我不禁想起那些写月光的诗句中很多都是写别离情的。我想起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无比哀怨的爱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发出的吗？我努力想赶走那些不祥的联想，此时冠华突然又说：“我们不用什么誓言，只要信任就够了。将来有一天，假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着你，你拉着我。假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要饭，我们还是在一起。”我顿时心头一惊，一阵寒流穿过全身。这婚礼之夜我们怎么会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说：“太冷了，快进屋吧！都是这月亮，我们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怎么，这婚礼之夜的月下对话总是顽固地在我心里忽隐忽现，驱之不散。冠华逝世之后，我就更为经常地想起那个夜晚，也更相信命运。冠华和我不论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现实政治生涯中有过什么错误，但我们两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们又如此真诚地相爱，彼此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为什么我们的结局会这样悲怆？！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带着对幸福的梦幻和对未来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我和冠华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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